世纪灾难：为毛主席追悼会花圈引燃火灾殉葬的大年三十 
　　1977,伊犁那场死伤800余人的特大火灾 来源： 李文斌的日志 http://blog.renren.com/share/240050134/7762865934
　　【按语】媒体从来没有披露，曾经发生过20世纪最大俱乐部火灾，697位花季少年儿童，为毛主席追悼会花圈罹难：1977年除夕之夜,地处祖国西北边境的新疆霍城县境内的兵团农四师61团场礼堂发生了一场惊天大火。火势凶猛,瞬间便夺走了697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为少年儿童。从此,这个团场的街头几乎见不到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身影,家家户户与欢乐绝缘。
　　1977,
　　难忘伊犁61团场那场死伤800余人的火灾　
　　1977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
　　2007年2月18日，人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1977年2月18日……
　　那年，那月，那日，23时许，燃烧了一个多小时的大火终于熄灭，当时的伊犁农垦局61团场的694条生命被火魔吞噬……
　　30年过去了，对于生活在61团场的人们来说，“2·18”火灾留下的阴云仍未完全散去。谈及那场灾难，每一个情节都会像放电影一样时刻闪现在他们的眼前。
　　对于全社会而言，迄今为止，“2·18”火灾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　694条生命呀！这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在一场火灾中夺去生命数量最多的一次灾难　2007年2月17日，除夕，农四师61团场“三大片”墓场一个月前还被厚厚积雪覆盖的坟堆已看不到雪的印痕。
　　早春温暖的阳光散散地落在一座座坟堆前，水果、鲜花、香烛……
　　偶有纸钱飞落在墓地上某一坟堆前，稍作停留后继续飞舞。
　　3公里外的61团场团部，红色的火焰，撕心裂肺的哭喊，令人窒息的味道。悲伤，不会因为春节的到来而远去……
　　30年前的大年初一夜，团部最繁华最热闹的场所在一场大火中变成了一座坟墓，694条生命瞬间消失，几百个幸福家庭支离破碎　事后的一份调查报告里这样写道：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当远在80公里之外的消防车赶来的时候，礼堂已如同一个填满了燃料的巨大炉子。还未等到消防车将礼堂的余火扑灭，守候在外面的数千名死难者的亲属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涌上前去，人们还在幻想会有活着的人，会等待他们去营救。但一切都不可能。694条生命永远消失在了这场大火之中，161人受伤致残。在遇难者中，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597人…… 
　　●记忆篇
　　●1977年2月18日22时许，伊犁农垦局61团场礼堂突发大火，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694条生命被火魔吞噬，161人在大火中受伤致残。遇难者中，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达597人……
　　●“开学后最大的感受是，原本拥挤的校园寂静得让人害怕！”61团场老教师胡佐国回忆当年春季开学时的情景说。
　　●“三大片”是61团场“2·18”火灾遇难者的集中安葬地。之所以称之为“三大片”，是因为用三块连片的墓地才将遇难者埋葬完。
　　●此后每年的2月18日晚，在61团场“三大片”墓地上，一堆一堆的纸钱都会在夜风中无声地燃烧，30年如一日。起风的时候，纸钱被风吹起，飘飘荡荡仿佛黑蝴蝶一样，传递着阴阳之间遥遥的思念。
　　●灾难中死里逃生的人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们留住了宝贵的生命；不幸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从大火中最后一个逃出来的仇茹萍说，大火之前，14岁的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完整的家庭，大火之后，她瞬间成了孤儿。“接受这个现实，我用了好几年时间。”仇茹萍说。
　　正月初一，悲怆之夜
　　197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
　　较之前两年相比，这个春节的节日气氛比较浓烈，因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团场收成不错，春节前团场供销社采购了不少鞭炮。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给老百姓、特别是孩子带来快乐的就是电影了。
　　“晚上9点在团场俱乐部露天场放映朝鲜影片《战友》。”大年初一清晨，这则消息在寒冷的空气中传递着节日的温暖。
　　20时左右，团场宣传股马干事、放映组组长何生奎及放映员小高已经做完放映电影的前期准备工作。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银幕已经高高挂起，放映机也架好了……
　　“30年前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而且那天来了寒流，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左右，人站在露天脚很快就被冻麻了。”仇茹萍回忆说，因为天气太冷，在电影开演前的十几分钟，突然听到有人说放映点改到身后的礼堂了。
　　“这下不用挨冻看电影了！”大家纷纷拿起携带的小凳子争先恐后地往礼堂里跑，争取占到最好的观看位置。
　　建于1966年的礼堂，总面积760平方米，实用面积601平方米。礼堂长42米、宽14.52米、顶高7.2米、墙高3.7米，有17个大窗户，7扇门，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基本无梁，木板盖面，然后是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覆盖。
　　在团里人的记忆中，这个礼堂在文革中经常用于开批斗会及各种大会。尽管没有固定座椅，但里面宽敞，外景气派，冬暖夏凉。
　　礼堂曾进行过多次改造。1972年，礼堂正门外面增修了一个柱廓，两个直径1米的大柱子为礼堂增添了风采。1975年3月，由于上级主管部门要在61团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讲现场会”，团场党委决定对礼堂进行改造修缮，考虑到落地式大窗不实用，就用砖将17个大窗户从下往上砌了起来，只留下了17个0.6×1.4米大小的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二期改造工程中，礼堂的南北3个大门被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
　　1977年2月18日晚，热切盼望快点放映电影的人们不可能去注意礼堂的建筑结构，也不可能预见灾难的即将到来。看电影的人们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挨一个排坐着，礼堂被塞得满满当当。而在礼堂的后半部分，则堆放着团场人为悼念毛主席逝世而扎制的各式各样的精美花圈。因为花圈是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的，在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些花圈。
　　当日晚21时30分左右，电影开始了。
　　对于那些天性好动爱玩的孩子来说，看电影仅仅是他们寻找快乐的一种方式。调皮的他们不时点燃几个鞭炮，使原本就杂乱的礼堂里不时发出尖叫声。虽然放映员多次强调，如果再有人放鞭炮，就不放电影了，但习惯了被大人吓唬的孩子们没有谁在乎这句话是否真的会落实，在场的大人们似乎也没有制止的意思。此刻人们最大的愿望似乎就是凑和着把电影看完，然后找几个朋友打打扑克、喝上二两。毕竟是大年初一，欢庆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22时15分左右。电影里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紧紧拥抱在一起，再有三四分钟影片就要结束了。但谁也不会想到，灾难正向他们走来。
　　可能是太无聊了，坐在离花圈堆不远处的小学生赵广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俗称为“地老鼠”的花炮。12岁的他很轻松地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炮捻。
　　一片耀眼的亮光飞旋了出去，“地老鼠”带着哨音钻进了花圈堆，一股火苗很快蹿了出来。
　　“着火啦！”看电影的人们争相往前躲，并叫出声来。因为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大火，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往外冲想着去逃命。
　　离花圈堆最近的几个成年人立即伸手去拉那个已经燃烧的花圈，但由于花圈大多为油纸扎制，本身就极易燃烧，在掀起的过程中又一下给了充分的氧气空间，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火苗瞬间迅速升腾起来，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高高的火柱，直刺屋顶，礼堂迅速变成了火海。 
　　出于生存的本能，为了逃命，很多人开始在礼堂里寻找出口，寻找逃出来的机会。但是，由于礼堂的17个大窗户被砖从下往上砌至两米多高，加上窗户口狭小，从这里逃生显然已经不可能。南北3个大门可以逃生，但又被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于是，惟一能依赖的逃生出口就是礼堂南侧只有1.6米宽的大门了。
　　所有的人都朝这个大门挤来。由于很多人逃生时都带着凳子，不少凳子卡在了狭窄的门口，越来越多的人被拌倒或者堵在了门口不能出来。这时，礼堂内的银幕已经着火，屋顶上悬着的电线也开始燃烧，浓烟弥漫了整个礼堂。很快，礼堂前半部的屋顶在“嘭嘭”的炸裂声中变成了明火，木板、油毡、沥青开始坠落。
　　溶化的沥青如雨点般滴落在拥挤逃命的人们头上、脸上、身上……除了先前逃出的很少一部分人外，大多数人被火魔残忍地吞噬了。
　　此后的整整一个夜晚，61团场都被泪水的狂涛冲刷着、洗涤着。惨遭不幸的人们的父母、妻儿、朋友、同事等数千人哭声震天，疯狂地冲向礼堂、运尸车、医院……
　　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医院里，人们进行着一场心肝欲碎的大寻找、大呼唤…… 
　　马骥：处理后事不容易
　　马骥，1925年生，今年82岁，1977年“2·18”火灾善后处理小组组长。
　　马骥说，人老了，身体越来越差，现在这个年龄很多事情已经想不起来，但是1977年那场大火绝对不会忘记，就算是记忆完全丧失，大脑里一定也有1977年2月18日这个时间的印子。
　　1977年2月19日7时左右，正在霍城县熟睡的马骥被电话铃声吵醒。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马骥得知61团场发生大火，伤亡惨重的消息后，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在现场，一幕幕惨状让马骥失声痛哭。
　　在“2·18”火灾中，61团场政委周政夫的女儿也被夺去了生命。由于群众将相当一部分愤怒发泄到了团领导身上，因此组织上不可能让周政夫处理“2·18”火灾的善后事宜。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过度，无法发泄心中的愤怒，于是开始找团场领导算账，甚至将怒气撒到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原伊犁地委领导身上。
　　群众情绪极不稳定，善后事宜处理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比火灾更为严重的无法预想的事件。2月底，根据自治区党委和伊犁地委的决定，组织上让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的马骥兼任61团场政委，负责处理“2·18”火灾善后事宜。
　　从2月19日晨到达61团场，受到组织重托的马骥在此后的一年里都没有离开过这里。
　　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有个别遇难者亲属要找原团场政委周政夫算账。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情绪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2·18”火灾墓葬集中地，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穴里扒出来示众。得知此事后，马骥立即赶到现场，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
　　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周政夫和你们一样，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难道周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如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如果你们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们，咱们再也不能死一个人了……”
　　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马骥说：“既然组织上将重担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满意。”
　　在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老革命，每一次听到“2·18”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马骥说：“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可怜呀！”
　　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他们心里难受，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30年过去了，但只要一谈及此事，马骥仍热泪盈眶，“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谁不难受！”
　　由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当时，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闹事者”抓起来。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他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几乎都疯了。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和理解他们？
　　马骥认为，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措施宁右勿左。最终，在马骥的反对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
　　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马骥认为，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
　　事实证明，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痛苦渐渐得以缓解。
　　1978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基本处理完“2·18”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一　马骥说，他很想回去，但又不愿回去，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曾任伊犁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多年的马骥一直拒绝记者去做有关61团场那场大火内容的报道，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有些东西看上去很硬、很坚强，其实它很脆弱，一碰就碎。”马骥说。
　　陈福元：280名官兵清理现场4小时
　　陈福元，伊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1988年离休，1977年时任伊犁军分区边防八团副团长。
　　当记者拨通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陈福元的住所电话，向老人表明采访意图后，已经78岁陈福元在电话那头一字一顿地说：“太惨了。”
　　1977年2月19日，驻霍城惠远的边防八团接到伊犁军分区紧急电话，要求部队迅速组织人员前往61团场执行救人任务。边防八团立即决定由陈福元任救援队长，带领机动营两个连280多名官兵火速赶往61团场进行救援。
　　出发时，部队给每个官兵分发了一把十字镐、一把铁锹、两副口罩。
　　在路上，陈福元和战友们想像了灾难现场无数种场景，并且尽可能往惨烈方面想。但到了现场后，惨状比他们想像的要高出无数倍。
　　“一到团部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烧焦动物尸体的味道，到处是老百姓的哭喊声，礼堂还在冒着白烟。”陈福元说。
　　“看到部队官兵赶到，群众让出一条通道，但门口根本进不去，靠门口的地方，尸体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数人烧得和煤炭渣一样，有些人像沥青一样粘在一起。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们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站在尸体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现场，大家必须动手。”陈福元说。　　由于尸体大多烧焦粘连在一起，清理工作非常艰难。陈福元带领官兵先从俱乐部两个门口开始清理，由于现场的群众特别多，并且大多都是遇难者亲属，考虑到用十字镐、铁锹清理尸体会伤害遇难者亲属的感情，官兵们只好用手扒。门口最上层的尸体基本上已被雪水冻结，官兵们想尽办法小心地将他们分开。由于很多尸体粘得太紧，实在无法分开，官兵们只好将粘在一起的几个尸体整体搬运到礼堂外再分开。分着分着，有些战士便开始和群众一起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实在受不了现场的惨状。
　　清理中，很多尸体已被烧得肢体不全，找到的残体很多连亲属都无法辨认。被压在底层的尸体因为高温焚烧，稍微用点力就碎了。有些尸体实在无法找到，战士们就按照亲属的要求帮助他们寻找半片衣服布料或一个头饰……
　　陈福元要求救援官兵克服一切困难加速清理，因为现场清理速度越快，对遇难者亲属就多一些安慰。官兵们忍着巨大的悲痛与心理阴影全力投入到清理工作中，4个小时后，现场基本清理完毕。看着院子里堆满的黑乎乎的残体，陈福元和战友们一分钟也不愿多停留，流着眼泪悄悄撤离。
　　当官兵们上车离开团场时，群众挥泪与他们告别，有些遇难者亲属直接以下跪道别的方式向参与救援的官兵表示谢意。回到部队后，许多官兵因为无法忘记清理现场的惨景，很多天都无法吃饭。
　　陈福元说，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路过61团场。看到集中安葬火灾遇难者的坟场到处挂着红领巾，那些孩子们痛苦的表情就会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胡佐国：500余名学生丧生火海
　　胡佐国，1977年在61团场子校担任高中政治教师。
　　胡佐国说，火灾后，遇难者的尸体全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所有的桌子上全放着盖着白布的尸体。桌子不够用，有些尸体就放在教室的地上。当时，邻近61团场的、凡是会木工手艺的人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做棺材。
　　“整个学校感觉一下子空了，原本拥挤的校园冷清了！”胡佐国回忆当年春季开学的情景时，长久地叹息。胡佐国说，团场子校是中小学合校，有近1600名学生。火灾中，该校有500余名学生失去了生命。
　　“我记得火灾后，学校四年级4个班的学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班的学生。”胡佐国说，老师们失去了心爱的学生，孩子们失去了昔日的玩伴，那种凄凉与悲惨的心情没有经历过很难体会。
　　胡佐国写得一手好字，在那段时间里，他和同事一直忙于刻墓碑，看着墓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带血的名字，胡佐国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手来发呆。 
　　胡佐国姐姐的两个儿子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此后的几年中，胡佐国的姐姐和姐夫始终接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现实。1984年，姐姐和姐夫迁回河北老家，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新疆。
　　母亲用身体护住5岁儿子
　　看电影时，刘莲英母子4人坐在前排的位置。22时15分大火着起时，刘莲英看了看表。30年来，这个时间她记得最清楚。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大火蔓延时，保护孩子成为刘莲英惟一的想法。当时，礼堂内已是一片混乱，拥挤的人流将刘莲英母子4人冲散。黑暗中，刘莲英紧紧抱住小儿子蔡招银，以近乎嘶哑的声音哭喊着其他两个儿子。人们纷纷挤向惟一的出口逃生，抱着孩子的刘莲英被挤倒在地，孩子被她紧紧护在身下，她不知道有多少逃生的脚从她身上踩过。黑暗中，一道亮光从刘莲英眼前划过，离自己不远处正是舞台的侧门，已经被人打开。此时，倒在地上的刘莲英的头发、后背、腿部已被滴落的沥青大片烧伤，整个人身上都冒着炽热的白烟，灼热的火苗啃噬着她的每一寸肌肤。
　　“一定要带着儿子活着出去！”刘莲英怀裹儿子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匍匐着向亮光处移动。“能朝前挪半米，我们母子就远离死亡一步。”刘莲英说，当时她就是靠这种信念幸存下来的。
　　逃出俱乐部的刘莲英感觉全身都在燃烧，干裂的嘴唇仿佛随时都会脱落，她一边不停地抓起路边的积雪往嘴里送，一边踉踉跄跄地朝家的方向走……
　　火灾后，小儿子蔡招银安然无恙，老二蔡云峰幸存，最讨人喜欢的老大蔡雪丰却没有两个弟弟幸运，被无情的大火吞噬。刘莲英因身体大面积烧伤，在医院里躺了三年。三年里，她的名字一直在病危名单中，但她靠着坚强的信念活了下来。现在，刘莲英不愿再多谈30年前的那场灾难。
　　记者采访刘莲英时，她努力地想用手指计算大火过去了多少年，但她的双手因为那场大火已没有一根可以伸直。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回想当时的情景，仇茹萍说太恐怖了，那时她只有14岁。
　　当大火开始燃烧屋顶木椽时，被挤在人群里的她感到头“嗡嗡”作响，高度的恐惧与慌乱使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仇茹萍看到，有的孩子被凳子绊倒，有的孩子被挤倒，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大门。
　　那场火灾中的呼喊声和哭叫声在仇茹萍的记忆里从此反复回放了30年。
　　现在，44岁的仇茹萍已经很少在梦里梦见父母了。“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梦见。醒来后，泪水早已浸湿枕巾。”
　　那段时间，仇茹萍的脑海里总会出现记忆中母亲的笑脸，然后是父亲的鼻子和嘴上都是血。还是14岁的她离他们很近，能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吸声。
　　仇茹萍说她是最后一个从大火中走出来的人，和她一起来看电影的父母及弟弟、妹妹则没有出来。
　　火灾后，仇茹萍身体50%的面积被烧伤，在医院整整躺了半年才康复。
　　康复后的仇茹萍在团场领导的照顾下继续着自己的学业。1983年，高中毕业的仇茹萍被分配到当时的团部商店作了一名售货员。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仇茹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是孤儿的王兰新。
　　“当时的感觉是，他能照顾我一辈子，因为我们都是孤儿。”仇茹萍回忆说。
　　此后的日子里，在爱情的滋润下，仇茹萍逐渐从灾难的悲痛中走了出来。1987年，仇茹萍和王兰新结婚，随后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王啸。仇茹萍现在是幼儿园教师，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
　　业余生活中，仇茹萍只有一个爱好——养花。每天早晨起来闻着各种花儿的芳香，看着花儿自由生长，再想想家人平安、健康，她觉得自己其实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