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最大的中文图书库，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历史记忆！ 《一寸河山一寸血1》 第 1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一寸河山一寸血（１）卢沟桥的故事(2009-07-09 06:19:17)转载标签：历史卢沟桥的狮子桥墩赵登禹杂谈 一寸河山一寸血（１） 历史， 是人类集团生命的活动行程。 没有人能够自外于 这一条来自太古的滚滚长河。 但对当下而言， 历史毕竟是属于过去的， 所以， 我们尽可以去开创未来、缔造未来， 却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 因为历史无论是对的、错的； 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已成定局。 真诚面对历史， 当有助我们敞开心胸以更宽阔的视野去面对未来。 在德国南部离慕尼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名叫“达浩”的集中营遗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囚禁过二十万犹太人和战俘的牢房。今天，德国政府还原原本本的保留它当初的“风貌”，包括恶名昭彰的毒气室和鬼影憧憧的焚尸厂。在静态展览室，这里张挂着许许多多当时集中营里生活情形的第一手画面资料，同时播映１９４５年当一群形容枯槁的生灵活着走出牢狱时的真实纪录影片。德国政府不讳家丑外扬这么做，表示日耳曼这个民族有勇气面对历史、面对错误，并为上代人的过失承担责任。旅美历史学者游芳悯说：“现在德国人战后付给犹太人大概据估算要超过６００亿美金，那么现在已经??????就是残余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德国过去登记有案的这些犹太人家庭，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每个月发给他津贴大概是９５０元美金。每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每个人，大概人数有１７万人之多，这个钱预计到了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大概要超过将近１０００亿美金。所以，德国人他晓得自己有错误，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代价??????”。 走出战后的废墟，德国人很快的便恢复了生命力，并在短短的十几年之间跻身于西方经济强国之林。今天，他们有能力付出一千亿美元的偿金，一方面固然显示日耳曼这个民族的生气与活力，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一各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同一个时期，在亚洲的中日之战比欧战早了两年，这一场人类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前后拼缠达八年之久。其战区之辽阔，伤亡之众多，绝不下于当时的任何战役，但在西方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中国部分却简陋的可以。战后，中国内部发生分裂，于是对于整个战争的过程与功过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显然，中共夸大了他们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力，而国民党的官方文件也刻意淡化了一些重要情节。至于早在１９３１年就发动攻击攫取东北三省的日本政府更从头到尾矢口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 夸大、隐瞒和扭曲，模糊了一场神圣的民族求存的战争真相，这对丧生于这一场历史上严重错误的三千五百万生灵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付出了代价，不仅仅要子子孙孙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有长进、有尊严。 １９９５年，战后五十周年，二次大战各参与国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此一人类浴火重生的日子，当时，我们以纯民间的身份，在重重困难中完成了第一部国人自制的影像战史纪录——“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长二十个小时。 战时物力维艰，电影底片属稀有物资，所以几经动乱后保存下来的影部资料十分有限，为此我们曾远道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尽力搜集，共得八万余尺。 战时人物专访对象上至战区司令，下迄第一线战士，共计七百余人。从这些历史见证者的口中，我们获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１９９７年，我们计划重返旧战场。这次走过从前之旅，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十一个行省，全程长达两万余公里。我们从卢沟桥、南口。居庸关开始，沿平津平原东去，找到了一百多年前拱卫华北门户的大沽口炮台，再从平汉路西折山西，造访民国２６年太原会战的故址。当年日军兵分两路西侵，板垣的南路就是从娘子关杀进山西的。 到山东济南，叫人难忘的是五卅惨案中的蔡公时。 赫赫有名的台儿庄，便是抗战期间中国杂牌军第一次粉碎“日本皇军无敌”的战场。 徐州，使我们想起了七十万大军会而不战的庞大场面。 转向河南，在花园口，找到当年决堤的故址，以及当年被炸毁了的郑州铁桥，至今也还在它原来的地方。 扭转乾坤的淞沪之役，今天在上海留下的遗迹不多，只有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和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依然如昔。 沿长江西上，江阴炮台就在眼前。回想六十年前的沉船事件，不禁令人唏嘘。 南京，三十万同胞惨遭屠杀的遗址大都保有原来的面貌。这里是令人窒息的挹江门；这里是难民区里的金陵女大。 到了武汉，想起洞庭湖水域海军的最后一役，现在所能见到的大概只有９７年出水的中山舰了。向北走，一一路过武汉外围争夺战的旧战场。在襄阳附近南瓜店，我们凭吊张自忠将军。 从宜昌过三峡，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嘉陵江畔的码头不变，只是山边上的老防空洞都已成了仓库了。 折回湖南，拜访抗日名城长沙，我们跨越新墙河南行,东望起伏不定的幕阜山脉，想起了出没其间的川军子弟。岳麓山上的大炮曾经扮演长沙大捷的重要角色。今天大炮不见踪影，这里已成为观光的胜地了。 顺着湘江南去，来到了当年血拼四十八昼夜的衡阳城，著名的张家山现在改作气象台了。据说1946年葛先才所埋的三千忠骨就在这一片青青草皮之下。 从衡阳搭湘桂铁路列车到桂林，战争后期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遗址还在，凝望着一片荒芜的老机场，昔日老百姓胼手胝足开筑的画面又浮上眼前。 再往南去，经南宁北折到昆仑关，沿古道而上，真难想象，当初这场仗是怎么赢的。 最后一程，也是日军侵华的终点站——贵州的独山。在夕阳余晖之下我们完成了重返旧战场之旅。站在抗日纪念碑前，我们的心头没有仇，没有恨，因为历史毕竟是已成定局的过去，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避免错误的再一次发生 199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本片再版，以“芦沟烽火六十年”推出，1999年，第三度修订版本以“山河岁月”为名推出，这一次，我们仍然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呈现在您的面前。 第一集 卢沟桥的故事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这里引爆了中日两国持续了八年之久的血腥战争而扬名世界，但事实上这座华北第一大联拱石桥已经静静地横卧在永定河上达八百年之久了。卢沟桥的大名远播西方是七百年前的事，在《马可波罗东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桥，后来洋人都称它“马可波罗桥”。 一座桥，当它巍立浊流长达八百年之后，就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因为岁月的风霜在它身上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和文化印记，值得后人细读，深思。 早在长安成为全国统治中心之前，中原势力的扩张和文化传播，就一直是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古道，东渡桑干河向北延伸的，而今天的卢沟桥头，正是古代的这个重要渡口的故址。 公元1192年，这座桥在恶水中构筑了三年之后正式完工了，虽然它兴建初时的模样无案可稽，不过，有一幅被名为“芦沟运筏图”的写实古画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从画幅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金代古桥的结构和造型，直到今天，大致上还保有其原始的风貌。以古代的造桥技术和简单的建材，如何能使一座石砌拱桥屹立于狂流之中达八百年之久呢？这一点确实令人讶异不已。 根据古籍记载，金代的这座桥“插柏为基，雕石为栏，栏上石狮抱负，不可胜计”。所谓“插柏为基”，就是把整株柏树打进河床，以巩固基础的意思。没想到当时这种工程技术竟和现代的“雷蒙椿”的理念完全一样。 古代桑干河在过了怀来之后，从东北向折转东南，这一段弯流，水势湍急，河道游移不定，经常泛滥成灾，因此又叫“无定河”。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先人在桥梁构工前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他们把桥梁的形状设计得跟一条船一样，船头朝着逆水的西向，一旦狂流来袭，可以利用“船头”的分水尖导引水的流向，这样可以减少直接到桥墩的冲击力。即使如此，他们还不放心，因为除了洪水外，春天还要预防从上游冲下来的浮冰的攻击，所以又在分水尖的尖端镶上三角铁柱，以锐角迎击浮冰。铁柱锐利无比，确实发挥了护桥的作用，因此，民间又称它为“斩龙剑”。但问题来了，由于分水尖伸出桥面达五米之多，桥的拱券只能压住桥墩的东半部，这样可能会因为压力失衡而造成桥梁倾斜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分水尖的凤凰台上加了六层压面石，至于压面石为什么会是六层，是否经过科学的估算，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根据最近勘察的结果，卢沟桥桥墩下陷最严重的东二号还不足十二公分，这个数据足可证明他们当初所做的全都对了。 提起卢沟桥，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桥上的石狮子。卢沟桥石狮的特色有二，一为“不一样”，一为“数不清”。照理说桥上一共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一只狮子，不是挺好数的吗？事实上并不然，因为大狮子的身上还躲着、趴着、背着各式各样的小狮子，因此增加了把它数清的难度。十年前，有人将大小狮子挨个编号数了一遍，共得485只，最近又有人不服气，再数了一遍，这一数竟然数出498只来，看样子把卢沟桥的狮子数清还真不容易。 有人对卢沟桥每一只石狮子的长相不一样感到新奇，其实，这些狮子要长得一样才怪呢，因为它们不是一个模子翻出来的，而是一只只刻出来的，所以狮子的表情丰富，姿态百出便成为自然的事了。 事实上，今天卢沟桥上的狮子并非出自同一个时代的。由于无定河喜怒无常，八百年来，每当河水暴涨一次，总有几扇栏杆被冲毁，连同望柱上的石狮也跟着葬身河底，所以历代在修缮桥面的同时便需新刻一些狮子来补充，如此冲了刻，刻了冲，日积月累，卢沟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座石狮雕刻艺术的博物馆了。 在各式各样的狮子群中，我们发现每一代的作者都试图着突破前人的窠臼，力求独创一格。这份反映当代背景的创作热诚使卢沟桥的狮子更为丰富，也更为珍贵。象这只元朝的狮子，刀法粗犷，造型朴拙，虽然经过六七百年的风霜雨露，豪迈之气依然不减当年。 明朝初期奠都南京，北方便成了边远地带，所以明朝的狮子受元朝的影响比较大，只是脸上的表情多了一些斧凿的痕迹。 进入清代，卢沟桥的位置属于京畿，深受京华金粉的熏陶，又值康雍乾盛世，这些因素反映在作品上的特色是华丽、自信与活泼，因此每一只清狮的胸部都挺得高高的，系带的位置也从脖子移到胸前，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 第一集 卢沟桥的故事 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这里引爆了中日两国持续了八年之久的血腥战争而扬名世界，但事实上这座华北第一大联拱石桥已经静静地横卧在永定河上达八百年之久了。卢沟桥的大名远播西方是七百年前的事，在《马可波罗东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桥，后来洋人都称它“马可波罗桥”。 一座桥，当它巍立浊流长达八百年之后，就不仅仅是一座桥了，因为岁月的风霜在它身上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和文化印记，值得后人细读，深思。 早在长安成为全国统治中心之前，中原势力的扩张和文化传播，就一直是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古道，东渡桑干河向北延伸的，而今天的卢沟桥头，正是古代的这个重要渡口的故址。 公元1192年，这座桥在恶水中构筑了三年之后正式完工了，虽然它兴建初时的模样无案可稽，不过，有一幅被名为“芦沟运筏图”的写实古画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从画幅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座金代古桥的结构和造型，直到今天，大致上还保有其原始的风貌。以古代的造桥技术和简单的建材，如何能使一座石砌拱桥屹立于狂流之中达八百年之久呢？这一点确实令人讶异不已。 根据古籍记载，金代的这座桥“插柏为基，雕石为栏，栏上石狮抱负，不可胜计”。所谓“插柏为基”，就是把整株柏树打进河床，以巩固基础的意思。没想到当时这种工程技术竟和现代的“雷蒙椿”的理念完全一样。 古代桑干河在过了怀来之后，从东北向折转东南，这一段弯流，水势湍急，河道游移不定，经常泛滥成灾，因此又叫“无定河”。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先人在桥梁构工前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他们把桥梁的形状设计得跟一条船一样，船头朝着逆水的西向，一旦狂流来袭，可以利用“船头”的分水尖导引水的流向，这样可以减少直接到桥墩的冲击力。即使如此，他们还不放心，因为除了洪水外，春天还要预防从上游冲下来的浮冰的攻击，所以又在分水尖的尖端镶上三角铁柱，以锐角迎击浮冰。铁柱锐利无比，确实发挥了护桥的作用，因此，民间又称它为“斩龙剑”。但问题来了，由于分水尖伸出桥面达五米之多，桥的拱券只能压住桥墩的东半部，这样可能会因为压力失衡而造成桥梁倾斜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分水尖的凤凰台上加了六层压面石，至于压面石为什么会是六层，是否经过科学的估算，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根据最近勘察的结果，卢沟桥桥墩下陷最严重的东二号还不足十二公分，这个数据足可证明他们当初所做的全都对了。 提起卢沟桥，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桥上的石狮子。卢沟桥石狮的特色有二，一为“不一样”，一为“数不清”。照理说桥上一共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一只狮子，不是挺好数的吗？事实上并不然，因为大狮子的身上还躲着、趴着、背着各式各样的小狮子，因此增加了把它数清的难度。十年前，有人将大小狮子挨个编号数了一遍，共得485只，最近又有人不服气，再数了一遍，这一数竟然数出498只来，看样子把卢沟桥的狮子数清还真不容易。 有人对卢沟桥每一只石狮子的长相不一样感到新奇，其实，这些狮子要长得一样才怪呢，因为它们不是一个模子翻出来的，而是一只只刻出来的，所以狮子的表情丰富，姿态百出便成为自然的事了。 事实上，今天卢沟桥上的狮子并非出自同一个时代的。由于无定河喜怒无常，八百年来，每当河水暴涨一次，总有几扇栏杆被冲毁，连同望柱上的石狮也跟着葬身河底，所以历代在修缮桥面的同时便需新刻一些狮子来补充，如此冲了刻，刻了冲，日积月累，卢沟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座石狮雕刻艺术的博物馆了。 在各式各样的狮子群中，我们发现每一代的作者都试图着突破前人的窠臼，力求独创一格。这份反映当代背景的创作热诚使卢沟桥的狮子更为丰富，也更为珍贵。象这只元朝的狮子，刀法粗犷，造型朴拙，虽然经过六七百年的风霜雨露，豪迈之气依然不减当年。 明朝初期奠都南京，北方便成了边远地带，所以明朝的狮子受元朝的影响比较大，只是脸上的表情多了一些斧凿的痕迹。 进入清代，卢沟桥的位置属于京畿，深受京华金粉的熏陶，又值康雍乾盛世，这些因素反映在作品上的特色是华丽、自信与活泼，因此每一只清狮的胸部都挺得高高的，系带的位置也从脖子移到胸前，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 六十年后，我们来到了宛平城，过去的县政府现在已经改成抗日纪念馆了。在战火中被摧毁的城墙多已经过修补，但新砖和旧砖之间多少会有些差别，因此，战时倾记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辨。在东城偏北角上，当局刻意保留了一片未经修葺的老城墙，从上面密密麻麻的弹痕可以想象那场仗打得有多麽激烈。毕竟六十年过去了，连炮弹坑里都已经开出了野花，这个画面让我们觉得战争、和平是如此的接近，死亡和新生也能并存。 在卢沟桥上，我们访问了先烈的后人，佟麟阁长子佟兵说：“在27号上午，日本军队就有几十架飞机，还有炮兵啊，就整个的冲进南苑。当时我父亲和赵登禹将军就是带领那些大学生，就是在那儿苦战吧。当时因为装备当然是比不了他们（指日军）了，所以29军的装备那就是???主要是大刀片儿跟步枪，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呢一直拼到下午三、四点钟，后来军部命令，要他们撤回北京。后来我父亲就带领着学生就是到···走到大红门那儿，打到大红门那儿，结果就是···壮烈牺牲了。今天是清明节啊，我带着我的小孙女到卢沟桥这一带，看一看她曾祖父战斗过的地方······” 赵登禹将军的长女赵学芬：“我父亲曾经在喜峰口的时候，用两口大刀片在砍敌人砍得都卷了，都卷刃了。日本为了防这个···防止呢，后来戴上了铁围脖，都做了铁围脖，怕砍。有时候一砍，怎么回事？冒出火星，最后呢，29军这个士兵呢勇猛极了，他从头上往下劈，照样给他劈死。在六十年之前，就是29军和日本浴血奋战，在这个桥上我父亲哪，也同样是牺牲了，六十周年。我父亲如果说现在在的话，今年正是99岁，牺牲的时候仅仅39岁这么一个年华，那么···我两岁，我的哥哥四岁，我妹妹是遗腹子。现在呢，我家里的情况呢就是人员兴旺，我的小外孙女呢???在那儿，她正是我当年的年龄——已经是将军的第四代了。” 虽然早在她出生之前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但她，她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来自那里。其实，这孩子是历史的缩影，这座桥也是历史的缩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不同面貌，创造的和毁灭的，但无论创造和毁灭，都是人为的结果。 人类已经迈进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当有能力汲取前人错误的经验，而不让同样的错误发生在子子孙孙身上。 一寸河山一寸血 （2） 严格说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是单独产生与存在的，每一事件必然是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前因所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仅以独立事件来观察，甚至论断某一时候的历史现象，便会失之偏颇，因为断章取义的结果将会模糊了整个事实的真相。 抗日战争是中华这个古老的民族攸关自身的存亡绝续所投入的一场惊天泣鬼的苦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役对全人类而言都是天大的一桩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想了解中国抗日的这场战争，不能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说起，也不能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说起，甚至不能只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说起，因为中日之战的源头事实上可以远溯到公元1868年。 第二集 中日战争的源头 1868年在近代史上是个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明治天皇登基。他积极推行了史称“明治维新”的自强运动，从此改变了日本人民的命运。当时，和日本毗邻的大清帝国同属锁国政策之下闭关自守的国家，他们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路程就像是一场长途赛跑一样。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站在这条线上的大清帝国。 事实上，清朝在通过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皇帝的全盛时期，到了十八世纪末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嘉庆开始，清朝从家道中落逐渐变成了破落户。到道光，更不幸的是又染上了严重的毒瘾，这个东方硕大的巨人病了，而这只不过是一切灾难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换个现场，看看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湾仔会议中心新翼大礼堂热闹滚滚所举行的一场仪式。在这个冠盖云集的盛会中，英国人把统治了155年的香港归还中共。在此一历史画面之前，我们意会到沦为殖民地的灰暗日子正式过去，但也隐隐地勾起了历史的痛。 话再回到十九世纪初期，当时英国怂恿它的国营事业“东印度公司”向大清狠心下“毒手”，到1838这一年，偷偷摸摸的流进中国的鸦片已多达四万箱，也就是240万公斤。湖广总督林则徐看到了此一亡国灭种的危机，向大清痛陈： 数十年后岂为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林则徐 的严重性。道光排除众议，支持以强硬手段厉行禁烟政策，不惜动武。没想到这一道保国救亡的禁令竟惹来了百年厄运。 鸦片战争于1840年在粤江外海爆发，英军绕过广州城北上，所向披靡，直杀大沽。 1842年第二波英军破广州，一路洗劫闽浙沿海，再溯长江而上，陷镇江。8月29日在南京订下了城下之盟，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从此之后，鸦片在我国成了合法商品，易名为“洋药”。到1854年，“洋药”的年进口量已达360万公斤，荼毒生灵至少两千余万余众，香港也就是在这一纸条约之下割让给了英国。 老实说，列强的侵略不外乎弄点好处，搞几个钱而已，但对中国而言这可是晴天一大霹雳，因为纸老虎从此被戳穿了，锁国政策由是粉碎。国家正规军绿营的士兵只要听到洋枪大炮的声音，便吓得掉头就跑，大清的国防瓦解了。洋人如入无人之地予取予求，接着欧陆列强纷至沓来，大家都想分一杯羹。1858年的天津、1860年的北京等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纷纷签订。 今天，在巴黎的战争博物馆中，还保存着法军当年在中国作战时的“战利品”。当我们想到这么大一尊炮居然能漂洋过海，千里迢迢地运回国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些东西陈列在这里，对象我们这些后人而言，睹物思往，除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外，还能有什么？ 然而，当时清廷当局似乎还没感觉到严重性，大致上说，除了“南京”一共赔了两千七百万元墨币（白银19708029两）；“天津”、“北京”咬牙再赔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有点心疼之外，对割个遥远的小岛香港，放弃个看不见的关税自主权还没什么概念，完全不知道此事的自己不单是个贫病交迫的鸦片鬼，而且还被人捅了好几刀。这几刀不仅伤及皮肉，而是筋骨。 除了外伤，大清的内伤也不轻。随着鸦片输入，白银流出，国库日益空虚，国债日益沉重，当然老百姓的生活也日益艰困了，因此社会的动荡不安便成了必然之事。其实，几乎和鸦片大量输入的同时，清廷就为了平白莲教之乱花了十年的岁月和一亿二千多万两军费。 接下来是1851年，一个客家子弟洪秀全由上帝会发展成军而起义的太平天国之战，这一战前后打了十四年，波及中国本土十八省中的十七个省份，死亡人数多达二千余万人，所花的军费就更难以计数了。太平天国虽然于1864年覆亡，但它的余众又和北方的捻匪结合了起来，就这样再打四年才算大致平定，这一年，便是1868年。 显然，大清在起跑点上就已经输了，至于和明治天皇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鸣枪待发的大清选手又是谁呢？此人正是紫禁城里养心殿上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这位1852年进宫的兰儿小姐，从咸丰的宠妃到老佛爷这段历程，事实上正是清宫内斗的历史版本，不过，她只斗内而不斗外，这可以从1861年联手主和派的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杀掉主战派头子肃顺这件事看得出来，当时她年方二十六岁。 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这边：公元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四艘军舰开进浦贺港，逼使日本于第二年签下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从此打破了传统的锁国局面，这便是所谓的“黑船事件”。“黑船事件”和“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过程却平和多了，而其结果更有天壤之别，因为这件事促使日本尊王、攘夷、倒幕的思潮勃兴，为明治的维新铺下了坦途。在幕末时代，尊王意识高涨和大和这个民族的“忠君”性格有密切关联，中国文化虽然自唐朝才源源传入，但幕府时代小诸侯相互倾轧的乱局却象透了我们的春秋战国。这两三百年间，由于诸侯养士风气兴盛，于是也培养出了日本人的武道精神。 武士虽然一个个文武兼修，智勇双全，但相对于汉文化中的智、仁、勇，他们却独缺个“仁”。“仁”有对生命尊重的意涵。少了仁，便易于轻生，所以武士身上常佩两把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这便是对自己残忍的例证。这种不珍惜生命而迷恋死亡凄美的武士性格到七十年代还可以从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身上看到。 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时候，必然要找一个人来投靠，这个人便是他的老板、他的君，但在没有仁心的滋润之下，忠君性格是非理性的、可怕的。而当时西乡隆盛营造的正是结合了“忠君”、“武勇”于神格化的天皇之下的一股可怕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操纵，那么什么悲剧就都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是很难理解这种现象的，但1995年麻原的真理教事件，可以提供具体而微的参考。 大清的自强运动则始于1861同治元年，比明治维新早七年，由奕訢、文祥这些人搞起来的，后来则由平太平天国之乱而篡起的地方官员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接手。他们的理念原是“以夷之长技为师，以制夷”的，可惜做起来却变成只是花钱请洋人来设工厂、造枪炮的洋务活动而已，所以同治的维新既没有真正师夷之长技，更无力以制夷，倒是让一群洋务官僚象李鸿章者流，“自”己“强”了起来，这便是“甲午”李鸿章舍不得动北洋舰队的由来，也种下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远因。 “黑船事件”之后，日本人在震慑于洋枪大炮之余，便产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感，他们深深认为图存的空间在大陆，而通往大陆的途径则为强兵，因此明治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1869年的建军，这一年也被认为执行所谓“大陆政策”的开始，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土地、资源的野心是来之有自的，是谋定而后动的。 再说明治为了配合建军，第一步是设立了兵部省和外务省，1870年又设工部省发展国防工业。1871年元月颁征兵令，可是麻烦来了，日本在幕府时代阶级分明，一般农民、贱民连姓都没有。一个村庄有六个三郎，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三郎，只好把住在田旁边的叫田边三郎；住在松树下的叫松下三郎。后来那个上奏折给裕仁的义一先生想必他先人是住在田中央的，所以叫田中义一。有了姓氏，等于每个国民都有了符号了，于是日本又于1871年修改了户籍法，使征兵和纳粮有了基本的依据。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配合大陆政策而来的。 1874年，日本借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之故引发了“牡丹社事件”。照讲，这档事跟他们八杆子也打不着，但是清廷却为此签下了“中日台湾事件条约”，赔了七十五万两银子，还稀里糊涂地把琉球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这个时候西太后还在颐和园玩她的扮观音游戏呢。 “牡丹社事件”显然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但对大清多少还是起了若干警惕的作用，于是在1884年成立了“海军衙门”，由李鸿章逐年买一两艘兵舰回来（字幕：德制——镇远、定远、济远、经远、来远。英制——致远、靖远。自制——平远）。到1888年终于成立了北洋舰队，由丁汝昌任提督，但从此以后大清海军在也没有任何添补，因为要把钱留给老佛爷翻修颐和园。 到了1893年，日本已练成陆军23万余人，海军舰艇达六万多吨，更积极的是指挥系统的单一化。从1878年陆军成立参谋本部开始，就只要听天皇一个人的就行了。1893年海军跟进，设战时大本营，从此一切军事行动连内阁都管不着了。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剑拔弩张，完成了对外作战的准备。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国王向清廷求援。日军以“护侨”为名于六月初捷足先登进驻汉城。光绪皇帝三次谕令李鸿章出兵，李鸿章心存畏惧，拖到七月中才兵分两路向朝鲜进发，一路往平壤，一路由水路驰援驻扎牙山的清军，但消息被日本间谍探到。25日，日方出动大批军舰围堵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当场被击沉，死伤千余人，就此揭开了甲午之战的序幕。 7月23日，日军攻进汉城，推翻李氏王朝，成立傀儡政府。9月15日向平壤攻击。9月17日日本海军和大清的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激战五小时，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负伤指挥，力拼强敌，直到夜幕低垂才返回旅顺港。其实这一仗双方都有伤亡和损失，日本最多只是略占上风而已，但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尽管丁汝昌愿以“战死以保旅顺”，也未获准再度出击。在平壤的陆军也打得不错，象高州总兵左宝贵就在北门力挫了敌军。马玉昆、卫汝贵也稳得住阵脚，平壤保卫战并非无望，可惜总指挥叶志超却授命撤退，这场仗就打不下去了。 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入侵东北。11月东亚第一要塞旅顺陷入敌手。“北洋”走进山东。 第二年，1895年2月，日舰攻占刘公岛封锁威海卫，山东巡抚李秉衡逃亡。 11日，丁汝昌自杀成仁，北洋至此全军覆灭。 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父子在（日本）下关春帆楼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还赔了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后来由于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条件是：清廷再付三千万两“赎辽费”。 今天，当我们重登春帆楼顶，回想起百年前发生在这张桌子上的旷古奇闻，真有无限的感慨！ 五十年后，日本根据开罗会议决定，归还了台湾与澎湖。这一次，我们付出的不是“赎台费”，而是千万条活生生的人命。 甲午同年，光绪痛定思痛，令袁世凯练新军的同时，中山先生的革命力量也逐渐凝聚，8月成立了“兴中会”。更积极的是日本，“马关”签约的墨水还没干，他们就拿这笔赔款进行了所谓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其中军事费用共达84?7%之多，海军在两次扩军计划之下，先后建造了各级舰艇106艘。1904年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世界第四海军大国（英：450000吨；法：250000吨；俄：200000吨；日：130000吨）。 陆军扩军于1902年完成，现役兵力为甲午战争时的两倍以上。清廷的银子为日本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而自己的麻烦却还未了。 1900年，义和团事起，给了奄奄一息的清廷一记最后也是最沉重的打击。6月，在西太后的懿旨之下，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痛宰洋人，一时人心大快，但却因此捅下了更大的漏子。6月15日，八国联军一万八千余众陷大沽，七月拿下天津直逼紫禁城，吓得慈禧拖着光绪皇帝狼狈出奔。他们取道宣化、大同、太原，于10月底逃到了西安。 1901年9月7日签署《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由关税中扣抵，如此连本带息总计起来约达十亿两之多，而当时清朝总岁入只不过八千八百万两而已。这件事还是李鸿章经手的，至此他已为清廷赔出了六亿八千又七十七万两白银，还不带利息。 1997年，我们找到了当年拱卫京都的海上大门——大沽口，大沽炮台的旧址还在，它的外貌和油画里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时的模样相去不远，只是现在荒芜多了。在指挥堡的堡顶上有几个人正在做工，听说是要把碉堡里的空隙填平，他们是要填平历史的伤口，还是浑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很难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画面将是大沽炮台指挥所内景的最后镜头，从此，尘土将永远淹没掉激战当时一切可能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 走在白河畔，踏过及膝的荒草，我们发现连接炮台与炮台之间的古战壕，顺着这一条线索找到了第二座炮台、第三座炮台，如此拼拼凑凑，终于凑出了当年国防第一线的布局蓝图。 在山坡下，好不容易才找到几尊旧炮，裂的裂，断的断，任意地被弃置在那里，也许是功成身退了吧，但如此退法也未免凄凉了一些，由此令我们不禁想起巴黎军事博物馆里咸丰年间的大炮，相形之下，更显得中国人是如此的健忘。 最完整的一尊旧炮是被丢在堡顶上的，仔细一看，赫然发现“1843”四个字，显然，《南京条约》过后，清廷大梦初醒，向国外购进了一批武器以加强国防，但这些武器并没有救到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因为在《南京条约》后，我们陆陆续续共签下一千个以上不平等条约，丧失国土面积足有120个台湾这么大，赔偿黄金达九亿余两，大清已经国不成国了。 面对一堆破铜烂铁，竟然勾起这么一段沉痛的往事，也许过于善感了一些，但，这些又何尝不是后人对历史的应有感觉呢？ 1904年2月，在英、美资助下，日本对俄宣战，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战足足打了一年七个月，但战场却在我们的国土之上。事后两国媾和，分的也是我们的资源。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赢得了这一场战争，使他们对华的侵略更具野心。 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从大和民族的性格来观察中日两国战争肇因，他说： “所谓日本民族，它比较单纯，他没有跟其他民族在一起共存亡、共生活的经验。它一旦出来，以很优秀的姿态出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变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结果它这个民族的优越感，讲一句英文吧，叫做racism。它这个种族主义就表现得特别厉害。它接受东方的，我们儒家（思想）的比较少，可能变成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1908年，在相去1868年起跑点整整四十年之后，慈禧跑不下去了，她历经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于这一年的10月21日去世，比光绪皇帝多撑了二十多个小时，临终还立了个宣统，年仅三岁，显然慈禧一点也不知道由于她的长寿带给中国老百姓多少不幸。事实上，在那段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中，我们失去的还不只是一把把白花花的银子和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国家的主权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对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耻辱，这便是后来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的基本动力。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结合了武昌新军发动起义，总督瑞徵和新军统制张彪仓皇而逃，革命军攻克武昌，公推黎元洪为都督。两个月内，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革命成功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回忆武昌起义的往事时曾经说： “武昌的成功是非常意外的结果，最大的关键在瑞徵的惊逃。假如瑞徵未逃则张彪也不会逃。” 言下之意，如果瑞徵不逃，武昌之役的结果还在未定之天。由此可见清朝260年国祚之覆亡固然是革命势力的胜利。而更是长期失政的结果。 一寸山河一寸血（3） 时间跨进了二十世纪，正当清廷摇摇欲坠之际，全国各地军头已经隐隐地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这些划地为王的军阀在清朝末叶多多少少还对朝廷有一点忌惮，但到了民国则连这一点顾忌也荡然无存。由是你争我夺相互倾轧，使本已残破的国家局面更雪上加霜，朝不保夕。这种混乱与血腥的争斗长达十七年之久，严重的影响后来对日作战的能力。 第三集 民初乱局 1911年11月16日，正是武昌起义的36天，清廷在万般无奈之下饮鸩止渴，启用头号军头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制压革命。袁世凯派第一军统冯国璋沿京汉线南下，连克汉阳、汉口，武昌指日可下。这个时候由于国内革命气势高涨，袁世凯伺机按兵不动，并以此为筹码，逼使清廷退位。 袁世凯本来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淮军幕下，甲午清廷战败后，他奉令来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十年间，先后成立北洋军六镇，约七万多人。当年新军干部象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张勋等人此时都已是举足轻重的军头，这便是清廷不得不借重袁世凯的缘故。 12月18日，袁世凯代表清廷派唐绍仪在上海和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谈，但没有结果。 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十七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了。这便是史称“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建立的过程。但事实上，对当时中国的人民而言，充其量只是换了一个国号而已，相去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家的路途还十分的坎坷与遥远。 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首要目的是扳倒帝制，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的局面。以一介书生之身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不得不借重袁世凯的实力与清廷抗衡。 民国元年元月22日，中山先生向清廷提出最后和议案，他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文”。 2月12日，清廷发布退位诏书。第二天，中山先生遵守诺言向参议会辞职。第三天，袁世凯在笑纳中山先生的“雅意”之余，当上了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此时的内心是十分无奈的，他唯一可寄望的是在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之前，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加以制约。这套约法是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的理想所在，是导引中国走向民主现代化国家的蓝图，是往后讨袁护法的张本，也是行宪立法的根本依据，但是在当时却脆弱得只是一张纸而已。 2月21日，参议会派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迎袁专使团，北上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老袁耍诈，不肯离开自己的地盘，而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4月临时议会也跟着北迁了。 当时在议会中国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当然不是袁世凯能忍受的事。首先他派赵秉钧刺杀国民党实际负责人宋教仁于上海，接着又向五国银行借款两千五百万两用来扩军，再于6月免掉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这一连串动作都是冲着国民党来的，因此便引起了“二次革命”。这一役首先发难的是李烈钧，后来黄兴、陈其美也分别响应。袁世凯派段芝贵、冯国璋率大军南下进攻，讨袁军无力招架。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这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助长了袁世凯走向专制的气焰。10月6日，他派军队包围了国会，强迫选举自己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解散国民党，这一来等于消灭了国会。 第二年，1914年5月，他终于撕毁了《民国临时约法》，中山先生的唯一寄望落了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到此也被掠夺一尽。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因此而熄灭。7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奋斗。 这一年8月欧战爆发，日本随即对德宣战。所谓欧战，本来是在欧洲打的仗，但是日本的战场却在我们的山东。8月27日，第18师团登陆胶州湾，11月德军投降，青岛便跟着陷入了敌手。 1915年元月，日本提出陷我国土于次殖民地的严苛条约“二十一条”。这是日本对袁继“满铁”建筑权后的第二次勒索。袁世凯深怕日本人的阻挠毁了他的皇帝美梦，于当年5月9日俯首签认卖国条约，这便是“五九国耻”。 8月，由杨度一干人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9月，袁世凯有模有样地率文武百官祭孔。12月，“国民会议”拥袁世凯为皇帝，准备第二年元旦登基，并改元“洪宪”。但是，他们忽视了全国的舆情。 1915年12月，前云南都督蔡锷返滇，和唐继尧共组护国军，分两路北上讨袁，各省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连忙取消帝制，本来还想保住总统职位的，但是护国军不肯妥协，袁世凯这一急，突然尿毒病发，于6月6日一命呜呼，年58岁。 问题是，袁世凯的去世并不代表军阀时代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群龙无首，大家都想当“皇帝”的激烈争斗、杀戮和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开始（字幕——皖系：段祺瑞 直系：曹锟 奉系：张作霖 山西：阎锡山 两广：陆荣廷 云南：唐继尧 四川：分裂）。这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厮杀，直到1928——也就是开国后的17年才告一段落。这段时间在政治方面一共有过10位元首（字幕——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元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元年3月10日；总统袁世凯 1年10月10日；总统黎元洪 5年6月7日；代总统冯国璋 6年7月6日；总统徐世昌 7年10月10日；总统黎元洪 11年6月11日；总统曹锟 12年10月10日；临时执行段祺瑞 13年11月24日；大元帅张作霖 16年6月18日），还不包括1917年张勋复辟的溥仪皇帝在内。先后更换了43届内阁主政。民初的乱象由此便可见一斑了。 在军事方面，军阀武斗始于民国9年，直系的曹锟大战皖系的段祺瑞于京畿，皖系败，是称“直皖战争”。民国11年，直系再败张作霖的奉军，这是直奉的第一次战争。直系军阀在击败张作霖之后气势如虹，便想拥曹锟为总统，但碍于共和形式必须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支持。当时参议院共有议员五百余人，曹锟以5千元一票买通了480人，一共花了250万现大洋，于民国13年10月5日当上了总统，曹先生堪称民国以降的贿选鼻祖，但是此一窃位夺权的丑闻传出后，全国哗然。中山先生首先通电讨伐，于是便引发了第二次直奉之战。这一仗由于冯玉祥的阵前倒戈，直系大败，吴佩孚由海道率残部逃到了汉口。 直系垮台之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又把段祺瑞供了出来，并请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1924年11月，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女士乘“上海丸”绕道日本北上，此行该算是先生奔走革命的最后一程了，虽然他深深了解段祺瑞找他的目的只是要他为民主背书而已，但他还是去了，结果还是失望了。先生在深受刺激之下旧病复发，延至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画面）孙中山先生演讲说： “中国前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 回溯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怀抱的其实只是一份救国救民的纯洁理想和满腔热忱。辛亥起义是借新军的力量加上瑞徵怕死而成功的。二次革命又因李烈钧的寡不敌众败下阵来。1917年南方军政府时代，（孙中山）曾被滇桂军阀陆荣廷等人拥为大元帅，本来尚有可为，但第二年又被这批人排挤下台。1922年，连陆军部长陈炯明都靠不住，叛变了。这一连打击使他深深感觉到理想与热忱在现实的世局中是何等的脆弱，于是，中山先生便决心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但建军又谈何容易呢？但就武器来源来说就是个大问题，因为当时军阀的装备各有来路，各有靠山。从利益角度来衡量中山先生几乎是完全孤立无援的，而唯一的可能是来自北方的苏俄。 苏俄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被欧陆列强视为蛇蝎，使得它不得不向东方发展，其目的正是混乱中的中国。他们先找的是北洋的吴佩孚，但吴佩孚和英美两国早有勾结，不可能再有什么牵连。后来才找上南方的中山先生，这时正是陈炯明叛变之后，双方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境遇上似乎已经具备了可以一谈的基础，由此可见许多历史事件实属因缘际会的结果。 为了借重苏俄的实力，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宣布容共，这便是近代史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同年5月创办黄埔军校，由蒋中正担任校长。蒋中正小中山先生二十一岁，民前四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他出身日本振武学校炮科，当过日本兵，受过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早年他在革命军阵营中只是陈炯明麾下一个区区的作战科主任而已。1922年陈炯明叛变，形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当时，蒋先生从宁波火速南下，和中山先生相会于“永丰舰”。一般认为这是民国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晤，因为在这条船上，蒋中正正式被受命掌理国民党的军权，从此开创了他叱咤风云的一生。 “永丰舰”后来易名为“中山舰”。1938年在武汉会战中被日机击沉，直到1997春才被打捞出水，重见天日。在淤泥满布的舰首，“中山”两个字仍清晰可见。至于舰艇的内部则显得破损不堪，您在画面上看到的部分，据说正是中山先生的座舱。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在这里有过多少期许、多少承诺的情景，毕竟至今都只剩下烂泥一滩了。 黄埔军校是在十分艰苦的境况之下惨淡起家的，最初经费由地方补助，但在地方上每个月只能拨出两万五千元资助，而且还经常领不足数，所以建军之初只得借力于苏俄援助的三百万卢布（相当于270万银元）才勉强运作起来。黄埔建军时至1997虽然已达七十多年之久，但早期同学对当年筚路蓝缕创校的过程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黄埔一期同学刘咏尧）“蒋中正先生在黄埔这个岛上办了一个学校，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校长就跟我们大本营的军政部长程（潜）部长商量，他说你把你们的第一队跟第二队的学生可不可以拨到我们黄埔来，进我们黄埔第一期，现在黄埔已经有四个队了，那么还差一个队，就把你们那里改为一个队。进这个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我们是第五队??????” （黄埔一期同学彭善）“我记得到黄埔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我们的前辈啊，他说，当军人就要听我的话，只有我讲的，没有你讲的，我讲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心里想，当个军校学生还要吃这个苦头，这实在是划不来啊。他说，要走你就走，不走的就留下来。这个教育非常的严格，连晚上我们这些同学睡觉的时候都不脱袜子，这个绑腿???晚上都把它绑起来，恐怕一集合的时候，绑???来不及???” （黄埔一期同学刘璠）：“外省的学生刚到的时候，这个气候有时候过不惯，水土不服，脚气又重了，脚???腿子发胖了，因此就要吃红豆啊蚯蚓啊治这个脚气病???” （黄埔一期同学刘咏尧）“民国13年的冬天毕业，毕业以后就派我们到部队里服务，但是这个服务里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总教官，叫做何应钦先生，他就是那个团里面的团长，头一个第一团的团长，我们就编到他那个团里面做事。我开始当排长，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升了，当连长，可是我年纪多少？还不过16岁??????” 黄埔是在“联俄容共”的政治背景之下建军的，所以“清党”之前在学生当中便已经有了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出现的思想分歧现象，袁杰三（黄埔四期同学）说：“军校的时候呢有这个不公开的时候，有所谓的共产党，共产党是一个很喜欢搞这个组织，组织这个小团体啊社团这些，也就是说他们是搞革命，他们那时候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国民党后来也成立了一个单位，一个‘孙文主义学会’。‘孙文主义学会’的时候呢，就是国民党的这些年轻小伙子就跟共产党起了斗争???” （刘璠）“同学们彼此拉啊，你参加共产党来，这个也拉那个也拉，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那个时候国共已经合作又斗争，斗争又合作，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由此可见，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些人后来便成了打击国民党的核心人物。 中山先生逝世后，各系军阀之争再起，这一场混战打到第二年6月，整个国家几成无政府状态。 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采委员制，国民党大佬16人任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商讨敉平内乱之对策，但当时苏俄势力已经深入中央，鲍罗廷力阻国府北伐。（民国）15年3月，更扯出了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人李之龙阴谋诱押蒋先生赴俄的所谓“中山舰事件”，使国共之间的关系更形恶化，而国民党内部也因此产生了“亲共”与“反共”两派的强烈斗争。 1926年7月，国民政府仍决定以蒋中正为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革命军很快地就攻进湖南大破吴佩孚于汀泗桥。9月，武汉三镇光复，继续进兵长江下游。11月，江西底定，何应钦东路也从粤北攻占了福建。在当时，中国的军队有如佣兵一样。当兵为的是混口饭吃，有道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便是从军的目的，因此素质十分低落，而黄埔的学生则是受过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至少他们懂得究竟为何而战，这便是北伐能够快速成功的主要原因，即使如此，那五百杆烂步枪打天下的过程仍然是十分艰苦的。 刘璠回忆说：“打到临沂以后，结果又回过头来，又给敌人打回来，打回来后又退到南京，回到南京以后孙传芳再又回过头来，又打过栖霞山，就是紫金山啊，就是国父葬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中山陵啊，几乎南京就给他拿走了。两个军，一边是第七军，一边是第一军，两边夹着打他，要把他打回江，又打到江北去。所以呢，你们搞这个‘一寸河山一寸血’啊，那真正是流血啊，不是搞得好玩的。所以这些军校同学可以说是???要谈到这些问题啊???实在是???今天???（老人有些哽咽）感慨万千啊???” 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汉口，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因国际共产党的分化而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最后演变成一国两府，“宁汉分裂”的局面。同年，周恩来化名武豪潜往上海发动“工人纠察队”武装暴动，这个时候蒋中正的北伐军正好逼近龙华了，4月12日，蒋总司令下令清党，并逮捕共产党人，国共之间三年多貌合神离的“合作”至此划下了句号。民国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蒋中正与毛泽东也自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有关清党的背景，历史学家蒋永敬教授分析说：“我想当然这个共产党虽然是加入国民党，他还是奉行他的马列主义，那国民党人还是相信这个三民主义啦，大家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可以说是没有弄在一起。所以马列主义他是主张要斗争，阶级斗争，那么当然这些共产党在国民党后来这个势力也是成长得很快，也担任很多重要的职务，那么就是把国民党分成左派右派在搞斗争。那么一搞斗争，这国民党内部大家就是起分裂了，那共产党就乘这个机会就要夺权，那当然最后夺到蒋先生头上来了，当然这个关键啊我想就是在这一方面的。” “宁汉分裂”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共产国际操纵的结果，但蒋总司令革命武装的逐渐茁壮而造成党内一些人士的压力与危机感也不无关系，因此宁汉之争后来便以“分共”和“倒蒋”作为结束。8月，为促成党内合作，蒋总司令宣布下野。 在连年戎马倥偬之余，蒋先生于民国16年12月在上海与宋美龄女士结婚。这个时候奉系张作霖自任大元帅入主北京，北伐战事形成胶着。民国17年蒋总司令重披战袍继续北伐，兵分三路向北京推进。（字幕——第二次北伐战斗序列：总司令 蒋中正；第一集团军司令 蒋中正【兼】；第二集团军司令 冯玉祥；第三集团军司令 阎锡山；第四集团军司令 李宗仁）第一集团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日军无端出兵，攻击残杀百姓万余人。3日，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进城拟与日军理论，但就在这附近被日军逮捕并令其下跪。蔡公时坚决不下跪而且破口大骂，日军先后割掉了他的耳朵、舌头，蔡依然挺立如故，终被日军枪杀，时年四十一岁，是为“五三惨案”。 总司令权衡全局，含悲忍辱绕道北上，5月底北伐军行将会师北京城，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2日离京返回奉天，6月4日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张作霖死后，由他的儿子张学良掌统奉系大权。同年12月，张学良通电服从中央，南北终于统一了。 一寸河山一寸血 （4） 1928年6月，北伐军进驻北京城。12月29日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飘扬神州大地。经过十七个年头的分裂与流血。南北终于统一了。可惜，这只是国民党的官方说辞，而当时的统一事实上还是个表象。所谓统一只是强大的中央军以武力暂时降服了各地军阀而已，军阀划地为王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所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十分脆弱。以当时的状况而言，仍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这一份不安直接影响到了三年后的“9?18”事起，国府的对日政策。 第四集 危机与生机 话说北伐完成后，各军兵力分别暴涨为：中央军50万；冯玉祥40万；阎锡山20万；李宗仁20万；奉军40万。如果加上全国其他地方部队，总数当在两百万以上，其所需要的粮饷几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的总岁入。大局既定，所以必须裁军。中央于（民国）17年7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军队编遣后，除了中央军保持60万而外，各系部队都控制在20万人以下。此一措施引起了各系军阀的极端不满，昔日北伐战友象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一夕之间翻脸不认人，于是“倒蒋”的呼声纷纷再起，这种反应几乎是必然，因为军阀向以拥兵自重，裁他的军有如刨他的根要他的命一样。在统一国家的观念还十分模糊的时代，他们自然无法坐视中央军的坐大，但在中央的立场，蒋总司令对民国以降，革命屡受挫折的创痕犹新，假如中央不能在军事上保有绝对优势，那么嗣后国家势将陷于永无宁日的渊蓛之中。 事后证明，开国后军阀八方割据的乱局确实终止于此。但中央目前所要承担的则是面对党内新军阀的一场激烈“内斗”，这场战争双方动员兵力多达一百四十万余人。从1929年3月局部开始接触，5月1日双方正式开战，战事连亘近两年之久，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战场遍及南北十省，是民国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世称“中原大战”。这场伤筋动骨的战争不仅国力为之受损，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恶果是助长了宿敌共产党的扩张与东邻强敌的进一步侵略。 中原大战的结束与张学良引兵入关支持中央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第二年，1931年，日本却乘机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日本。事实上“甲午”清廷的赔款不仅帮助日本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军备的国家，也使他们的经济发展从手工业过渡到轻工业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便一跃成为世界上超级仿冒王国。日本人把仿冒品倾销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牟取巨利而奠定了经济基础。1905日俄战争之后，他们发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进入了发展重工业的时代，像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阀便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进兵胶州湾，又捞到了好处。到1922年，他们的国民生产毛额从1913年的三千八百万日元，9年间暴增了六倍半之多（达到2亿3千万日元）。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欧战结束，欧美各国重返亚洲市场，加上1919中国“五四运动”后所造成的民族觉醒风潮，开始全面抵制日货。到了1920年，日本便进入了经济发展的低潮。1923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29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上了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1930日本真正是面临到了空前的危机了。根据以往靠战争来获得利益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以向外扩张来解决问题似乎已是唯一选择。 此时正是中国刚刚打完中原大战，国家曙光初现的时候。在政治方面，于民国元年正好也是大正的元年，嘉仁在位十四年。到1926年，裕仁登基易元昭和。这一年则是蒋中正掌国民党军权第一次北伐的同时，但在这段时间内，不管谁在主政，两个国家一个总是处于分崩离析，战火连连，越分越裂的局面之下，另一个则是走向神权军国，越凝越聚的路途之中。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激进军人所组的“樱社”和东北关东军联手想拉跨文人内阁所闯下的祸。 再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本来就留下军队，并没有撤离东北。当他们接收南满铁路的时候，又设立了关东总督府，从此，就以“满铁”的经营为掩护进行逐步侵略之实，“满铁”随着袁世凯和段祺瑞不断让步而膨胀。 1919年，关东军司令部成立，到1931这一年日朝移民已多达百万人，其中役男都受过军事训练，而关东军有权调动的兵力也可达十万之众。这个时候日本国内已充分认同“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看法，关东军的跋扈更已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程度了，所以即使没有“万宝山”和“洮南中村”等事件的发生，关东军还是会制造其他事端寻衅开火的。 话说回头，事实上早在日本的锁国政策破碎的同时就已经产生了地少人稠、资源缺乏和怎么活下去的生存危机感，这便是我们曾经提过的日本“大陆政策”的发萌时期，1871年的“征韩论”与1894年的吞并朝鲜则是这个理念的延伸与落实。 1927年，日本军人田中义一组阁，军国的色彩更为浓厚，虽然后来他因为“皇姑屯事件”被迫下台，但政府却已经无法掌控关东军了。 再看我国这边，自从中原大战之后，在军事上要面对清党以后公开暴乱的共产国际武装部队；在政治上，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便处于群龙无首互别苗头的乱局之中，象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和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人就在北平合谋另组政府，以与中央对抗，后来由于张学良的入关而瓦解。 1931年5月，汪精卫又结合了党内反蒋势力，另组国民政府于广州，形成了宁粤对峙的局面。这个时候，汪精卫收买了石友三以武力攻击中央军，再遣陈友仁赴日表示“倒蒋去张”的“共同”立场以争取支援，这一切使当时身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头痛不已，也形成了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肇因。 1931年7月，蒋主席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阐明国家不能统一则无以攘外的主张。有关“安内”与“攘外”的先后问题，不仅当时在国内出现了极端不同的反应，即使在历史上亦仍存在着相当分歧的看法，但就情势而言，清廷的积弱，民国的分裂，加上眼前的动乱，当时我们无力抵御外侮应是不争的事实，但蒋中正当时却难逃不抗日的罪名。基于此一政策，东北这方面在“万宝山事件”之后张学良就致电沈阳东北军说： “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张学良对蒋中正的支持程度。 1931年9月18日，和三十七年前甲午黄海之役几乎只差一天，晚上十点半，板垣征四郎下令按动了爆炸柳条沟铁轨的按钮，中日延续了十四年的第二次战争从此爆发，东北军遵从中央指示没有抵抗。 日军于18日夜炮击沈阳城外北大营我军防地之后，第二天就攻占沈阳，接着安东、抚顺、长春、吉林等地相继陷落。我国于21日向正在日内瓦开年会的“国联”提出控诉，参与当年这项举世轰动的国际事件的当事人，时至1995年多已纷纷谢世，我们在上海找到了当时留德学生，高龄92岁的顾毓瑔先生（前中共政协委员），他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说：“那个时候的心情非常之沉痛，看到报纸上面在日内瓦，旧的国联，国际联盟开会，我找到中国代表施肇基，他说我替你弄一张旁听证，我就去拿了旁听证去旁听了。那个时候世界上几个有名的外交家都看到了，德国的史崔玛，，法国是伯利昂，英国是劳德西斯优，高个子。日本代表叫松冈洋右。松冈洋右在日本政界是有名的诡辩???诡辩派。” 尽管松冈洋右能说善辩，国联仍然议决限日军于10月13日以前撤军，并组成调查团进行调查，但日军根本不甩，继续攻城掠地烧杀抢夺，当时的状况很多东北老乡记忆犹新，（当时的东北师大学生，博问）：“晚上的时候常常听到枪声，在白天的时候常常发现很多的尸体啊，从上边???松花江的上边流下来，这是我在师大念书的时候??????” 在兵荒马乱中，东北军及各军政单位纷纷后移退入关内，这一群兵荒马乱的人潮中，有两个人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海军总司令，他们分别是马纪壮和宋长志。（当时海军学校学生宋长志）：“我们开学的时候是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十六号，过两天就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我们非常震惊，我们的队长就跟我们讲日本占领北大营的大概经过等等，过了些时候为了???学校要安定起见，学校就从葫芦岛搬到青岛。”（当时海军学校学生马纪壮）：“这个学校当然在东北，东北那个时候呢???就是等于海军的预备学校，就是在哈尔滨。九一八事变，我们没办法，不能再住下去了，学校就迁移。迁了以后就归葫芦岛的海军军官学校，这个时候我算是入了海军了??????” 国联调查团由李顿率领于第二年1932年3月到了东北。顾毓瑔先生说：“李顿调查团，李顿是英国人，是（这个）勋爵，拼法是LYTTON。我们中国呢，中国外交部派顾维钧，日本松冈洋右他说东北是日本的移民的所在地，从东北取得的铁矿、铁矿砂，东北的木材、工业的原料依靠东北，因此我们啊在东北有这个，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依靠东北的这个情况??????”松冈这番话听在后人的耳朵里，也许会直觉地感到荒谬，因为别人的东西由于你需要而动武便是强盗行为，强盗还振振有词岂不荒谬？！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国势薄弱，还问不出这种话来。顾毓瑔接着说：“顾维钧看见了我们他说，我们一定要提供类似的（这个）报告，说中国人也依靠东北。那么好了，我到我们实业部去找，资料一点都没有，结果到上海，我从中国银行的经济研究室找到了许多资料，写成一个报告。到现在要找李顿调查报告里头，我们从前的报告在里头，但是啊，弱国无外交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贫弱得很哪??????” 民国21年元月，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又在上海挑起事端，28日炮击吴淞要塞，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政府也派兵驰援，这一仗打得很好，逼使日军连换三个指挥官，本来扬言四天拿下上海的，结果打了一个多月，最后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为结束。这个时候辽、吉两省已经全失，东北三省只剩下黑龙江守军马占山的部队苦守克山继续奋斗。在辽、吉两省陷落的同时，东北各地爱国军民纷纷投入义勇军的行列奋起抗日，可歌可泣的故事史不胜书，年轻的作曲家聂耳为此写下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声援抗日，这首歌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开始，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结束，全曲悲壮激昂，对当时全民同仇敌忾之鼓舞，极具影响力。可惜的是，血肉毕竟不可能筑成真的长城，而面对日本这种强敌只凭一股气也显然不足以取胜的。 民国21年底，义勇军弹尽援绝退入俄境，第二年春日军下榆关，3月承德失守，长城各口烽火连天。5月，政府忍痛签下“塘沽停战协定”。【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2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民国）23年3月，溥仪“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当时，全国抗日的怒潮已是风起云涌，尤其青年学生一个个更是热血沸腾。苏顾毅（当时高中生）回忆当年的情形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高中生，就跟北大、师大那些大学生，跟着的???卧轨，都睡在铁路，铁轨上，不让火车开走，要搭火车到南京去，请政府出兵打日本??????” 这个时候，蒋中正遇到了他执掌国民党军符以来最为严酷的两难局面，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的可怕，“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来是兵家的上策，能不打最好，因为，战只要打下去就没有绝对的赢家，万一非打不可，就得求胜，不能胜反而招来万劫不复的命运，又为什么呢？所以，虽然“忍”字心上一把刀，但能忍才是真汉子，更何况身系民族存亡重责的一个领袖。但是不战又如何呢？ 再看日本这一边，，九一八事变其实可以视为部分激进军人夺权革命的一种手段。在柳条沟事件之前，日本国内缓和派人士并不主张动武，甚至在攻陷沈阳后，东京本部仍持“不扩大政策”，但关东军“三羽鸟”——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有如脱缰野马一发不能收，加上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连失数十城，关东军以事实证明了“支那”的不堪一击，一时军人气炽高昂，缓和派式微，从此走上军国侵略的不归路。蒋主席后来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曾经承担了此一过程的一切责任，他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迴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当时正是国民党内宁粤分裂之际，蒋主席于是年十二月被迫下野。 在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之际，更不容忽视的是中共的趁机崛起。中国共产党于民国10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1924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中共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以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显然这个时候国民党所面临的敌人比起只懂蛮力的军阀要难缠多了，因为他们不仅会耍心机，而且还有个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苏联。1924年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便成了后来发展武斗的核心人物。 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7月15日分共，逼得中共没有容身之地，于是纠集了2万多人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起武装暴动。这次叛乱的主力，象国军第11军的叶挺、20军的贺龙都是共产党人，而南昌的公安局长正是朱德。南昌暴动后一个星期，瞿秋白在“八七会议”扳倒了陈独秀，制定了所谓“盲动主义”的暴动路线，从此湘、鄂、赣、粤、闽几个省份的老百姓就失去了平安的日子了。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正好利用中央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以及中原大战杀得天昏地暗的机会不断扩张，到1931年交，包括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赣闽苏区、湘赣区、浙赣区等，“红祸”已经蔓延了六个省份之多。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1931年7月对中共进行了3次围剿，后来由于宁粤之争蒋主席下野而停顿。 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从1934年起，中共在强大国军的压力之下节节后撤，前后历经两年的时间，分三路于1936年10月退到了陕北，这便是中共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中共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中共聚集延安的这一年，东北已经沦陷了整整五个年头了，身羁关内的东北军任凭无尽的乡愁一天又一天啃噬着他们离家背井的心，一曲“松花江上”使他们想起了失去孩子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和不见了父亲的孩子，这不只是一首歌，一片情，因为它直扣着发生在这一年年底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 一寸河山一寸血（5） 回顾从1868明治维新以来的中日关系，假如我们把它想象为一场长程的接力赛跑的话，那么日本的第一棒是明治睦仁对大清慈禧，这一棒跑了四十年，我国严重落后的情形本节目打一开始就提过了。1912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的虽然是中山先生，但接到棒子的却是袁世凯，对方则是大正嘉仁。袁世凯虽然没怎么跑，但在他当政的五年里，最起码棒子还握在手里，老袁这一过世，麻烦就来了，因为往后十年间你争我夺，几乎连棒子在哪里都搞不清了。在接力赛跑中“落棒”是最严重的失误，也是造成落后的致命伤，更何况找不到棒子了呢！1926年，昭和裕仁登基，他跑第三棒，而我方的选手正是衔命北伐的蒋中正。接力本来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赛，接棒的人固然可以受前棒领先之惠，但也同样要承担前棒落后之果，因此当时蒋总司令遥望对手的背影，“瞠乎后矣”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这便是继九一八事变和塘沽协定之后中国人忍受着国土沦丧、民族蒙羞的奇耻大辱。不轻易言战的主要原因，当局“先安内，后攘外”则是拖延政策，但“拖”则是指积极的拖，积极表示要打、要备战，而拖呢？就是拖一天赚一天！ 中国国民党于1928年10月正式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全面展开了从头做起的建国工作，直到1937年，这十年曾被魏德迈誉称“黄金十年”，但事实上，当时国家残破，生民潦倒，加上日军全面入侵的脚步日益逼近，这十年也可以说跟时间赛跑的关键十年。 第五集 乾坤一变 十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一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待”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 1934年，蒋委员长发起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施之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 经建方面的推展也属困难重重，举个例子来说，1928年，在度量衡划一制度没有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一尺居然只有河北的两寸长；“衡”呢？浙江杭州的称跟邻省江苏的称也能差上七倍之多。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即使如此，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一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齐头并进中，因而从1931年到1936年间，我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 当时在交通事业的发展方面犹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以外，铁路到抗战前总长已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辟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一万五千多公里。至于我们究竟动用了多少财源来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呢？说起来，只不过占国家总预算的1/5而已，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还要负担包括前清遗留下来的国债约占32%和将近40%的庞大军费。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谓“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接下来便是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再加上“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再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十年建国中，还有一项建军计划是在暗中进行的，当时蒋委员长曾经和德国秘密磋商，准备训练80个精装师，以此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后来任职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顾毓瑔证实了这一项计划：“因为是我们都参加军事顾问团，同俞大维他们开会的时候，我都参加，听到这样一句话：委员长准备装备80个精锐的师，反攻东北。”可惜这件事后来因为卢沟桥事变所以没有实现。 我们后人常常会做如是想，假如老天爷多给十年，中国之自强理应是可期的，可惜历史的轮轨偏不这么转，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西安事变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但关键人物却只有两个，那便是蒋中正与张学良。回溯1928年6月北伐军直逼北京，张作霖仓皇出关，被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12月，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关键的临门一脚为蒋中正在历史上留下北伐成功、全国统一的重要纪录，也开始他们纠缠一生的种种关系。 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反对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并引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中正，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由此更坚定了他们两个人水乳交融的“革命情感”。有关这个部分历史学者蒋永敬形容说：“中原大战以后，当然这个关系可以说张学良的地位是很高的，蒋先生是全国的三军总司令，他是副司令，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张学良这个时候权利是很大，差不多除了东北四省以外，还有包括华北五省，这个军权政权差不多都交给张学良手里了。那么他们两个的关系可以说是生命共同体啊。” 然而，在政治现实的层面中，所谓“生命共同体”其实是蛮脆弱的一种结合，他们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蒋、张之间的关系变化亦复如此，问题是促使这些变化的背景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笼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当时的北大学生、历史学者吴相湘回忆说：“所谓12?9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记得在北京街上啊，那冬天里，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么北京的军警就用自来水龙头冲，一冲到身上就结冰了。那时候宋哲元命令军警对学生不能用枪，用刀，并且只准砍屁股，因为砍屁股不会砍死人嘛。我看到很多女同学就这样子??????” 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一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再看中共于1935年10月翻山越岭逃到陕北，结束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全员总数还不足两万人，是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8月南昌武装暴动以来声势最为低迷的时刻。而国军这一边，南由关中起，北至榆林，东起黄河两岸，西达平凉、固原，这便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所辖的任务区，在这一片地区里所部属的兵力少说也有二十余万之多，由蒋委员长亲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以代总司令之名，实际负围剿共军之责，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单看1925年11月紫罗镇之役便可以证实如是的看法。这场仗的指挥官是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他率领牛元峰的109师和何立中的110师在紫罗镇和红军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形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源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与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 再说东北军的待遇。当时一个师每月的粮饷大约只有3万块银元左右，而“整编师”也就是中央嫡系部队则有12万之多，如此不平等待遇对还没有整编到的东北军也是很难接受的，加上紫罗镇那一战殉国、阵亡官兵的抚恤金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几时发放还遥遥无期，使流落在甘陕一带的眷属境况十分凄凉。如此雪上加霜的怨忿正好都被中共掌握、利用了。此时此刻东北军的处境与心情，张学良何止感同身受，因为这些人是他带进关来的，如今落到这般境地，他将以何面对乡亲父老呢？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更何况性情如张学良呢？每当午夜梦迴，他难免会想起当年“东北王子”少帅的风光和站在阅兵台上意气风发校阅三军的往事，加上手下的将领一心团结、打回老家去所带给他的压力在他心中渐渐地便产生了化学性的变化。 蒋永敬说：“当时差不多东北人，特别是东北军，都是希望打回家乡，那么当然蒋先生这个‘安内攘外’政策先要解决内部，所谓‘安内’就是要先解决共产党，那在张学良心里想‘那我等不到了，你现在又叫我安内，又要叫我来剿共产党，那我这个军队消耗了，我这个本钱就没有了。’” 至于东北军与中共之间显著的关系，蒋永敬说：“现在因为大陆中共档案资料开放了，可以说从民国25年1月中共就派正式代表李克农，他们在洛川啊，这就是张学良部队驻的地方，他们就开始会谈，会谈时间他们两个已经停火了，那么到了4月9号是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这时候他们已经达成很好的合作关系，不但停止剿共，而且资助他们武器，资助他们弹药，甚至资助他们服装、金钱。那么当时一部分共产党的主力是在四川同西康这一带，就是张国焘的部队，那么这时候等于张学良也就是帮助者一批人同陕北的中共军队会师在陕北。” 继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让路”，张国焘的“红四军”得以入陕，完成三路红军会合之后，同年11月更因王以哲的出卖让胡宗南的中央军在山城堡吃了个败仗，这一切都说明了身为西北剿共代总司令的张学良确实与他的对手之间有了不寻常的关系。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只是要透过中共搭上苏联的线，联俄以抗日，打回老家去。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张学良曾一度申请加入共产党，有关这件事，事后也得到了证实。蒋永敬说：“张学良大概是在（民国）25年6月底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中共也把张学良的请求报告到共产国际，那共产国际大概是???我们看到的文件是8月15日回来的电报，他说不能够接受张学良入党，认为张学良不可靠??????” 根据新近的资料显示，中共当时本想以“反蒋抗日”与东北军秘密结盟，并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后来因为苏联方面的反对而作罢。中共易张学良的“西北剿共”代总司令而为“西北抗日”总司令的用心是很明显的，但为什么苏联不同意呢？原来德国自从1934年希特勒掌政之后就不断扩军，1936年德日更签署了防共协定，苏联生怕面对德国的同时还要担心东方虎视眈眈的日本，所以他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领导全民、抵御日本的领袖，这个人正是蒋中正。换句话说，当时苏联的政策是“联蒋抗日”的，这件事可从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得到证实。其实中共当时在苏联中央的眼里究竟有多少分量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克服生存危机，曾积极表态与中央结束对立状态，陈立夫回忆说：“民国24年9月里面，这个周恩来一封信写给我同我的哥哥两个人，周恩来的亲笔信，就是要我们不要再剿匪了，他们也要共同的抗日，同我们抵抗日本，那一封信来了以后呢，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潘汉年???有个叫潘汉年的，潘汉年代表第三国际，我同张冲???我们这边我同张冲两个人，这个是因为苏联第三国际是要共产党要他来投降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没有顾忌啊，我们可以去打日本。” 周恩来的来信由于未署明年份，可能造成了记忆上的错误，蒋永敬说：“很多的文件出来，是民国25年9月1日写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陈立夫他不承认他记忆错了??????” 谈到西安事变，我们要提到另一个角色，那边是当时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据说当时日军进逼日亟，中央曾拟出一份应变的作战序列（字幕——第一路军 总司令 顾祝同；第二路军 总司令 刘峙；第三路军 总司令 蒋鼎文；第四路军 总司令 宋绍良；第五路军 总司令 陈继承），但是为了避人耳目，而以五路剿共的名义发表。这份命令传到西安，造成了张杨两人的极大震撼，他们的疑问是，共军充其量也不过两三万人，居然动用了这么庞大的兵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于是便产生了“要被吃掉”的危机感，中共便成功地掌握了此一“良机”，结合了张杨的力量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这是1936年的事。 至于蒋委员长这边，对东北军不稳的情绪早有耳闻，但由于他对张学良的充分信任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民国）25年11月才去了西安。委员长对张学良如此的爱护与担待，唯一可解释的是可能他错误地把张学良之对他比作自己当年对中山先生的忠心不二与唯命是从的绝对忠诚，这一点在他后来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中曾经提到。他说： “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大疏，致其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 “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中央军获悉后立即开始军事行动；15日蒋委员长下令停止轰炸；22日，蒋夫人、宋子文等人飞抵西安；到26日张护送委员长返南京，这段过程中，张学良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兵谏到返京负荆请罪的戏剧性转变，根据资料是张学良看到了委员长日记，洞悉了委员长的苦心之后而引起的（字幕——对日抗战战斗序列：第一方面军 总司令 蒋中正；第二方面军 总司令 张学良；第三方面军 总司令 冯玉祥；第四方面军 总司令 阎锡山；第五方面军 总司令 李宗仁；第六方面军 总司令 陈济棠；第七方面军 总司令 程潜；总参谋长 何应钦；副总参谋长 白崇禧）。那么他是怎么看到这本日记的呢？ （前中共政协委员）顾毓瑔先生说：“我同陈诚在南京住在对门，所以我们常有来往的。他告诉我这个西安事变他也被关在里头，软禁了。他找到张学良，他说：汉卿啊，有一个黄色的大皮包你不能丢，你自己去找找，不要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把这个东西丢掉了是不得了的???。张学良听陈诚讲完了，他自己去找了，找到了黄颜色的黄皮包，大皮包。既然是有军事秘密我（张学良）倒要看一看，打开看，委员长有抗日的计划都有，当然是包括80个师的那个部队，所以张学良说，我错了??????” 张学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是不是仅仅为了一本日记而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变化呢？史学者大多不以为然。蒋永敬说： “张学良改变态度是多方面因素，第一个是西安事变以后各方对他反映很不好；第二莫斯科方面等于在斥责张学良，那中共的态度也转变了，本来中共支持他的，后来也变为中间的、中立的、调停的角色。当然我想再加上宋子文、蒋夫人去调解这个事情，当然是很大转弯的、转变的，很好的一个机会啦??????” 在西安事变中还有一个谜团，那便是22日夫人等人到了西安之后国共之间谈了些什么？彼此有没有任何承诺？当NHK记者后来问道张学良的时候，他说： “这个???我???我???他问我问得???这是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他往下不要再问我这个事??????” 这团迷雾直到最近才得到了部分的澄清。 蒋永敬说：“谈判的时候，这个内容周恩来当时都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譬如说改组国民政府啦，当时就是他要把何应钦拉下来，改组政府谈了，当然事实上要抗日啦，准备抗日了，同时剿共这个事也停止下来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苏联的态度又如何呢？ 顾毓瑔先生说：“因为我的爱人是宋庆龄的表妹，听到这样子一句话，斯大林打电报给宋庆龄，说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是能够号召中国，要是把他抓了，中国会大乱??????” 蒋永敬根据最近公开的资料也证实了以上的说法：“因素当然他是主要考虑苏联本身的安全，那么就是中共和张学良加起来他怎么能够牵制动日本呢？那蒋先生他代表全国的力量，蒋先生的号召，全中国起来同日本作战来抗日，这是苏联的本身有了安全，这是根据苏联本身的利益来考虑的。”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使他不得不去面对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6） 西安事变之后，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迹象已经十分显现，在战争脚步日近的同时，全国都沸腾在期待与兴奋的狂热之中，这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是人类史上所仅见的，但此时此刻也有人忧心忡忡暗地里叫苦，尤其是一手掌握军政大权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中正，因为他知道这个仗不能打！因为战争毕竟是硬碰硬的实力抗衡而非一时激情。 也许后人对当时中日之间的强弱和悬殊还只是个模糊的概念。现在让我们撇开两国的总体国力评估不提，但就双方军备从数据上来看看在1937年的实力比较—— 在陆军方面：如果以总人数论的话勉强可以称得上是1：2（字幕——现役兵：中 170万；日 38万；预备役兵：中 无；日 73?8万；后备役兵：中 无；日 87?9万；补充兵：中 50万；日：248?4万；总计：中 220万；日 448?1万），但作战毕竟不只是数人头就可以算数的，因为部队的装备、训练、士气等等都是决胜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姑且撇开训练不谈，那么我们的装备又如何呢？这就是当时一个战斗单位“师“的简单比较： 中国（师） 日本（师团） 11000人 人员 22000人 无（自备不计） 马匹 5800匹 3800支 步枪 9500支 328挺 机枪 600挺 46门 火炮 108门 无 战车 24辆 问题是武器仍然是不能以量来衡量战力的，因为它们有优劣之分，比如说一挺经常“卡弹”的机关枪还不如步枪来得方便，这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 至于海军，假如以“吨”为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改为1：30。（字幕——中国：6万余吨；日本：190万吨）不过这里面还是存在着“质”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有一百万吨渔船事实上也敌不过五万吨战斗舰，更何况我们在吨位上已经瞠乎其后了呢！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在空军方面：统计数字有很大的出入，但一般认为开战之初我军军机总数在三百架左右应该是比较客观的统计，不过这三百架飞机里面还包括了一部分教练机和不堪作战的飞机在内。 （字幕——空军：中日对比 1：9.中国300架；日本2700架） 假如根据陈纳德当时的估计，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实际上还不及100架。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飞机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也就是说砸了一架就少了一架。所以在空军战力方面我们不能以1：9来评估。 如此悬殊的战力中日两国的当局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日本军方更了若指掌，因此在一群激进派的军头心目中支那军队不堪一击几乎已形成了一个毫不思考的刻板印象，此一印象所衍生的轻敌心态在战争初期显露无遗，日本军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触犯的兵家大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以当时的中国而言还有什么不可轻的呢？有！那便是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一股气，这股气蒋中正感受到了。1935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同时提出：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也就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政略方针。这篇演说相比于（民国）23年在“敌乎？友乎？”一文中苦劝日本悬崖勒马的用心虽然是一致的，但在态度上则强硬多了，他强烈暗示日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此一转变便是受到了这一股气的影响。不幸的是，日本军阀低估了他所指的“和平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底线而酿成了一场大祸！ 第六集 最后关头 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日本侵华的源头始自于他们的“大陆政策”。1927年，田中内阁在他主持的“东方会议”中把整个步骤具体落实了。那便是以要征服世界得先征服亚洲；征服亚洲得先征服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田中奏折”。其实田中的建议是会议记录也好，是奏本也好，都不影响他们尔后的侵略行为，因此台湾苗栗人蔡智堪夜闯皇宫“盗抄”原文一事从历史角度来看。基本上就不存在其真伪的问题，重点是自从民国18年南京的《时事月报》首先披露了这份文件，把日本千万言难尽的侵华阴谋浓缩于“田中奏折”四个字之中，而成为激发当时国人同仇敌忾的传播利器，这一点蔡智堪还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在日本发生了一场流血政变，那便是所谓的“二?二六事变”。当时陆军步兵少壮派军人率领了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叛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内大臣齐藤和陆军教育总监渡边等人。这件事迫使冈田内阁下台，由广田弘毅出任首相，更加紧了侵华的脚步，一直到1937年的近卫文磨，一步都没有松懈过，但是当时的日本在国际上是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的。 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日本便退出了国联。1936年底再退出与英美签订的“海军限备条约”。在北对苏俄海参崴增兵与南拒美英海权的威胁之下，便急着要取得我国龙烟的铁，井陉的煤和华北的棉花以扩充战备，但我国却坚持立场绝不让步，虽然日本国内也循外交管道和我国交涉，但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却认为以兵临城下的方式逼宋哲元就范也许更为有效，所以便陆续增兵华北，更非法强据了丰台。 假如我们驰车平津快速公路之上，当可以发现眼前竟是一片无垠的原野，这里便是1937年日军越停战线入侵华北的现场（图像为现北京丰台环岛）。停战线源自于1933年5月的塘沽停战协定，当时国军被迫退出西起察哈尔的延庆，沿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宁河，东迄芦台。这一条连线以南而空出了长城以南的这块缓冲区，三年来国军未敢越雷池一步，但日军却早跨过这个门槛进逼平津线了。 日本人都在这里做什么呢？杨树藩说：“这个卢沟桥过来左边有一个丰台，丰台那一条街都是窑子，都是这个小姐们在那里，他们日本人一到了那个地方啊，就把这些小姐整得很惨啊??????” （军训学生团 驻南口）宋秉一说：“在乡下，在乡村里头，这个日本人开着大货车，货车旁边挂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日本国旗，那个太阳旗挂在旁边，上面大概最多只有一个日本人，其他的跟着的有的是汉奸，有的是高丽人，那么跟着日本人，到处卖这个毒品，就在这个大街上公开地搬下来就在那边卖。中国人贩卖毒品是死刑，要枪决的，日本人就公开地在城市里面和乡村里面公开地卖，警察无奈他何。” 六十年后，我们重返丰台，市区已经经过整建，马路也拓宽了许多，放眼望去，了无战争所留下的痕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行将拆除的旧社区，经老居民证实，这个附近确实有过一条窑子街，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937年7月7日晚间，日军在宛平城外夜间演习，以“丢人”为名挑起了事端。“丢人”本是他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六年前东北洮南“丢人”引起九一八事变；五年前上海“丢人”引起一二八事变，多少都捞到了好处，没想到这一次中国人不让了。第二天，蒋中正电令宋哲元：“宛平固守勿退！”这表示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决定拼了。 当时，负责平津一带防务的是宋哲元的29军，而在卢沟桥和日军正面冲突的则是冯治安37师219团吉星文所属金振中营的第3排排长祁国轩。他们在奉命之后，正式肩负起守土卫国的大责重任 219团将士凭着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和敌人在小小的宛平城苦战了23天，他们以鲜血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一吐九一八以来积压在胸口的一团闷气。 “七七事变”第二天，当时正在南苑受训的朱秉一回忆说：“我们在南苑受军训，早晨还没起床就听到炮声了。起床集合点名，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就是日本人在打卢沟桥，日本侵犯卢沟桥，现在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听到这个报告以后，大家都吼起来了，好！就是终于打起来了！是那么个心理。” 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火速自东北与朝鲜调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增援华北，显然日方事先并没有料想到我国的反映会如此强烈。 12日，日军攻占天津车站，13日北平永定门外发生战斗，16日，日军10万增援部队开抵华北战场。 1937年7月17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卢沟桥事变是我最后关头，我国坚持最低限度立场，但仍希望日本悬崖勒马，不要酿成大错。但日本不予理会，战斗持续进行。25日借故攻陷廊坊。 廊坊是平津路上的一个小站，相去北平只有咫尺之遥。当年从东北和朝鲜火速拥进的军队便是在这里集结的，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北平。开火后不到半个月，增援华北的日军已多达18万人，7月28日，在军机与坦克掩护下进攻北平。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和大沽口也沦陷了。 在众寡悬殊、强弱分明的条件之下，国军第29军在这一片防区里和强敌苦战达24天之久，最后虽然败下阵来，但抗日先锋的英名将永志史册。 1937年8月22日，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正式收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后来改为第18集团军，以下设三个师，分别为：林彪的115师、贺龙的120师、以及刘伯承的129师，总兵额为3万人左右。历经十年围剿的中共红军从此换上了国军的制服，领取国军的粮饷和给养。表面上拥护委员长，一致抗日，但实际上并不听令中央的指挥。如果说这是自1924年中山先生容共以来国共之间的第二度合作，是共赴国难的大势所趋，却也可以视之为国民党另外一次灾难的开始。 “七七事变”之后，我们虽然很快地在淞沪另辟了一个战场，但这并不表示放弃了华北的阵地。当时的作战策略是以“空间取换时间”。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是指前面的人用他们简陋的武器，拿他们的血肉之躯前赴后继，在广大的国土上迟滞敌人锐利的攻势，以换取宝贵的时间让后面的人有机会作更多的准备投入战场捍卫国家，所以当时戍守华北绝大部分的国军虽然在日本飞机、大炮、坦克猛烈强攻之下仍然拼了一条命，抱着能守一天算一天，能守一个小时多一个小时的决心，和敌人周旋到底。如此壮烈的情怀教人感动。 当时这个战场的生还者（9C47D卫立煌?郭寄峤部王兴明，战历：娘子关、忻口、太原）回忆说：“那个时候日本人打得很凶，天一亮飞机就来了，天一黑飞机就回去了，反正一天到晚不停啦，就是不停。我们大家不怕他这个飞机，就怕他那个炮，他那个小炮打得又快又准确，大概可以打15里路的样子，我们那个地方打死了3个将官哪??????” 严忠发（17C84D 傅作义?高桂滋部，战历：南口、平型关、忻口）谈起了他的战友黄玉祥的殉国故事：“黄玉祥我们是在平道头，他腿部负伤，怎么拉他也不走，我们要转移到第二线去了，第二线与第一线只有3里多路，怎么拉他也不走，不走我也没办法，我也背不动他，我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再回去，看见他在那个山边上，腿上一个子弹伤，肚子身上差不多刺刀伤有十几处，日本人他狠到这种程度。” 8月初，在北方的第一场硬战发生在居庸关下北平东北方向的南口，从地理环境来看，南口是平津小平原上靠西的第一道隘口，位于太行山脉北部的陡坡上，由于是西进山西的必经之道，因此便成为古来征战的要冲，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远远看到山坡上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正式汤恩伯的部队当年和日军白刃肉搏的战场。 南口是京张路上的一个小镇，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宅院，据说这里正是当年汤恩伯的指挥所。南口这一役，国军方面有汤恩伯所辖的王仲廉89师，王万龄第4师和高桂滋的84师以及朱怀冰的94师，约四万人左右，面对铃木、酒井两个混成旅，加上最难缠的板垣师团约五万余人。从8月日开始到27日，拼缠了20天之久，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曾经参与过这一役的严忠发回忆说：“我们上南口的时候，一连的编制有170多个人，打到两三天下来以后只剩下7个人??????” 南口一役国军伤亡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后来因为张家口沦陷而退出战场。 平津沦陷后，日军为了攫夺山西的煤矿资源，兵分两路向西进扑，北路走的就是南口、张家口这条线。南路沿平汉路南下在石家庄左转入晋。 北路日军进山西之后，先杀五台山下的灵丘，守灵丘的是刘奉滨的73师，而来敌正是从察哈尔杀来的板垣精锐部队。73师苦守了10天，于9月20日失守，接着战事便蔓延到了平型关。 平型关在灵丘的西南方，看起来虽然象似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却是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因此当年在这里曾经有过战斗，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9月25日，我军分五路出击（字幕——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为郭宗汾第71师；第四路为孟宪吉独立第8师；第五路为林彪第115师），其中第五路是林彪的115师，林部袭击了日军的一个辎重队，摧毁汽车80余辆，最后和友军共同攻占蔡家峪和小寨。 28日日军后援部队赶到，我军被迫后撤，放弃了平型关。 有关平型关之役，曾经服役守军杨爱源部队的周国煌说：“这个时候守平型关的战斗呢，这个18集团军，共军的跟他接触的就是在蔡家峪这个地方来周旋过，他是袭击他，有人说平型关大捷，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不说它真的假的，大捷不大捷，因为红军的作战啊，毛泽东有所谓的战略思想，他说宁打运动战绝不打阵地战，所以真正说平型关的防守作战啊，共军并没有出力，运动战在外面周旋周旋是在那一带，是有的，所以构不成什么大捷。” 当时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的卫士阮受贤叙述了突击当时的状况，他说：“我看见的时候我还给聂荣臻司令汇报，我说，首长，敌人汽车出来了。当时聂荣臻还说我，你赶紧给我趴下，不要暴露了目标。汽车一个一个从老爷庙那头下了沟了，一百多辆汽车都下去了，末尾的汽车到了老爷庙了，所以咱们前边呢，狙击弹一家伙把前面的那个汽车一打，整个一百多辆汽车都弄在沟里头了，这个时候咱们的部队都没有拿枪，没有拿机关枪打，全部用手榴弹砸下去，就这么深的沟，拿了往下扔，这个时候日本人都钻到汽车地下趴着不敢动了。”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平型关之役确实是一次成功的突击战，与中共大肆宣扬的“大捷”有一段蛮大的距离，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能有这么点好消息对民心士气的影响。 太原会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在雁门关南方太原以北的忻口，而忻口北方的原平则于10月6日便遭到日军的攻袭，守军姜玉桢旅长苦守了5天阵亡弃守。原平沦陷后忻口的国军便陷入了苦战，参加过这一役的弟兄回忆说（严忠发）：“在忻口的时候，为了一个驻山，我们那时候，他白天攻上来，我们就撤退了，然后我们下来以后，再准备夜晚再攻上去，这个山头一共攻了七次，我晓得，因为我每一次都有参加。在那个山上的时候，我们的士兵跟日本人的士兵的尸体、枪械摆的满山都是，双方面都没办法清理战场。” （35C 205B）李珍：“打得那个炮弹啊，落那个炮弹天都黄黄的，沙子都起来了，那个时候你每一天上去一个师，没有下来活的。” （15C 64D）王明山：“我们那个团的医生把炮弹皮取出来，没叫我下去，受伤不退。” 严忠发：“到最后我们这个军的人消耗太厉害，人死得太多了，独立第5旅去换我们换防下来，我们饭都没吃的嘛，下来以后赶快就吃饭，饭还没吃完呢，独立第5旅就整个完蛋了。” 忻口之役进行过程至为惨烈，殉国的将级军官除了死守原平的姜玉桢外，还有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第9军上将军长郝梦麟，七七事起，他远从贵阳千里迢迢率部赶来山西，没想到一战捐躯，年39岁。 第54师中将师长刘家骐在忻口前线南怀化布阵，鏖战七天，全师剩不到100人，师长战死疆场，年43岁。 第25路军少将旅长郑廷珍10月15日夜跃出掩体进行反冲锋战斗，不幸身亡，年43岁。 第85师少将团长刘眉生在忻口前线作战，深入敌阵连中数弹，壮烈殉国，年33岁。 今天，忻口旧战场的模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原先用来当碉堡的掩体依然如昔。虽然我们搞不清“办公号”到底是营部还是团部，但六十年前住在这里的人以如此生活条件和恶劣的作战条件，在烟硝满布的荒原上拼命杀敌的壮烈行为仍然叫人悸动不已。 南路日军于10月下旬过井陉直逼娘子关，企图与忻口南下的部队会师太原。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相传唐朝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驻屯于此，所以又称娘子关。娘子关是山西矿产东运的孔道，郑太铁路便是由此入晋的，而古时代却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隘口，形势十分险要。 民国26年太原会战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这里起初打得不错，后来由于忻口吃紧，黄绍竑调兵驰援而为日军所乘，于10月下旬失守。 太原，阎锡山的大本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池。由忻口南下，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间，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太原城墙的建筑尤其牢固，绝非一般野炮所能洞穿的，因此虽然忻口、娘子关尽失，太原仍有固守的条件，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傅作义无心恋战，太原只打了一天就撤守了，迄今还留下倾圮的城墙供后人凭吊。 一寸河山一寸血（7）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紧急动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竟能集结18万余众来投入战场，其主要原因实际上是靠他们有利的地理因素的，因为华北紧邻东北，东北紧邻朝鲜，朝鲜一水之隔便是日本本土了，如此，大本营和战场等于已连成一线，以如此的补给支援之下，任凭国军如何不怕死、不要命，事实上也难抵挡日军的节节推进的。为了扭转这样的困境，蒋中正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有关此一战略构想，蒋纬国分析说： “假定华北这许多的空间丢掉，对尔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性的影响，那可以忍耐，拿着一段时间来争取我们改善国军建军备战，但是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主力顺着平汉路，有力之一部顺着津浦路，这样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东南沿海，就被包围而歼灭了，这仗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要如何使日军的主力（他的作战线）从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的空间来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引起另外一个作战，这等于是外国人说的开辟第二战场一样的重要。” 这一役便是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第一场惊天动地的战略性的大会战 第七集 淞沪会战（上） 上海，这块当年楚国春申君的封地，是长江千里物产汇聚万商云集的唯一出海河港。7百年前筑城设治以来，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处起家，逐渐发展，到了抗战初期已经是个350万人口的大都市了。 1842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上海便一跃而为东方的世界航运中心，一个城开不夜的十里洋场，它是我国经济金融的枢纽，也是防御首都南京的屏障。 日本人对上海的觊觎已经很久，五年前，一二八打过一仗，后来订了个停战协定了事，今年再打却是由我方基于战略考量而起的，不过引发淞沪之役的所谓“虹口事件”，则还是从“丢人”开始。这次丢的是一个叫做宫崎的水兵，时间在7月24日。起初，他们要求封闭虹口机场，后来人也找到了，日方仍然蛮横无理不肯和解。 8月9日，日本陆战队大山中尉带了个水兵硬闯机场，被我守军击毙，事情就这么闹了起来。 国军准备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其实是7月下旬决定的事。打上海除了战略上的意向之外，也看中了上海是个国际化的都市，这里的一举一动比较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借以昭告世人中国抗日御侮的决心。所以，打从8月初开始便从全国各地调动部队向上海集结，可是由于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动员条件拙劣，四面八方拥进的军队有的搭火车有的乘船，但大多数还是靠两条腿徒步行军，所以有许多部队当他们赶到战场的时候，仗都已经打完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时上海市区的状况，在地图上您所看到的红色部分是公共租界，左边苏州河以南是属英法两国的，苏州河以东黄浦江北的这一块则是日租界。所谓“租界”视同该租借国的领土，所以在开战之初这一带便驻扎了日军。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我国国军是不得越过昆山以东的，所以在战前上海的防务只有靠吉章简的保安部队和日军海军陆战队沿着租界长约十公里的防卫线上呈对峙状态。 卢沟桥的战火震动了这条防线，于是双方动作频频，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在“虹口事件”的同时，日本海军以“佐世保”为首的舰队在黄浦江与他们的第三舰队会合，同时载来了第一批增援部队。 开战之初，淞沪一役的总司令长官由冯玉祥担任。冯玉祥属西北军，蒋中正担心他调不动派系复杂的各路人马，特别调遣身兼西北、西南两处行营主任的顾祝同将军赶赴上海任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协调源源而来的各路军队。 第一批抵达的是王敬久的第87师和孙元良的第88师，张发奎的56、57师也正向浦东地区推进之中。 8月11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进驻南翔，下午88师先头部队彭巩英的262旅刚到真如，孙元良就抢得先机马上领军直指闸北，占据了北火车站。当时服役上海保总的竺启华回忆说：“保安总队的武器不好，我们所有的正规部队都在后面就要上来了，88、87、36都要上来了，保安总队第一线挡了一下子······” 8月13日早上9点开始，日军的舰炮就开始向闸北猛烈轰击，下午3点，我军523团第一营在八字桥和日军遭遇，正式展开昏天黑地的淞沪会战。 八字桥其实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怎么看都不起眼，但由于60年前8·13那个下午中日双方的巡逻兵在这里发生冲突，继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而使这条小小的八字桥有幸名列青史。 闸北是个高楼林立的都会区，所以淞沪这一役打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的。日军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在上百万人口的闸北区平行射击，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平民伤亡。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当天上午，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下了总攻击令。88师、87师前仆后继，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军盘踞的纱厂进攻。参加这一波攻击的弟兄蒋堂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8月13打的，8月15我们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据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结果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了。” 由此可见，淞沪战事开打的头几天国军是乘日军的援军未到阵脚不稳的空隙，以88、87两个师加上地方守备部队和日军在虹口到杨树浦这一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桥又一条桥、一幢楼房又一幢楼房的争夺战的，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吃到了我军强力攻坚的苦头。 这个时候日本只能以他们的空军和舰炮向拥入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从8月15日开始，日军凭着优势的空军战力便密集轰炸上海市区，十里洋场一日之间竟沦为十里火场。以往人潮熙攘的闸北地区现在已经成了烟硝处处的人间炼狱了，单就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这一段短短的路就有一千六百多平民被炸伤亡；沪杭甬铁路上海南站这一天被炸得片瓦无存，当时在车站里候车的旅客两百多人当场被炸死；一个失去亲人的幼儿无助地坐在废墟中号啕大哭，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的残酷在摄影记者王小亭的快门之下留下了永恒的证言，这张照片当时曾经披露于世界各大报刊，使国际友人对日本侵华的的事实多少产生一点人道的关怀。 “空袭”在抗战期间一直是苦难中国老百姓的梦魇，当时的上海在一波又一波轰炸的间隙时刻，总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涌上街头、四处奔跑，他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安全，甚至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只是随波逐流，希望能躲过“死在当头”的厄运。后来有人听说日本飞机不敢轰炸租界区，于是大家便一窝蜂抢渡苏州河，涌向公共租界。起初老外也确实发挥了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先后收留了五万多名难民，但是后来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了，他们只好关上闸门，从此阴阳路断，把一双双失望的眼神隔绝于冷冰冰的栅栏之外。 8月19日，宋希濂的36师、夏楚中98师294团赶到了上海。同一天，日本从名古屋开来了第三师团滕田进部队也在杨树浦和吴淞口一带登陆。 36师一投入战场马上就在天宝路一带和敌军正面接触。所谓“正面接触”，就是双方硬碰硬地对上了的意思。36师弟兄方振东描述当时的作战状况说：“我们吃饭都是夜晚吃的，夜晚送饭送上来的，白天根本就送不上来的······” （原36师）谢世明说：“他（日军）凶得很呢！他是抗战初期，他吃得好也穿得好，他精神也好，他的武器也比我们的好，我们那个时候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小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一打它会卡弹。” 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国军将士还是凭着血肉之躯向敌阵猛扑，8月20日，88师、87师、36师联合进攻汇山码头，打了一天一夜。36师配合战车攻击，率先突破了日军防线直闯黄浦江边，由于步战配合不良。后来被敌军夹击于死巷之中。 从8月13日开始，我军一直是采取攻势作战的，这个时候日军发挥了他们惊人的动员能力，直到23日增援部队纷纷赶到，迫使国军结束了十天来的人海攻势。 经过十天的猛烈鏖战，日方终于感觉到在上海发生什么事了，从8月下旬开始，一个月之间，他们陆陆续续投入淞沪战场的军队计有藤田的第3师团、山室的第11师团、伊东的第101师团、吉住的第9师团和第8师团的鹰森旅团、第1师团的安滕和竹内旅团，以及来自台湾的重滕支队。 根据日本战史记载，这些部队是在“紧急动员”的状况之下奉命前来增援的，显然在淞沪开火之初他们并没有预期到这场战的规模是如此的庞大。 在我国这方面，此时全国也进入了仓促的动员状态之中，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陆续投入淞沪之役而外，为了因应整个局势的转变，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把全国被战火燃烧的区域划分成了五个战区，它们分别是第一战区河北、豫北；第二战区晋、察、绥；第三战区江、浙；第四战区闽、粤；第五战区山东、淮北。上海属第三战区，现在正面临敌人大军压境的严重危机，而受命抵御日本抢滩登陆，指挥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将领则为前敌总司令陈诚。 现在，让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看日军的动态： 8月下旬，日本援军是沿着吴淞口到川沙口这条防线登陆的，假如任日军在此一地区建立滩头阵地，他们势必仗着机械化部队的绝对优势在空旷的沙丘平原上沿着这一条战线向内陆推进，进而对上海地区形成了大包围圈，一旦日军包围成功，上海就完了。 陈诚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他必须以有限的兵力与简陋的装备在滩头上力阻日军的前进，从此，国军便进入了鬼哭神号惨烈无比的反登陆作战阶段。这个时候，周岩的第6师和罗卓英18军的彭善第11师、霍揆彰第14师以及李树藩第67师也赶到了上海投入了战场。 双方的增援扩大了战争的规模，果然使淞沪战场的火线从张华浜开始向北延伸，经吴淞穿过宝山县境，直往浏河一带蔓延了。 日本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陆海空立体联合作战，在空旷平坦的郊区更如虎添翼锐不可当。我军冒着猛烈的炮火一面构筑工事一面迎击来敌。此时此地，要保住一寸山河土地除了手中简陋的武器之外，恐怕只能凭着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了。 （原77师）曾德富说：“7月底就到了上海，日本人的兵舰在吴淞口那个时候不多，有5、6只，到8月初的时候，他的兵舰就太多了，都摆满了···日本飞机看到目标就投（弹）在那个地方，看到地上有步兵还要打机关枪······” （原176D）甘忠日：“我们都到了海边了，左翼是10军（应为20军）那个杨森的部队，右翼是张发奎的部队，我们在当中。从日本鬼下那个登陆艇，那个大炮象撒黄豆一样的···，结果我们一个军回到浙江整兵而得回一个师······” 日本军队由于舰炮的掩护，很快地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向内陆推进，于是象月浦、罗店、吴淞、宝山几个城镇便首当其冲，硝烟四起。在这一条战线上8月22日月浦和狮子林首先沦陷，夏楚中率583团猛烈反攻，终于8月26日收复失土。 98师以583团守月浦，派588团第2营守狮子林，这个营于8月31日遭日军攻击，苦战一昼夜，第5连、第6连伤亡殆尽，第4连下落不明，9月1日狮子林又丢了。 守月浦的583团支撑到9月10日，敌军再度大举来犯，主阵地数度易手，我军竭力抢攻。（原98师583团）赵祖德说：“4点钟开始攻击，在那个攻击的时候，不是还有什么散兵行、散兵群哪，那就是这一路哇哇叫地就上去了，在沿途当中（遇上）日本人的炮和飞机，伤亡很惨重。我们营长姓蒋叫蒋文才，第一个就牺牲了，我们团长姓路叫路景荣也牺牲了······” 除团长以外，这一天团副李馨远也阵亡了。 第二天进行巷战，幸好14师派兵支援，才稳住了阵脚， 罗店是8月24日丢的，但是当天就被彭善的11师抢了回来交给67师401团驻守。这个团其实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在苦战4昼夜之后终又易手。当年奉命夺回罗店的11师师长彭善回忆说：“我就讲，罗店不是我失掉的嘛，张治中啊，他说委员长的命令要你今天把罗店拿下来。我说，好了，我去我去···我是奉委员长的命令要去克复罗店。走了，把我的部队的部队长找了来，就讲啊，今天我们‘疏散前进’，这个名称在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书本上都没有，他们就问什么叫‘疏散前进’？我说三个、两个前进、四个、五个前进，目的地是罗店。下午6点钟以前就把罗店克复了。我的部下有一个人，你可能听到过，胡璉这个人，胡璉那个时候在我那里当团长，他说，一股子气把敌人撵到江边去，我跟他们讲，今天要听我的话，你们的意思很好，马上前进。我们一到了江边啊，这个敌人的海军哪，这个···一切武器都打得到，受不了啊，我要怎么样，我要‘蹲’得住，作工事，现在罗店啊，大家分开来作工事，先把罗店守了再讲。” 这里是罗店北方靠近长江边上的一片开阔地正是当年日军打罗店时的滩头阵地。看到这里的地形，您当可以想象为什么彭善要“作工事”的原因了。 今天，这里还遗有一块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处”几个字，孤零零地伴着风雨岁月挺在那里。 在罗店中学里我们看到一块碑，是纪念红十字会罗店医院院长苏克己。他当时因为掩护我国坠机的空军人员而被日本人大切八块而建立的，不过昔日那种血肉纷飞的喧嚣显然早已消失在校园午后的宁静之中。 8月下旬，日军虽然拉长了淞沪的战线，但是并没有放松对市区的空袭。8月23日，密集轰炸之下，上海知名的先施百货公司被炸得面目全非，当日死伤的无辜老百姓就多达8百余人，上海市出动所有人力进行抢救劫后火场和受伤平民的工作，瓦砾堆处但闻嚎声四起，许多尸体被烧得几乎无法辨认，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能摊到慈善团体募来的一口薄棺草草安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周碞的第6师22日一到上海便奉命和吉章简的保总杨步飞的一个团驻守吴淞镇。吴淞面临黄浦江入口处，正是大批日舰麇集的地方。在舰炮直射，飞机滥炸，地面炮兵猛轰之下，吴淞镇早就被夷为平地了，周碞苦撑了10天，只好调回嘉定整补，其战况之惨烈由此便可想而知，但固守吴淞北边旧炮台的保警部队却多撑了两天，直到9月2日才失守，那一连人没有一个弟兄活着走出阵地。 宝山的状况更为壮烈，8月23日沦敌之后，首先被我98师294旅抢了回来，交给583团第3营5百余人防守。日军从28日起连日疯狂猛炸，曾德富回忆当时战地的情形说：“宝山啊都黑了，所有的炮、飞机都炸在那个山，那个山完全都是火光，好像烧房子一样。” 9月3日，日军开始攻城，被我军击退，5日，敌军再分三路进逼，7日，宝山城破，营长姚子青带着仅仅剩下的20几名弟兄和敌人白刃肉搏，直到全部成仁。 罗店这边，罗卓英率攻不下，虽然14师79团第3营曾经冲进城里格杀旅团长清耳，但始终无法收复罗店镇。彭善说：“罗店那个小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出出进进43天，那是很不容易的，43天去呀来的，伤亡很大的，伤亡到什么程度？伤亡到你到我这里来只有80公尺，（但）你不能到我这来，你那里一动的时候，敌人就把你打死了，你只要一出来显一点目标就不能活命了。” 在敌阵援军源源而来的压力之下，陈诚决定暂时改为守势以减少伤亡，这是9月10日的事，这个时候淞沪战区防线部署是这样的：9月12日，蒋委员长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督导淞沪战区；国军部队对日作战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张治中的中央作战军守上海市，后来由朱绍良接任；张发奎的右翼作战军守黄浦江以南；陈诚的左翼作战军守长江以南。 陈诚也把他的部队分为三路：左翼军由刘和鼎、俞济时指挥；中央军由罗卓英、霍揆彰指挥；右翼军由胡宗南、王东原指挥，准备死守阵地迎接下一波战斗。【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3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一寸河山一寸血（8） 第八集 淞沪会战（下） 1937年10月下旬，淞沪之战已经迈进第70天了，回顾这两个多月以来的战事，可以说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杀戮。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曾经写道：“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象大洪炉一般，填进去就溶化了！” 冯玉祥的这段话假如仅仅是文字的记载，也许您无法想象，更难以置信，但这一役国军投入的人数多达70万余众，迄今仍健在者亦不乏其人，他们身历其境的第一手资料当可证实冯玉祥的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原税警第5团副团长）劳声寰说：“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啊，我们装备不如他（日本），我们的空军有250架（飞机），他是3千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他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同长江有一百多条兵舰，他的炮都可以集中在这个长江三角洲，飞机可以在这里打，我们250架飞机对他3000架飞机，怎么打啊？” （原88师523团营长）易瑾：“那时我们没有经验，后勤补给对作战最重要，我们只有携带的武器和弹药，打完了后面补充不来。” 劳声寰：“唉，我们跟他天地之别，我们还是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造饭，烧得漫天烟火冲天，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部队啊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是这样炸了，给他的炮兵、给他的飞机来炸了。” 易瑾：“官兵的英勇啊，牺牲的有余，我们不怕死，是以血肉之躯啊······” 劳声寰：“我们这个陆军来讲啊，除了中央军有机关枪，一个师有一个炮兵营，4门山炮而外，（其他）没有啊，我们就靠血和肉啊，各省的军队只有步枪啊，两条腿一支枪啊，我们4个师才打他一个师······” 易瑾：“头一仗旅长（黄梅兴）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是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他都要到前面督战，那么···都阵亡了，你想看···我们的牺牲······有多么大······（哽咽中老人无法再说下去）” 以上这两位军官是外景队在美国洛杉矶访问到的，提起60年前的往事，他们仍然情不自禁地泣不成声，由此可见当时的状况是何等的令人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了。 陈诚的部队从9月11日开始，沿着长江以南潘泾以西这条战线苦守了40天之久，这期间悲壮惨烈的故事是很难说得尽的。仅就蕴藻浜南岸一个小小的村庄王家边的争夺战而言，就够叫人动容。 这个村庄9月17日下午4点失守，守军李铁军的第4团立即反扑抢了回来，傍晚敌人又来，就这样杀出杀进达4次之多。第三天下午两点，日军5度来攻5度得逞，第4团第2连守军全部阵亡。第4团其余袍泽悲愤填膺奋力冲杀，一直打到第4天的半夜又抢回来。后人很难想象当时国军夺回一个阵地的难度有多高，因为彼此装备的差距太大，国军几乎仅仅靠着血肉之躯以卵击石，和敌人拼缠在一起。 （原1师4团副连长）吴俊：“日本人派来80辆战车，我们数的这80辆战车。它不敢整个地推进，那我们不动，他把战车调到从后面进来，想调过来反进这样子对付我们，爬到我们的碉堡上面，我们拿那个手榴弹，5个、6个手榴弹，没有战车，没有战防炮嘛······” (原保总)刘仁义：“对付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报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压我们的单兵，一压碾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又没有什么，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低呀。” 除了作战情形，吴俊又回想起当时的生活状况，他说：“上海打仗最可怜的地方在晚上你听到士兵在到处叫唤，营长啊！排长啊！负了伤了，天上下雨很大，泥泞啊，日本人在对面，没有法子出去，担架也没法子去，那个惨状啊，真是不堪人道的。” （原77师）于学清：“伙房离我们二十里路，我们是第一线，白天不能送饭嘛，都是晚上送饭。碗筷都掉了，用手抓着吃。阵亡的那些人都在战沟底下，饭筐都在上面搁着，我们走来走去都是走在他们身上。” 像王修身守的火烧场和小朱宅这两个据点也同样感人，这个师一共有12个营长，才打两天就阵亡了6个，负伤5个，就这样硬拼了10天，32师死伤3千5百多人，寸土未失。这个故事对后人而言，也许可以视为一篇壮烈的史诗，但在当时，可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和一滩滩鲜红的热血。 从9月11日开始这40天当中，扬言3个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这条战线上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但国军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就难以估计了。这一役生还而健在的弟兄们回想起当时作战负伤的状况，杨文杰说：“我们班长说，杨文杰你挂彩了，我一看，好多的血啊。‘你赶快下去吧’。连长说‘杨文杰你赶快上营部里去。’到了营部，遍地都是伤兵啊。” （另一位老兵）：“在这个时期，我这一步往前一靠，这还没跪下去，日本人就从那边哒哒哒一梭子轻机枪就打着了，你看（老人撩开裤腿，指着小腿上的一处伤疤），当时流血还不感觉怎么样，等一会儿就不行了，那就走不动了。” 劳声寰：“那些伤兵衣服裤子都剪光了，就给你一个被子盖着送到后方去了。那个时候到师部开一张伤票。” 杨文杰：“你挂了彩给你个伤票住院，（后来）打得伤票都发不了了。” 劳声寰：“有伤票为证件的时候，委员长还犒赏十块，没有伤票拿不到十块。” （中央作战区总司令部参谋）朱志明：“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到了安亭车站，那边天很黑看不见，我一下来就闻到一种血腥味，好难闻，结果一看怎么样，车站上都摆满了重伤的官兵，预备后送的。” （1师旅长副官）袁杰三：“我那个时候接运伤兵，当然都是用夜晚的功夫，到快要天亮的时候日本飞机就会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初期的武器、交通工具很少。” （11师）闵学富：“上海有那个战时服务团，都是大学生，抢伤兵。” 袁杰三：“那一天的时候，已经运走了几百个伤兵，还剩有几十个人，车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将那些伤兵，那些不能走动的伤兵运走，只好丢在那里，我也只好走了···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能说了······（哽咽）” 在上海这一役国军的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呢？象守闸北的88师还算是比较好的，师长孙元良说：“我们一师的编制相当有1万5千人的样子，那么最后到了南京剩下不过三分之一，这是88师。” 吴俊：“以第1团来讲，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补了5次，这个补上来的兵，假如你是41师的、95师的，这个符号都没有换，没有换成一致的符号就死掉了，阵亡了。” 孙元良：“这些补充的兵，士兵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但是干部是比较有作战经验的，但是新兵和老兵在一起，老兵也可以带新兵来作战。” 蒋堂华：“50个老兵就给你补50个新兵，也不教立正也不教稍息，光教打枪。” 在淞沪这个战场，我们投入的是当时全国60%以上的精锐部队，照这样下去，相对场持久抗战的策略，马上就要陷入无兵可用的危机了，不过日军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70几天打下来的结果是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进入10月份，甚至连弹药都补给不上，必须向华北的友军借调，这对训练有素的日军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事。10月20日，日军参谋本部被迫决定从华北战场抽调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上海，这三个师团是柳川第10军的中岛18师团、末松114师团和谷寿夫的第6师团。谷寿夫这个人正是后来执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侵华日军被迫从华北调兵支援淞沪战场，从整个战略的观点来看我们是成功的，虽然国军所付出的代价十分可观，但是日军由北到南的进攻轴线终于被扭转了。 到10月下旬为止，淞沪全线守得好的要数孙元良的部队，他们是最先进入战场的队伍，打从8·13开始就负责固守黄浦江边上海市区闸北，直到这个时候都还坚守着阵地，寸土未失，师长孙元良回忆说：“88师在上海的闸北，坚守闸北阵地76天，日本军队屡次来进攻，没能越雷池一步，可以说遭到国军很大的打击，所以日本的部队他自己在广播上讲88师是可恨之敌。” 10月25日，日机起动了150架次轮番轰炸大场。大场位于江湾以西真如以北走马塘和沪太公路的交叉处，是上海保卫战中的重要据点，属于我军中央作战区的防区，当时指挥部作战参谋朱志明回忆说：“他打我们大场就中央突破，中央突破以后他因为不能前进，前面两面还有部队要打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是上午吧我们总司令部和前面联络不上，觉得情况不对，就赶快派人上去看，一看说他已经突破了。” 26日，日军声称“难攻不落”的大场终于陷落了。大场的沦陷使淞沪战局有了决定性的转变，由于大场的沦陷而使闸北这一带防区也失去了死守的意义。 国军自26日开始各路除了留下少数兵力掩护之外，大部队便沿着京沪铁路和苏州河这两条路线退出战场。88师524团的八百壮士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留在四行仓库的。 孙元良：“这八百壮士完全是88师524团第1营，其他的部队啊、友军啊都是奉到命令转移阵地了，就是向第二线退了这样子的，所以这叫做孤军哪，四行孤军哪。” （87师518团）李文秀：“88师一个营交给谢晋元他当团副，从前没有副团长，叫中校团副、绍孝团副。他这个营啊守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刚好在大英租界、其美路旁边，所以掩护江湾撤退的，江湾十几万部队啊，这个日本人金山卫、杭州湾登陆，强行偷渡了，把上海包围住了，所以这一天晚上上海的部队整个沿着其美路撤出来，叫这个营守这个四行仓库，到后来四行仓库守完以后，我们87师退到苏州河。” （四行孤军）李锦堂：“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阵地，与仓库同生死共患难生死存亡的，有仓库就有我们四行孤军，没有仓库就没有四行孤军，最后我们就在接到这个命令，听到他（指谢晋元）的训话，没有哪个人是贪生怕死、逃跑的。” 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中南和大陆等四家银行的堆栈，由于谢晋元的孤军苦守而名扬世界，当时隔着苏州河遥望仓库顶上飘扬着的国旗是租界内难民的一线希望，而冒死送旗的女童军也因此流芳千古。 （当年送旗41号女童军）杨惠敏：“四行仓库三面都是日本人，一面是英国人，我杨惠敏只有十几岁的大姑娘为什么要冒着生死关头我送这面国旗给四行仓库······” 杨惠敏冒死送旗的故事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不惜一死的抗日决心，这种力量可能是日本军阀在评估双方战力时的严重错失，因而铸成了后来难以弥补的灾祸。 88师的524团从10月27日到30日坚守四行仓库4天，敌军六度冲入防地均被击退，后来英国人以苦守无益的“人道关怀”与租界安全的实质考虑掩护孤军进入租界，但他们还是懔于日军的压力竟给予孤军极不公平的待遇，在求战不得、欲哭无泪的境况之下度过了四年又两个月形同囚禁的漫长岁月。 当时住在租界的中国老百姓多利用开放时间到“孤军营”看望这些壮志未酬的国军将士们，叶因绿便是其中之一，她回忆说：“孤军营里面，他们关在里面是由那个白俄，就是···苏俄，苏俄逃出来的一种白俄，在英国人那里做，根本就是佣兵嘛，他们负责看守，他们也是穿着军服带着枪啊，他们也是轮班在孤军营的四周围，围起来了嘛，铁丝网什么的，就是整个象个监狱一样了嘛。” （图像：昔日孤军营址今已改为“晋元中学”，内有谢晋元的雕像，学生们在向雕像献花，挽联上写着“民族英雄——上海晋元中学全体师生敬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军从此正式沦入敌手，而谢晋元团长于这一年的4月被刺身亡，年仅37岁。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淞沪之役的最后状况： 11月5日，柳川的先头部队中岛师团和谷寿夫师团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13日，16师团等优聪白茆口登陆朝常熟方向推进，淞沪一役到此已成定局，国军且战且退，一直到11月13日才完全撤离淞沪战场。67军军长吴克仁在掩护金山卫守军撤退时壮烈成仁，他是抗战八年间第一位殉国的中将军长。 这个时候在租界里的孩子们懵然不知上海已是一座孤岛，更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淞沪之战是抗战八年之间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会战，我军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多达71个正规师及地方部队约75万人左右，而日军这方面动员的正规军约当9个师团，还有汉奸部队，总计在25万人以上。依日军的算法，他们一个营的战斗力就可以抵上我们一个师，但我国三军大学的评估应为六比一，这当让并不包括空军和海军的战力在内。在如此悬殊的实力之下，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之中，我军竟能与强敌缠斗三个月之久，在中外战史上都不多见。 这一役双方伤亡人数官方没有正式统计，根据孙元良将军计算日军约为5万余人，我军为18万人左右，这里面团长以上阵亡者至少有28位之多，他们包括： 突围时殉国的67军军长吴克仁，43岁； 在吴兴孤城掩护大军撤退时阵亡的175师副师长夏国樟，43岁； 8·13第一天殉难的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40岁； 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35岁； 173师519旅旅长庞汉桢，38岁； 173师521旅旅长秦霖，37岁； 58师174旅旅长吴继光，34岁； 第1师第1旅副旅长杨杰，42岁； 98师583团团长路景荣，34岁； 176师团长谢鼎新，36岁； 33师195团团长雍济时，36岁； 63师361团团长李忠，37岁； 62师367团团长张空逸，46岁； 170师508团团长谢志恒，29岁； 营长包括死守宝山县城阵亡的姚子青，至少有44人，至于连排长则难以计数了。 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狂言，为国家争取了90天宝贵的时间，用他们的鲜血改写了中国军人的形象，让国际社会认真思考鸦片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八国联军的时代也已经过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扭转了日本由北向南进的侵华策略，而被动地让我们牵着由东向西走，因此我们虽然丢了上海，但对整个国家的存亡而言，淞沪之役仍可以说是决胜的第一仗。 回想三个多月前，全国各地部队是在动员条件极为拙劣的状况之下投入这一片混乱的战场之中的，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坦克车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炮弹的，在这80多天里，他们稀里糊涂地打了一场从未打过的硬仗，现在，要撤退了，也稀里糊涂地发现自己还活着。由于通讯阻绝、情况不明，沿途的乱象就更难以形容了。 袁杰三：“我们到晚上就召集这个部队到总司令部接受命令就开始撤退，总司令部退北冈山，部队就退到苏州河南岸。” 某老兵：“嗯，一撤退就乱了，那个官长的年龄大，胡子长那么长，谁也不认识谁了，70几天不刮脸、不洗脸，你想想嘛。” （44师）张福胜：“下大雨，撤退下来就到嘉兴，嘉兴再到昆山，退到昆山那一天不下雨了，鬼子的飞机又来了，骑兵也来了，结果把我们那一个团炸得都没有人了。” 袁杰三：“我们的总司令部是在真北路，就是闸北到真如那个公路上4号桥那，这座桥他每天炸，结果前两三天已经炸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样子，所以最后我们撤退的时候过来以后后面部队下来，这个桥就压断了。” 劳声寰：“我撤退的时候我带12条船，我们的目标要到怀远，安徽怀远。那个惨啊，日本飞机看见人多的地方就俯冲、扫射。” 张福胜：“伤兵路上睡多少，‘帮帮我的忙，帮我拉一把’，自己命都顾不了，能拉谁呀？” 此时，重重硝烟的宝山、片瓦不存的吴淞，还有满地弹坑的大场都远去了，走出了横尸遍野的人间炼狱，他们正走向再一次的战斗！ 一寸河山一寸血（9）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人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下出手的一场殊死战斗，在这场惊天泣鬼的战役中，陆军的表现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在那血肉纷飞的三个月里，他们打出了中华这个民族坚韧无比的民族性，也打出了乾坤扭转浴火重生的希望。 同样的，中国空军在这一役里的表现也十分精彩，当时隶属空军英雄人物高志航的第四大队之下22中队的张光明说：“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对比，它的比例大概是十二比一，但是我们数量虽然不如他，他的训练、他的装备、他的飞机的性能，一直到他参谋和指挥的作业，老实讲他们都比我们优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能够一战，一战可以把它打掉六架飞机呢，我们一架损伤没有为什么？这个当然有原因，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年青人就是要救国、复仇······” 第九集 喋血长空 8月13日沪战开打，我空军军机也纷纷从安徽、浙江、湖北各临近机场冒着恶劣的气候赶来上海，向黄浦江上的敌舰、汇山码头和公大纱厂等地进行攻击。从汉口来的姜献祥回忆当天的情形说：“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很低飞，那云低得不得了，一直就到那里。一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发现黄浦江的炮啊就哗哗哗地往我们这边打，当时的时候杨绍廉的这个飞机就是三号机一翻，我说完了，大概打下去了，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面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两架我都看不见了。我出来之后我把炸弹都投在这个公大纱厂。” 第二天，8月14日，是中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因为这一天他们在上海上空创下了0：6的优异战绩。这一仗是第四大队打的，四大队本来驻南昌，“七七事变”后调到周家口支援北战场。王荫华回忆当天的过程说：“到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了一个电报到周家口，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杭州。” （第四大队23中队队长）毛瀛初：“那个时候在周家口的我们四大队三个中队，21、22、23，我是23，李桂丹21，黄光汉22.” 王荫华：“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河南天气很好，等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飞到浙江，那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 毛瀛初：“由周家口到笕桥的距离，英里的话，4百多英里，大概我们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2点40分。” 王荫华：“大概2点40多分钟，那时候就···西湖后面一座山，我们先过那座山，看见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都看到西湖就晓得到了。” 毛瀛初：“高大队长赶到的时候，我们一部分飞机加油好了，一部分没有，那么他的飞机倒是先给它加油，我就请他先上去。” 王荫华：“他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呀，怎么起飞呀？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你们要起飞。他就上飞机。” 毛瀛初：“在那个时候，他到的时候，日本飞机他们一起来就···因为天气不好啊，他降低高度，看不见，有云啊，在投弹，他这个毛病啊，一投弹他的飞机目标自己暴露了。” 王荫华：“高大队长一起来就打到飞机了······” 毛瀛初：“这种遭遇战啊，给我们空军得到的胜利啊，给我们的机会，可能说是也是人助天助啊。” 毛瀛初所谓的“人助”应该是指敌人的帮助吧，当时日本骄狂轻敌，轰炸机出击连护航机队都不派，这也是“8·14”空战日军惨遭修理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在14日这一天到底击落了敌机几架，却有不同的说法。 王荫华：“他是18架来，18架他散，由于天气很坏都散了，散了以后就一架、两架、3架啦这样子······” 毛瀛初：“我们21队的高大队长是主要的这个打下敌机的。” 王荫华：“高大队长他说他打了一架，马上就看到冒烟掉下来。21队的他们追到打了很久有的冒烟了，有的已经···好像是这个，好像不支持的样子，反正已经受伤的至少有4、5架。” 张光明：“我们那里面打掉的有4架是双翼的日本的88式轰炸机，有两架是96式轰炸机，并不是完全96式轰炸机6架。” 其实，在抗战初期空军的漂亮出击还不只是14号这一天。 王荫华：“8·14那天，由于他们打飞机打得很好，就是高大队长打下飞机来了，很高兴，晓得已经打下三架来了，所以第二天大家只是拼命抢着要起飞去打敌人飞机。” 毛瀛初：“8·15的胜利很大。” 王荫华：“那一天敌人是来了34架飞机，它分了好几批，34架飞机呢，我们一起打掉他18架，打掉多一半。” 毛瀛初：“那么这样子两个加起来，才造成了国际上对我们空军的这种···也可以说了解我们空军。” 根据日本战报，15日当天他们的战机有三分之一没有返航。我方估计被击落的日机总共应在20架左右。 民国28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明订8月14日这一天为空军节。 中国空军在交战初期还达成了一件十分光彩的任务，那便是1938年5月的“人道飞行”。5月19日下午4点钟，两家马丁式中程轰炸机由空军14队队长徐焕升率领从汉口飞到浙江宁波，他们将利用那个月的最后月盈机会，靠天体导航远征日本。从淞沪开始到目前，我国能应付作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了，马丁10型是仅余4架中的2架，我们之所以要用仅有的家当进行成功率相当低的出袭，是要正告日本当局和老百姓我们坚定的抗日立场，所以这次轰炸机的远征投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所以又称“纸弹轰炸，人道飞行”。 19日晚间11点48分他们从宁波起飞，20日凌晨2点20分由九州进入日本领空，飞经久留米、福冈、佐贺、佐世保，盘旋了两个多小时，在投完了14万份传单之后返航。传单上的文字是这么写的：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略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20日上午，这两架飞机分别经由南昌、玉山机场，于11点半回到了汉口基地，在机场受到了军政部长何应钦、行政院长孔祥熙以及场外万千民众英雄式的隆重欢迎。在英雄行列中除了徐焕升之外，分别是佟彦博、苏光华、蒋绍禹、刘荣光、陈光斗、雷天眷和吴积冲。这8个人其中4位已在抗日战争中殉国。制作小组在洛杉矶访问到了陈光斗和刘荣光，他们回忆当年的情形说（陈光斗）：“我们中国空军那个时候的能力要想去出机空袭日本那几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委员长跟夫人在南湖机场召见我们点名训示，讲的说是国家培植你们叫你们报效国家，现在给你们个机会，说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你们去好啦，决不辜负你们的。听了这个话，心里非常受感动，那个感召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怪得很哪，那时候抗战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年纪轻不知道，全国的这个民心沸腾啊，可以说真是不在乎什么生死的。” 刘荣光：“那时候等···汉口等天气等得也很闷、很无聊······” 陈光斗：“结果到19号我们的领队，现在他死了，徐上将，他还是很有决心的，他和我们大家商量，最后冒死也要去，当然那时候徐焕升、佟彦博···徐焕升他是留德、留意大利的，在Lufthansa（德航）实习过，非常有长途经验，那个时候是蒋委员长侍从室的私人飞行员，他自告奋勇回到空军做队长，所以就在19号晚上就去了。” 刘荣光：“这个散传单的时候，散传单的人把那个驾驶杆压下去，这飞机俯冲下去，那后座驾驶员他以为发生情况，就放开手了，前面也以为后座发生情况也放开手了，后来后座那个苏文华都晓得不对，这个飞机拉得很紧的话容易把机杆拉断，所以慢慢拉起来往前飘，飘很久。沿途风雨很大，那么我们去3点多钟到达目标，回来也要飞4个多钟头才到的了。” 空军在三军中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军种，事实上飞行器加入军事行为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而我国早在1910宣统2年就有了一个设在北平南苑的飞机场了，袁世凯也办过航空学堂，由秦国镛当校长。民国6年张勋复辟的时候，秦先生还飞到紫禁城上空投了3颗小炸弹，其中虽然有一个没爆炸，但已经吓得皇帝不敢上朝了。飞机既新鲜又管用，于是各地方军便不惜巨资纷纷聘请洋人来华训练自己的航空队。根据记载，当年直系军阀的航空队长月入可达350元现大洋，飞行员140元，但一个伙夫却只能领到5元钱，可见能飞有多吃香了。其他诸如奉军的张学良就在法国学过飞行，也有自己的空中武力。可惜我国早期的空中发展一直都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之下以致乏善可陈。直到民国17年蒋总司令决心创建国家空军，才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设了一个航空班，相继又扩大编制为航空学校并于民国20年底迁到了杭州的笕桥，到这个时候空军建军的雏形已逐渐形成，中央航空学校也正式成立了。 毛瀛初回忆说：“从九一八以后，我们受到日本人侵略的耻辱，同时我们委员长蒋公感觉到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非要借空军的力量才能够打国际的战争，报仇雪耻。我们就从南京搬到杭州，在笕桥这个地方由委员长亲自兼这个航空学校校长，（民国）21年的9月1号成立。成立以后他（指蒋校长）可以说全副精神支持，借训练、建立黄埔精神把军阀打倒了，他要把训练空军，拿黄埔的精神训练笕桥的精神，变成个能打败帝国主义的一个学校。” 我国空军步入健全发展的正轨要归功于蒋夫人当年在美国游说，力邀美籍退伍军人加入这个庞大而先进的建构工程。 毛瀛初：“美国顾问团由美军的现役军官退休后（组成），他的顾问团团长是裘魏德，他来的并不是一个顾问团，他是带来的美国的飞行军官、战斗军官训练，整套的制度以及技术方法，一个法规，树立了中国空军的飞行训练制度，也可以说这个制度的树立以后到今天，我们空军还是按这个制度在做。” 不过，从民国20年开始空军一直都隶属于军政部的航空署之下，而非一个独立的单位，直到民国23年才在南昌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由蒋委员长亲自监督、发展，蒋夫人任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 毛瀛初：“我们成立了航空委员会才是真正有一个独立的空军的一个军种，一切的成军、建军准备才是有一个积极的推动。” 但是建军毕竟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以当时国家的财力而言，要完成一支空中武力的全套硬体配备更是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全国老百姓发挥了空前庞大而惊人的力量，在乡村，在城镇，无论老少，不分小康、贫穷，甚至连乞丐都掏尽腰包慷慨捐输，1毛、两毛、5毛、一块，散沙聚成巨塔。 在民国25年10月，蒋委员长50华诞那一天，完成了空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五十献机”全民活动。 王荫华：“（民国）25年那年刚好是蒋委员长啊，蒋委员长50大寿，为了庆贺他的五十大寿，全国的同胞捐了差不多有80架驱逐机。” 抗战爆发前夕，在我空军战斗序列中，前敌总指挥为周至柔，副总指挥毛邦初，参谋长石邦藩。他们虽然下辖了10个大队，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6个大队，他们分别是：二大队大队长张廷孟，驻广德；毛瀛初：“二大队他是买的诺机，诺机就是轰炸上海啊。”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驻南昌；毛瀛初：“也可以说开战的时候的相当的一个主力，有是新买的霍克_3。”三大队大队长蒋其炎，驻句容；毛瀛初：“那么三大队的二十几架飞机都是各式的飞机。”八大队大队长李怀民，驻南昌；毛瀛初：“八大队只有几架这个重轰炸机，买的马丁机几架。”九大队大队长刘超然，驻蚌埠；毛瀛初：“九大队就是许来克，许来克就是对地攻击机，就是说有机枪很多，带小炸弹，就是低空的地面攻击，总数大概120架左右。” 这一百多架战机事实上开战还没多久就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毛瀛初说：“8·14打到南京就飞机光啦，到南京最后啊9月十几就没有飞机啦。” 像王广英这个队只剩下一架轰炸机和一架战斗机，他说：“这飞机一架一架少，最后呢剩到我一架飞机，空军还有个雷炎均你们晓得，他剩了一架战斗机。有一次我炸这个阳明堡机场，就我一架飞机，炸完之后就回来，因为怕敌人飞机起飞来追我啊，可飞到半路上我看到那边地上一个行军纵队往南走，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我往这边一看，不对，还有一个太阳旗，有这个穿着呢子军服，我一看到之后马上回头来了，我是4挺机关枪，‘哗···’在机上这一打之后，他们有人往旁边跑啊，有人就打我啊，我会到机场之后，落地，飞机上的螺旋桨都是那个血啊，这个喷的啊，血打的那个螺旋桨还有飞机的机头上，连飞行眼镜上都有一点，尤其是那个风挡啊···都是红点子很红的小点子，象雾一样的红点子······” 由此可见，我们不是不够勇猛，更非技不如人，苦只苦国家太穷，无可用之机。 1937年底，我们先后向苏联引进了E型飞机7百余架和近500位俄军官兵，就这样才撑到武汉保卫战。 毛瀛初：“武汉这一次真正是叫空战，以前他们有轰炸机来没有掩护我们打下，以后他有轰炸机有掩护过来我们是吃亏的，我们被打也就是小型的，武汉这一次，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说已经集中了全部兵力，加上俄国人的支援队，两个队，打了战果非常丰富。” 在4次武汉空战中我军击落敌机达60架。 武汉空战记录： 时间 击落敌机 第一次 27·2·18 14架 第二次 27·4·29 21架 第三次 27·5·31 12架 第四次 27·8·3 11架 但这也是抗战初期最后的空中战役，因为我们必须留下仅有的筹码保卫重庆。 不久，欧战爆发，俄军纷纷复归，总计他们在中国战场上包括大队长库里申科在内约近百人因作战而阵亡。 空军战斗与与其他军种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短、人员少，是输是赢立见真章，所以每个飞行员都勇猛无比、视死如归。由于须臾之间便可决定成功成仁，因而更能凸显其英雄本色！像高志航便是个例子。 王荫华：“这个人真是忠勇爱国。” 陈光斗：“他是一个战神，空军的战神！” 民国26年11月21日，高志航不幸在周家口机场殉难，年仅29岁； 民国26年12月26日，刘粹刚（第24中队中队长）在高平迫降时殉国，生前共击落敌机11架，年25岁； 民国26年8月17日，阎海文（第25中队飞行员）在8·13沪战中被击中，落入敌阵，自杀身亡，日军为之立碑，曰：“支那空军勇士之墓”，年21岁； 民国26年12月3日，乐以琴（第21中队副队长）从8·14起，一个月间击落敌机9架，被誉为“空中四大天王”，于南京上空殉国，年22岁； 民国27年2月18日，李桂丹（第四大队大队长）继高志航后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在武汉空战中，创12分钟独歼敌机3架的纪录，亦于是役牺牲，年24岁； 民国26年8月19日，沈崇诲（第9中队分队长），26岁，沪战时在余山海面执行轰炸任务，因机件故障与同机陈锡纯（第9中队飞行员），23岁，直冲敌舰，机毁人亡。 当然，在空军中九死一生的英雄人物也不少，像董明德（第5大队大队长），他在抗战初期作战139次，个人击落敌机7架，便是个例子。【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4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但无论如何，在战时身为一个空军太太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都是难熬的。董明德夫人楼肇端说：“那个时候我们日夜的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担心哪，因为一次空战就可能死几个人的，而且我们在下面看到，因为有时空战就白天嘛，我们大家都跑，逃警报了，逃到防空洞去，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进去，都在外面站着。太太比方说今天先生没有回家，明天也没有回家，她们马上就来找我来了，因为和我住的都比较靠近，她说你有没有听说，董太太你有没有听说我的先生怎么还没回来？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能告诉她们啊。” 从七七到武汉失守这15个月间，空军飞行员殉国人数多达202位，他们的平均年龄还未超过23岁，单就四大队而言，抗战期间就换了13任大队长，这些烈士的名字都一一的记载着，我们很难想象文书官用蝇头小楷书写这份纪录时的心情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空军没有愧对当时凑钱款献机的每一分钱！ 一寸河山一寸血（10） 中国大陆海岸线背起接壤朝鲜的鸭绿江，南迄于中越边境的北仑河口，蜿蜒曲折，迤逦了一万一千余公里，它是国家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抵御列强入侵的海疆防卫线，可惜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扇海上大门被彻底捣毁了，外敌的船只不仅可以恣意横行，更深入了内陆水域，因此在当时大清帝国可以说是处于门户洞开，几无海防可言的境况之下的，这种情形相较于16世纪郑和下西洋的风光，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抗战初期，日本只是由长谷川清的一个第3舰队就把我国绵延一万余公里的海岸线锁得死死的了。海岸线之被封锁从军事角度来看，对中国而言固属不利，但更严重的是经济面的损失。战前，在中国总岁入中，关税便占了43%强，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这一封锁等于完全切断了对外贸易的管道，没有“关”也就没有税了，所以原本拮据的财政状况如今更如雪上加霜，越来越窘困。这种处境对当时身为中国海军的袍泽而言是相当无奈的。 第十集 失去海岸线的勇士们 在沪战期间，空军的战绩是十分煊赫的，但海军的际遇就比较坎坷了，因为当时他们主要任务之一竟然是要在江阴沉船。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几乎是介于京沪两地的中间点，由于这里江面比较狭窄，自古以来皆被视为军事要地并设有要塞基地。 战前，日军的军舰是可以直通汉口的。沪战开打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所以决定在这里沉船以堵住航道。“破釜沉舟”虽然意在表示决心，但多少还是有点无奈，尤其这个任务由海军自己来执行，就更是情何以堪了。 据说当年沉船是由两位少尉军官负责的，我们找到了其中之一林君颜（通济练习舰 见习官）回忆说：“大概就在8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沉船了，那时候好像上面告诉我们等到商船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江阴口啊，商船一来的时候你们就把它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它要它海底壳开下来沉。” 有关江阴沉船的经过，当时任职招商局的喻伯纲证实说：“那个时候啊，我在招商局的公平轮当二副，我们刚刚由外洋回来就奉到命令，马上要奉到江阴，我就把这个船带到这个江阴，带到江阴就交给海军，那时候海军都是福建人多，海军呢，他要我马上沉下去，马上沉下去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沉船就很简单嘛，就把那个塞口开开嘛，那个船就进水了，就沉在江阴。” 林君颜：“就这样，大概8月初一一起沉掉17条，我看得很清楚，然后一直等到8月11号，忽然间，我还记得我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好紧张船上，为什么呢？” 陈绍宽接到的手令是这么写的：“凡年在四十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 林君颜：“不晓得各位晓不晓得，那时候我们是准备12号就把日本封锁了，不让他船走开，然后我们把它围在里头打它，我们等于准备我们先开战。那时候行政院的秘书不知道各位晓得不，我忘记了他叫什么（查为吴秋岳），一个大汉奸，把这个消息告诉日本，所以陈绍宽就赶紧下来，赶紧补，整个的准备在12号补，补的话大概还要准备5条的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结果我那个通济船也是当中之一。” 在江阴自沉的军舰中有一艘名叫“海琛”的巡洋舰，是北洋覆灭后，清廷向德国订购的，于1897年驶抵国门。交船的同时原厂送了一具模型给当时我国驻德大使馆，后来辗转运到台湾来，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具，算起来已经整整102岁了，这大概是迄今唯一还可以具体而微地窥其全貌的一条船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位“海琛”号上的水手，有他嘴里知道了这条船的最后消息。 （海琛号水手）朱再明：“海琛号有八门炮啊，拆下来，拆下来就装在田家镇，武穴县田家镇和夫子口。” 今天，江阴江面的流水依旧，路过的行船已不再有人去提起含恨河底那些破铜烂铁的故事了。在蒙蒙的江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江阴大桥的工程在进行着，大桥建成后这里想必又是另一番景象吧。当年血战五昼夜的江阴要塞遗址目前还在，但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显得十分荒凉。阵地、壕沟、暗道也许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经年曝露与风吹雨打之下的各式火炮多已氧化生锈了，它们像似一堆废铁一样，但我们总不忍心以废铁来相对，因为毕竟在它们身上发生过许许多多壮烈的故事。 在沪战初期，海军除了江阴沉船外也有过多次主动出击的行动，其中以突袭“出云号”最为成功。1937年8·13沪战爆发的第二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沿途险象环生，171艇没跟上来，最后由安其邦与胡敬端驾102号艇攻击停泊于汇山码头的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这是抗战初期中国海军在绝对劣势的处境下所发挥出的一次漂亮出击。 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后来随着淞沪战事结束，大军西移，才放弃阵地，退守南京。在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对迟滞日军西进的速度究竟产生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对海军而言，弃船、沉船都是一件痛心的事，但在抗战初期，沉船、卸炮、上岸、边走边打，却成了海军不得不如此的作战方式。 我国近代海军的肇建起步很早，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据已能制造“火轮”，1866年，左宗棠的福州马尾船政局造船工人即多达一千余人，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海军学堂培养海事专业人才，这个时候明治天皇还没有登基呢。但海军的发展却十分坎坷，由于清廷昧于国际情势变化，忽视海疆防卫的重要性，就算编列了建军预算，也常被挪作他用而无法正常成长。 1884年，中法战争毁了福建马尾的南洋舰队，1894年，甲午之战北洋舰队又全军覆没，经营了30年的海上武力到此可以说已荡然无存了。其实我们丧失的还不只是海上的船舰，因为连陆地上的主要军港也被列强占的占、租的租而所剩无几了。 清廷痛定思痛，于1895年起又开始购舰建军从头开始，这里面包括三千吨左右的海字号的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肇和以及一千吨以下楚字号的炮舰楚有、楚泰、楚观、楚谦等约三十余艘，这些船舰一直服役到抗战初期，后来炸的炸、沉的沉，一艘艘鞠躬尽瘁毁而后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而外，大概只剩下海筹、海圻的舰钟和海琛的模型了。 从清末开始，我国海军一直都分为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舰队各自经营，这是无法团结壮大的因素之一，到了民国，中山先生到1917年组护法政府，令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成立护法舰队，还是南北对立的局面。 1922年陈炯明叛变，温树德带着船队投靠北洋军阀，护法舰队于是瓦解了，直到1927年，我国的海军才因蒋总司令北伐的号召而统一，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为杨树庄，分辖陈季良的第一舰队、陈绍宽的第二舰队和曾以鼎的鱼雷游击队，他们扼守长江、收复宁沪，立下了不少功劳。 从1928年到抗战军兴，我国海军舰艇的增添大多是由“江南造船所”自造的，其中以2600吨的巡洋舰“平海号”战斗力较为强大，加上向日本买的“宁海”，老舰新船拼拼凑凑起来也不过6万吨左右而已。 “七七事变”后，当时海军部长陈绍宽立即调整部署整合战力，除在闽江口、珠江口和青岛留下少数舰船戒备而外，所有战舰前后都开进了长江，以全力拱卫首都南京。陈绍宽的措施等于放弃了整条海岸防卫线，退守内陆航道，我国海军也于一夕之间变成了“长江水师”了。 在各军种中，我国海军的养成教育发轫最早，除了同治年间就开办了的马尾海军学校外，到了民国还有黄埔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和1933年创办的海军电雷学校。他们由于受训时间较长，要求严格，所以对海军干部的素质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以马尾海军学校为例，一个军官的养成时间即长达八年之久。他们招收小学毕业的青少年，给予极为严格的体能以及专业训练，直到22岁才分发入伍。马尾海校同学回忆当年的学生生活犹能历历如绘，他们说： 邹坚（青岛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等于是，现在讲等于幼年海军学校，那么都是14岁就进去了，后来转到青岛海军学校，那个时候改制，改了高中毕业才投考的。” 刘耀璇（马尾海军学校）：“海军的过去都要念8年。” 陈鸣铮（马尾海军学校）：“那时候受的训练非常严格，我们每天除了吃饭、操场、上课、睡觉，就四个地方。” 池孟彬（马尾海军学校）：“那个时候我们数学也好，譬如说代数几何、航海学、天文学，象轮机班的所有机械课程都是原文的。” 陈鸣铮：“军事训练没有礼拜，没有寒假、没有暑假，夏天只有半天上课，半天是游泳，一直练到6月底，期考放假4天，连下去第二学期，一直连下去13学期。” 关世杰（青岛海军学校）：“我还在英国的这个Eagle(Eagle为舰名：老鹰)，那是航空母舰上，还有他的潜水艇上实习，增加我们海军专业知识。” 这些人虽然接受过非常完整的海军养成教育，可惜抗战一开始他们就失去了一展长才的舞台——那长风万里的海洋。1938年武汉会战后有毁掉了大多数的船只，他们从海军变成了陆军、炮兵、装甲兵，甚至进了空军，最后有的还成了游击队。在三军中他们是境遇最为坎坷艰苦的一个军种。也许他们丧失了一切，然而却没有因此丧失了斗志。在八年抗战中，他们化作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岗位上拼着一条命，苦战到底的精神一点也不会因为没有显赫的战绩而逊色。 沪战期间，在江阴水域的海军是以“破釜沉舟”为收场的，而远在华北、青岛的海军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参与青岛撤退的海军官兵回忆说： （海军舰队教导主任）俞柏生：“在这个撤退以前，所有的几条船，那几条船都很小而且很少的，沉那个···堵塞那个港口那样子，事实根本不能用，就这样子，那船的炮都拆下来，船里的枪、炮拆下来之后呢，变成了海军的炮队。” 关世杰：“这个炮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拿这个炮才能打日本人，因为当时的陆军没有这个装备。” （海军指挥部少尉参谋）宋长志：“这个炮拆下来摆在火车上一部分，一部分就随着地面作战，摆在火车上就是沿着一路一部分派到胶济路上到济南的方向，阻滞敌人的南下。” 关世杰：“拉一门炮弹大概是···1个、2个、3个、4个都用皮带套在身上，大概6个人才能拉得动。” （海军第4中队少尉）马纪壮：“我们大概相当10条船吧，（炮）一起总有100门左右我想。” 关世杰：“这个炮训练好了，派到禹城以后，那么我就是进入这个徒骇河，就是禹城右边的阵地，马纪壮就进入左边的阵地。” 马纪壮：“我们在禹城做什么事呢？保护津浦路大桥。” 关世杰：“津浦路大桥，敌人的装甲车就搁在铁路上，目标射击就是禹城车站。” 马纪壮：“只有4门炮，都是直射的。” 关世杰：“我开始大概只有十几发炮弹，看见那个车它冒烟就往后退。” 俞柏生：“青岛撤退之后，一直撤退到汉口。” 马纪壮：“从海军变成陆军变成装甲兵，这是很大的变化。” 经过八个月的鏖战，我军战舰已经所剩无几了。 1928年4月，军事委员会制订了长江防务计划，整编剩余船只为两个舰队和一个江防守备队，负责守卫从鄱阳湖到洞庭湖之间的水域，包括马当、湖口、田家镇到汉口、岳阳等地区。江阴沦敌后，日军溯江西上杀进了江西，以水域而言首当其冲的便是位于鄱阳湖北方的马当要塞。 马当之役于1938年6月25日展开，当时守军回忆作战的情形说： （马当守军中队长）俞柏生：“当时我们有8个中队，8个中队大概有一千多人，并不多，那么正好守在要塞的一条线上，山上的要塞组好了阵地，差不多都补满了。” （马当守军中队长）宋长志：“他们先用炮击打我们的要赛区，炮击以后就开始登陆，登陆了海军陆战队。” 俞柏生：“那时候我们的中国空军有9架飞机，我们直接在战线里看，看得很清楚，9架飞机到那个上空整个轰炸，一炸之后他就退回去了，25号又撑了一天，到26号一早上我们就撑不住了。” 宋长志：“日本登陆以后，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 关世杰：“海军的损失惨重，几乎在前线那些上千名的官兵啊，差不多半数都死亡在那个地方。” 宋长志：“撤退时日本的飞机不断地追随跟着我们来扫射，那我记得很确实，丢炸弹，最近的一颗炸弹，大概那个炸弹坑离我也就十几公尺啊，我们的小孩子一下子就说‘卧倒’，一下子就卧倒了，卧倒了地都震动了，肚皮就感觉到震动了。” 7月，湖口、九江沦敌。8月，战事由江西溯江进入了湖北，海军以田家镇为第一道防线，协助陆军展开了武汉保卫战。也许您还记得，当初从“海琛号”卸下来的8门炮就是安装在田家镇的。事实上抗战初期国军中最有效的火炮大多是从军舰上卸下来的。当时在田家镇海军服役的曾耀华便证实了一件舰炮击落敌机的故事，他说：“那么有一天，忽然日本飞机20几架来了，一起来轰炸，同时来，那海军当然有好几条被打沉了，海军的炮那时候有的还可以用，打过日本飞机。这个日本飞机后来我跟同学上岸去看，看到了被我们打下来的日本飞机，这个飞机上呢死尸有，死的日本军人是7个人，我们数了一下有7个人，都倒在那个田埂里面泥巴浆里。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去拿什么纪念品，去找就找到那个翅膀上，机翼上有这么一块牌子，那是写‘96式陆上攻击机’。” 8月22日，日军开始进袭武汉，海军炮队在田家镇血战了12天。武汉之役在苦战了两个月之后弃守，海军奉令掩护大军西撤。10月25日，日机大举来犯，我舰队在金口江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金口之役可以说是抗战期间中日海军唯一的一次比较大型的水上作战，参与这一役的海军官兵回忆当时的战况说： （中山舰见习官）陈鸣铮：“27年10月25号，汉口撤退的头一天，我在中山舰，头一个飞机下来之后，就俯冲下来就丢炸弹，丢在船边···下水，连着6架飞机俯冲下来，前后大概一个多钟头，我们直接被他命中了6个炸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舰长已经在舰桥上腿已经炸断了，那个时候副长就请他离开，舰长不离开······” （永缜号见习官）池孟彬：“我那个时候是在驾驶台，那个时候有一群的···这个弹啊，炸弹啊，掉在右舷，那个水柱啊，那个压力啊把船向左边压，那个时候我们在驾驶台的人除非有扶的，没有扶的都跌到地下去了，后来我们马上爬起来，大家相互一望啊，大家都好象是黑人一样，为什么，它太近了，炸弹的这个烟火、黑烟啊就笼罩过来了。” （楚谦号见习官）曾耀华：“长江还有很多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民船，那有很多的船也都往上游走啦，长江看过去真是一片红水，那时老百姓被炸得很惨，被炸死很多。” 陈鸣铮：“在那个时候，副长宣布弃船之后，我们几个人浮水，那个时候汉口啊水已经冷的不得了，我给冻僵了，差不多在水上一个钟头，游泳游不动了，后来有一个民船把我救起来，假如那个民船没有来，我一定再过五分钟就沉下去了。” 从此我国海军船舰与日军之间便不再有任何面对面的战斗了，但这并不表示海军抗敌的任务就此中止，甚至可视为另一种更有效的战术充分运用的开始，那便是布雷。 “雷”造成了日军极大的困扰和损失，这对抗阻敌军利用水道进攻、补给所产生的作用更难以估计了，有关海军布雷作战的状况，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再做说明。 金口之役已经匆匆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于是役中被击沉的“中山”舰在1997年春被打捞出水，面对这一艘在民国史上深具历史意义的船舰遗骸，回想多年前金口水面那一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恶战，令人无限感慨，更为是役阵亡的海军弟兄们致以无上敬意！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之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一寸河山一寸血（11）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五个月了，在这五个月里，中国丧失了天津、北平、张垣、归绥、包头、安阳、太原等北方主要城镇和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伤亡军民同胞已超过两百万人，但中日两国并未宣战，未宣而战似乎意味着当时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政治斡旋的空间，而事实上亦复如此，尤其是日本政府，象“七七事变”之后在7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虽然决定派三个师团增援华北，但仍希望把战事控制在平津地区，可见他们并不想扩大战争，可惜日本政府的决定如同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的“不扩大政策”一样，并没有受到军方的重视，因为当年东北得手后，天皇等于追认了关东军的“违旨”行为，而“七七事件”后进入华北战场的主力又是板垣、东条这些人，所以局势便更难掌握了。 当时裕仁也许曾经担心漏子会捅得太大而问过杉山元，但陆相杉山元的报告则说：“支那事件可以在三个月之内解决”，可见杉山元想的是日军可以依仗着绝对优势的军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战场的战事，这便是所谓“三月亡华”一说的由来。 日本因为有了武力为后盾，所以在“七七”之后由驻华使节向我国外长王宠惠提出赔偿、道歉、撤军等“和谈”条件，甚至在“八·一三”沪战后还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传递严苛的“谋和”调停方案，这个方案有四个重点： 一、承认满洲国； 二、除华北外，在长江流域设非军事区； 三、缔结关税贸易协定； 四、中国赔偿部分战费、支付占领费用。 从这些严苛的条件看来，显然日本当时确确实实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决心。 在中国这一方面，自从“西安事变”国共言和之后,纷扰多时的“安内”问题已不存在了，这个时候蒋中正的声望如日中天，全国上下对他的唯一期望是领导中国人民对日作战，这种“势”使他在没有选择的状况之下在卢沟桥开火，战争既起，他就更没有妥协的空间了，因为他很清楚摆在眼前唯一的路是仅仅掌握全民所凝聚的这股气，拼战到底，所以当沪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便宣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示长期作战的决心。 反观日本这边，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外务省与军方有着相当大的矛盾，即连海军与陆军之间意见也不合，象陆军比较重视华北，他们一直认为苏俄才是第一号敌人；而海军则主张南进。重光葵在战后回忆说：“华北的陆军迟迟不肯出兵是淞沪之役竟然拖了三个月的主要原因。” 历史学者唐德刚分析了当时日本内部冲突的情形，他说：“日本人呢他出不了希特勒，他也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得那儿上一层分裂了，天皇呢是个虚的，他底下的军人，海军同陆军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就发生摩擦，他这个明治天皇还可以控制他们，到后来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对他们就没有法子掌握了，没法子掌握他就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就在抗战时期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们海军有海军的办法，陆军有陆军的办法，这陆军呢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呢就主张南跨太平洋，他们的目标相同，目标啊他这个最后的归属啦是相同的啦，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在军事方面，淞沪这一战日军虽然拿下了上海，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超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除兵员云装备的损失而外，更严重的伤害是信心的动摇，一种欲速不达的焦躁、茫然、以致愤怒的情绪冲昏了日军指挥官本来就不够理性的脑袋瓜，所以在这个时候，松井石根更不会甩东京统帅部所谓“驱逐上海附近的中国军，以苏州、嘉兴为追击界限”的命令而恣意独行了，因为松井深信攻下南京，严惩支那军必能使中国屈服，显然，他不仅错了，而且疯了。但南京保卫战，我们正是在一群几近疯狂的刽子手之前展开的。 第十一集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2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下辖13个师，加上其他军种部队，号称10万人。也许唐生智没有搞清楚，这些部队里面比较完整的实际上只有刚从湖北赶到的徐源泉的两个师和邓龙光的两个师，这两个师本来是要增援上海的，但才赶到广德仗却已经打完了，因此才又奉命驰援南京，所以都可以说是疲惫之师，而其他部队的状况就相当严重了，象叶肇、王敬久、孙元良、俞济时、宋希濂等都是刚刚打过硬仗，一路退下来的疲惫之师。 上海到南京之间距离大约为300公里，我军是11月15日左右全部撤离淞沪地区的，12月5日日军即已兵临南京城城下了。这20天当中，我军在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没有堪以果腹的给养之下，沿途冒着敌人的炮火、轰炸，狂奔了3百多公里，假如要这些部队一到南京就要马上进入阵地，恢复战斗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能以番号来计算守军人数，更不能以兵力来论战斗力。 在日军这方面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来的可是完完整整的9个师团，加上独立单位，全员逼近30万之众，兵分三路倾巢来犯。北路沿长江南岸取常熟下福山，仅在江阴遭受我军强烈抵抗，接着便一路过镇江渡江北袭扬州；中路走京沪铁路陷苏州后过无锡，于12月2日占丹阳，6日攻陷句容，此去南京只有48公里了；南路绕浙江嘉兴、安徽广德，在这里（广德）和我军刘湘部队遭遇，145师师长饶国华在这一役中壮烈殉国，12月初日军绕过芜湖，渡江从西侧进逼浦口，包围南京，首都保卫战已近在眉睫了。 江苏省以江宁与苏州而名，是我国有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这里由于河流纵横蔓布，物流交通方便，早有“鱼米之乡”之誉。晚清江南一带的税入即高出其他省份达20倍之多，由此便可见其富庶之一斑了，但是1937年11月，在30万敌骑践踏之下，这个地区则是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了。 也许，时间会改变一切，当年飞扬跋扈驰骋在这一片土地的日本军人至今活着的都已垂垂老矣了，漫长的岁月使他们成熟，也学会了反省，因此在他们之中就有不少人对于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而自认罪孽深重的。 1995年，制作小组外景队在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找到中日之战的日本退伍军人七十多位，他们多以“谢罪”的虔诚态度面对镜头、接受访问的。谈到了战时的境况他们记忆深刻，就如同昨天刚发生过的事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他们是用另一种心情去感受罢了。他们之中也有人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问世的，像曾根一夫就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亲历记》，描述他怎么从一个单纯的学生变成刽子手的故事。他回忆从上海杀到南京的过程说：“从上海到南京大约300公里，如果后方一直都没有持续运送补给来的话，食物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当时攻略南京的最高长官就下了个命令，在南京这个地方自己找食物吃。那时中国当地老百姓也没有食物吃，如果食物被日本士兵抢走的话，中国的老百姓就会挨饿，所以怎么样都不把食物交出来，只好蛮横地硬抢》” 永富博道：“日本军所做的事还不只这些，从上海到南京这一带，已经到了没有任何一位是处女的程度，彻底的强奸、轮奸，到了最后，为了湮灭证据就加以杀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天上有天堂，在地上有苏州、杭州这个美女的产地，美女很多的地方。日本军彻彻底底地杀人犯罪。” 以上两位都是60多年前跑过京沪线，并且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这些话由他们的口中说出来，总不会是“捏造”的吧！ 事实上，日军从1937年11月起在我国长江三角洲犯下的罪行，涵盖江苏、浙江和安徽三个省份，烧杀、掳掠、强暴，远不止于南京一个地方。从上海到南京，这一片横宽300公里，纵深120余公里广袤富饶的土地在30万日骑蹂躏过后的惨状可谓罄竹难书。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田伯烈当年也有过详尽的报道，他说：“再往松江路上可以看到满载而归的日本军队，他们还迫使中国老百姓背负财富，包括鸡、鸭、活猪，连杭州玉泉寺放生池里的鱼都被捞光了。 无锡，这个号称“小上海“的工业城镇在敌机猛炸之下，看不到一只鸡、一只鸭、一头猪，在东亭几乎连一幢房子一片瓦都不剩了。在苏州，整天都听得到爆炸声，肢体、砖石不断飞腾，如同瀑布泻落一般，尸体堆满了马路，散遍田野。当时苏州居民郭荣华回忆她目睹的惨状：”树梢上挂的也是尸首，屋顶上挂着的也是尸首，电线杆上、树梢上都有啦，都有，到处都有，那都是飞机炸弹炸的，炸得肠子出来，我们吓得跑啊，看得肠子出来一大堆，好吓人哪，看头掉了，小孩的头坠掉了······“ 在这里，究竟有多少妇女惨遭奸污很难估计，为了不留活口，日军把竹竿戳进妇女下体扬长而去，先奸后杀的尸体一路走来比比皆是。日军在京沪这一条线上究竟杀了多少人很难统计，但单就江苏一省17县的统计，大概可以看出一点眉目来： 县份 灾前人口数 灾后人口数 1937年 1939年 江宁县 344，202 251，370 无锡县 265，007 247，304 句容县 284，455 273，003 昆山县 257，576 140，271 江浦县 127，600 50，450 青浦县 250，000 199，090 如皋县 160，400 12，630 崇明县 427，796 307，005 金坛县 269，617 204，903 丹阳县 607，430 470，786 金山县 165，412 155，415 嘉定县 273，213 241，542 常熟县 695，655 638，407 吴江县 504，088 501，302 吴 县 437，305 404，269 松江县 408，091 308，095 总 计 5，906，512 5，090，145 一中国农民生活状况而言，流动率是很小的，在不见了的90万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看定的一件事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的财产损失、人命死亡绝不下于南京城。 南京为我国六朝古都，从战国开始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368年，朱元璋攻占应天府，元朝覆亡，明朝便在这里建都，相对于开封的北京而改应天为南京。民国16年，国民政府奠都于此，为我国战前政治中心。南京西揽长江，东屏钟山也就是紫金山，龙盘虎踞气势雄伟，但却不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方，当年明太祖便花了21年的功夫修建南京城以防卫京都。南京的城廓长达30多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城”，当时有13个城门，其中以城南的中华门最为壮观，这道门有门券四层，墙基厚达14公尺，城墙顶上还筑有藏兵洞，可供三千人驻守。中华门的坚固是冲着它正南方的雨花台而来的，雨花台和紫金山是进攻南京的必争之地，敌军只要攻下这两个据高点，守军就只有靠城墙来抵抗了，所以雨花台正面的中华、光华和紫金山下的中山、太平这四处城门变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塞。南京城西北方还有个很重要的后门，那便是挹江门。挹江门外的下关是通往后方的口岸，一旦兵败，这里便成为逃生之门了。自古以来，南京的攻防都以此为模式，这一次也不例外。 那么在这一役中又是谁的部队防守从中山门到中华门这一线重要的任务呢？他们正是刚从淞沪下来的王敬久87师和孙元良88师，还加上桂永清的教导总团。 （87师518团）李文秀：“紫金山是教导总队，那时候教导总队是桂永清，后来是不是他我就不知道了，守中山门。我们87师是中山门到中华门，守城防是36师。” （88师524团）蒋堂华：“中华门就是南京的大南门，大南门外面是雨花台，雨花台在过去就是乌龙山，徐源泉这个第10军守乌龙山，我们守雨花台，守大南门。” 12月1日，日军攻下江阴要塞，从水路来看，江阴是扼守京都的咽喉，江阴一失，南京已经无险可守了，更何况日军还占了陆空两方面的优势，所以早在11月底就已经把南京炸得象座废墟。 12月7日，蒋委员长飞离南京，指示唐生智坚守两个星期，唐信誓旦旦，决与南京共存亡。由于唐生智扬言与南京共存亡，所以没有拟定撤退计划，以至后来撤退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12月8日拂晓，日军发动全面攻击，参与这场混战的国军弟兄们回忆说： （教导总队）王文生：“很乱的，一来都是几百架，3、4百架，4、5百架的飞机来炸南京，这个天上就看不到天了，蒙住了一层了。” （66军160师）李超华：“日本人都是战车啊、骑兵，好厉害啊那个骑兵，那个骑兵都用机关枪扫射，那么就不管他了，死也要走啊，不走要死，不死也要走。” （71军87师）周有华：“87师啊就是打南京，打南京紫金山。” 李文秀：“城外打了四天四夜，这个紫金山丢掉了，丢掉以后，结果我们部队在城外没办法要过城，36师就不叫过，城门用麻袋堆起来，我们部队撤，撤不回来。” 周有华：“紫金山下来的士兵，南京有个小南门，那没有桥的，那就是一条河啊，那要游水游过去，我们那一班人哪当时游水就游掉了两个人，在水里淹死两个。” 李文秀：“唐生智他下令掩护撤退，到36师督战，不准退···最后没办法，我们营长爬墙爬过来，当然死伤一部分，到了水西门城墙不准过，城门堵起来，那怎么办？” 由于不明状况，不许城外守军进城，造成了87师不少伤亡。 （36师）方振东：“我们师长为那个事情啊还撤职，宋希濂啊。” （88师523团）易瑾：“这南京啊那就很惨，南京是混战。” 柳川的谷寿夫师团于9日起，开始向我守军的城东南方阵地发动攻势，88师在雨花台争夺战中伤亡惨重。 （88师262团）蒋堂华：“南京啊，提起来真是血泪史啊，那个刺刀戳死的人啊，简直没有办法，都是还不死呢抬着就上那个马路上挡他的坦克车。” 12月11日，松井下总攻击令，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接下来是一波又一波冲锋，在城垣坍圮之处，日军架上云梯鱼贯攀登，我军竭力防堵，战斗之激烈，战法之原始实在难以形容。 李超华：“太平门冲锋出来死了多少人哪，整个师里面有5万多人，一个军里边1万到2万人，死了一半多，（问：你看到满地都是死人吧？）···满地都是死人，我们给死人碰倒也有啦······” 南京保卫战比起淞沪要单纯许多，守军首要职务是要巩固紫金山和雨花台这两个据点，一旦守不住，那么这场仗就打完了······【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5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12日中午，雨花台失守了，光华、中山、水西、安德、中华几个门先后为日军攻破，南京守不住了。在南京城拼战的关键时刻里，守军司令唐生智正卧病在床，由于失去了统御指挥中心，所以整个战场都是在各自为政的混乱之下进行的。12日晚间，唐生智在召集各部队长下达撤退令之后便先行离城了。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倾城军民都涌向下关，可是码头上却没有船。 李文秀：“到了下关以后过不了江，江里没船啦，人又多。” 方振东：“没有船啦再撤啊，你再上船，他再上船，到了江中人多搞歪了船就翻了，这样子死好多人啊，又不是打死的，都自己在那儿翻船翻死的，都是在那儿乱的没有人指挥了。” 李文秀：“下关叫日本人炮击打死3万多，江里淹死2万8千多.” 方振东：“啊呀，无其数呀，搞不清了。” 李文秀：“那么后来弄杉排，把枕木、铁路拔掉以后下面的枕木编杉排过长江，过长江顺着水流下去，东北角就有一个八卦洲。” 蒋堂华：“我们团副说，88师的兄弟要想活就拆门板，就是这个大庙的那个大门板，拆了7个，用电线杆上的那个杉条，用绑腿绑起来，推到长江来，我们7个人趴在上头，在江里3夜2天才漂到扬州······” 李文秀：“八卦洲都是沙滩，沙滩以后北边还有江，北边不能走大船，小船啦，结果日本跑进来5个船剿这个八卦洲，八卦洲死3万多。” 易瑾：“日本人简直疯狂，所以我们的朋友、同学，你看长官阵亡都没拿下来，旅长、团长、营长都没把尸首拿下来。” 孙元良：“南京之后，88师牺牲很壮烈，这个88师有3个旅啊，3个旅就有3个旅长，3个旅长中间就是2个旅长就阵亡了，那么有6个团，一个旅是2个团，6个团就有3个团长阵亡了，那么这个营、连，营长、连长啊阵亡的，不是伤喔，阵亡的这个数字很高的，那么官长都是这样子，牺牲这样大，士兵的牺牲，弟兄的牺牲当然很大了。这个南京之役是最悲壮的一役了。” 孙将军所提的两个旅长，一为朱赤，黄埔二期，于中华门下殉国，年33岁；一为高致嵩，黄埔三期，战死于雨花台，年37岁。三位团长分别为韩宪元、李杰和华品章。在这一役中阵亡的将级军官还有87师的易安华，在敌军冲入光华门后肉搏而亡，年37岁；156师姚中英则于城破后战死于第二线太平门，年39岁；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为掩护友军突围而阵亡于挹江门，年45岁。 南京这一役在许多战史中大部分都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有的甚至连提都不提，也许它根本就悬殊得不像一场阵战吧，但我们认为，在上海撤退以后那一片混乱的狂潮之中，这些人仍能不忘身为一个军人守土有责的使命，拼将头颅以为中流砥柱的气节是令人感动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他们的鲜血将永留在那一片被省略了的历史空白之中。 一寸河山一寸血（12） 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正式落幕了。从战略观点来看南京之役是毫无胜算的，因为在沪战期间，所有的兵力都投注在上海，这里几乎是一座空城，后来的守军大部分是在敌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之下从京沪线上一路狂逃而来的在这310公里的路途之中，假如日本军人不忙着奸淫掳掠，也许国军死伤人数更为可观，南京也更不堪一击了。如此以卵击石的局面当局并非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白白牺牲这么多生命呢？说起来也挺为难的，因为当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的首都，一国之都连一枪都没放就拱手让人，怎么向世人、国人交代呢？为此，蒋中正才命令唐生智死守两个星期，至少撑个面子打点士气，可惜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只打了五天，唐生智就败下阵来。 再看日军这一方面，事实上打从九一八开始他们就没把中国军队看在眼里。七七事变之后，席卷平津西下太原，一路上越打越有信心，越有成就感，他们深信三个月亡华指日可期，但没想到在上海却踢到了铁板了，国军在淞沪战场上那种前赴后继不要命的死打烂缠，完全出乎他们的料想之外，沪战的结果虽然他们赢了，但他们仍然觉得有失大日本皇军的颜面，所以又动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攻打南京，南京虽然也拿下了，但是还不解恨，他们还要“严惩”，严惩是日本人服众的方式，但他们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来的民族性的差异，而造成了人神共愤的大屠杀事件，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延续了45天之久。这一群看起来井然有序受过训练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城所见犯下的罪行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以及智慧所及的一切工具所能描述的。1937南京的浩劫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人，不可能做出比这一场屠杀更残酷、冷血的暴虐行为。 第十二集 南京屠城 南京屠城假如是一本书，你会难以置信，假如是一部电影，你会嫌它夸张，因为它离谱得超过了你所能想象的范围，但事实上你所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其中没有一张照片、一寸胶卷是中国人留下的，因为当时我们逃命还来不及呢！现存的这些第一手证据多来自外籍记者和外国传教士之手，其中有的是日军在沾沾自喜之余摄影留念的“作品”，当他们把这些底片拿到南京一家照相馆去冲洗的时候，被老板偷偷地多洗了一份留了下来，后来成为军事法庭上的有力证据。 根据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的确认，1937年日军在南京城屠杀的中国人应为三十四万人，其中被炸死或零散虐杀的约为十五万人，集体屠杀的军民同胞则高达十九万之多，屠杀场地遍布城内外共有十二处，从北到南分别为燕子矶、草鞋峡、宝塔桥、鱼雷营、煤炭港、龙江口、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向、汉中门、上新河以及雨花台。在集体屠杀的场地中以燕子矶、草鞋峡和挹江门外的码头人数最多，但就这三个地方而言就已超过15万人了。燕子矶在南京城正北方，和长江中的八卦洲遥遥相对，从南往北，登燕子矶是一段缓缓的斜坡，到了江边地形呈90度下陷而形成了悬崖，在这里可以远眺八卦洲，一览长江景色，本来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但由于形势特殊，也成了年轻男女想不开跳崖自杀的地方，为了防止民众到此轻生，教育界闻人陶行知还立了一座“想一想死不得”的碑，没想到1937年，被押到燕子矶来的五万多中国难胞虽然并不想死，但却活不成。 草鞋峡因一片状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它位于燕子矶的西南方，这里峭壁长约1公里，高达40多公尺，石壁尽处是一片狭长的江滩，再往外便是浩荡的江水了。江滩就是当年日本人残杀我国军民5万7千多人的屠场，由于此地地形特殊，一旦被日军送到这里来的人，逃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了，所以草鞋峡也是难胞生还人数最少的一个遇难地点。 挹江门外的中山码头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倾城军民都涌向这里，因为江上没有船，大家只好挤在码头上而形成了不幸的死亡聚集，日军堵住了码头两端，架起机枪猛烈射杀，持续了4、5个小时之久，一时间长江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遇害人尸体滚落江中逐波而去的很难统计，光是岸上的经过事后清理掩埋者就多达5万一千余具。 集体屠杀多发生于日军进城初期，那个时候连所谓的“国际安全区”里面都难幸免，这个安全区面积约为3·68平方公里，以金陵大学校区为主，当时负责金陵女大校务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女士，她是少数志愿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之一。金陵女大原准备收容3千6百个难民，但最后暴增到1万4千多。魏特琳冒险保护难民的勇气和基督教博爱精神比起波兰的辛德勒一点也不逊色，但今天知道魏特琳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南京老市民还记得六十多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叫她“活菩萨”。 “国际安全区”是由金陵大学董事长杭立武和十六位外籍人士在11月间发起筹组的，并由德商西门子公司的拉贝担任主席。拉贝是德国汉堡人，于1908年来到中国经商，常住中国达30年之久，在日军进城这段时间，安全区收容难民近25万人，连他的家都挤进了600多人。拉贝每天除了对付日本人、照顾难民而外，还将其所见所闻非常详尽地记录下来，于1942年在柏林装订成册，但这份手稿竟然尘封了近60年之久，直到1995年才出版面世。 《拉贝日记》中文版全书七百余页，记载1937年9月开始到1938年3月拉贝离华为止，正是南京最黑暗悲惨的时期，国际安全区里的真实状况令人不忍卒睹，这份重要的近代史料在同一时空之下呈现了人类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在今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然而在当时，南京人的苦难却才开始，刘秀英回忆当时“难民所”的情形说：“金陵大学他办了一个收容所，那又叫‘难民所’，那很多人都跑过去了，那我们也过去的时候也没地方啊，那就在那个楼梯啊，像个小阁楼一样的，在那个里面躲着。” 永富博道：“我和南京的特务官员一起去金陵大学，那里是中国人的难民区，里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军队，因为这些国民党的军队在里头会造成困扰，这些国民党的军人无法从蒋介石那里领到钱、补给，在前线也很辛苦，因此日本士官说大家到目前为止还没领到薪水，我们会付给你们，今后工作也由日本军来照顾，请你们到这边来，结果从排队人群的另一边就有人走出来，从那里出来了20个人左右，就让出来的这20个人坐上卡车······” 曾根一夫：“从卡车上下来让他们在广场上排成一列，对着他们用机关枪扫射，因为是广场没有可以躲的地方，而且是用机关枪扫射，所以2、3分钟全部一百多人都死掉了，每天大概有20次吧，那时杀了好多人。” （南京城隍庙 庙祀）融通：“实际上他是诱骗去的，懂吗，他领良民证，就等于身份证一样的。现在打扫战场，仗打完了，死的人要埋了，这个嘛···4毛钱一天，那倒不错啊，这个人家都愿意啊是吧，我没有事我要去，就用这种诱骗的方法，那个地方停5辆卡车，一直就通到现在的虎踞路，下来就打，你站队才站好，还不知道干什么呢就打死了。” （台籍日本兵）林岁德：“人的尸体堆得像山一样，不止这样而已，看那个死的烧也烧不完，都丢到扬子江，我们去扬子江岸看尸体很多，尸体象竹排一样整滩这样流啊。” 在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余万无辜无助的受难者他们临刑之前的恐惧心情是很难想象的，但仍有极为少数的人在日军的枪口和刀口之下奇迹地存活了下来，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潘开明被集体枪杀昏倒在死人堆中捡回一命。潘开明（当时年龄：20岁，受害地点：下关煤炭港，时间：1937·12·14）：“架着机枪在这个地方，架着机枪把两边都围起来了，人围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围在中间这个地方，听见响一声那高头的机枪卡卡卡扫下来了，扫下来的当时我不晓得，我就头趴下去了，这一下趴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死活，昏过去了，人就昏倒了，昏倒不晓得了，不晓得之后呢，大概日本人啊，这个太君，太君就是当官的，手上拎着长刀看看这个戳戳那个，戳戳死没死，动的就补一枪，不动的就等于死掉的，他戳我一刀戳到这块（小臂），我不晓得我昏过去了，4、5天没吃饭，这一吓吓昏过去了，我要动一下子今天就不会在这儿讲话了。” 李高山，被机枪扫射，由于个子矮小逃过一劫。李高山（当时年龄：13岁，36师娃娃兵，受害地点：中山北路海军司令部对面空木屋，时间：1937·12·13）：“全部人都塞进去以后，就开始拿机关枪扫了，都从头部打，打了以后，我刚刚好还是比较矮的一个，在这个脊梁后面，弹一打的时候人就全倒下来了，倒下来就把我压到底下去了，压得我气喘不过来了，我就动动摇摇的，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绑也松了，也不知怎么松的，也没人替我解就松了，松了以后就游游游就游出来了，从死人堆里硬爬出来的。” 唐顺山，被抓去砍头，身中五刀，死里逃生。唐顺山（当时年龄：25岁。受害地点：小门口外三牌楼旁山坡上，受害时间：1937·12·13）：“他第二趟杀的时候从东往西杀，他就不要头了，杀死一个算一个，有的砍得半死半活的，正好我站在第三趟，他们杀第二趟，杀第二趟的前面就有一个人，他一杀那死尸倒在我身上，倒到我身上我就摔下去了，摔倒坑里去了，当时我想睡在坑里人家都没有头，我有头怎么办，我就用那死尸的衣服把头盖起来，还有一个人，就是杀我们这一趟的人，他来补刀，补刀补在我身上，我身上日本刺刀有五刀。” 刘永兴，被拖去枪杀，被后面的人推入江中，泅水逃命。刘永兴（当时年龄：24岁，受害地点：下关三号码头，江边，受害时间：1937·12·16）：“他20个人一捆，背着膀捆，走我们后头又拖到我们前头来，前边那个江边有个口子，就站口子那块，那机关枪就哒哒哒，我就拖着我弟弟的膀子朝江里跑，他一枪把他打倒了，然后就摔在那里，摔了我们就往江里跳，4点钟（下午）下去到3点钟（夜里）才上来，你说在这个江里泡几个小时，那是冬天啊，下雪天啊，唉呀，上来真是够惨的，那个上面一部分人没逃掉的，都用汽油把人烧得···把人烧得象个烂小猫一样。” 至于零散屠杀部分，分布的地区则更为广阔，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其方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南京市民）伍正禧：“当时我们在难民区里头，那个难民区外头的烟火啊巴难民区这边带有一种热度，大家心里面就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难民去外面不知道烧了多少人家了。” （军统局职员）高锦海：“那个时期谁还有去想到其它的问题呢，只有是跑啊、躲啊，一个刺刀一个，一个刺刀一个。” （南京市民）彭玉珍：“那武定门是平房住宅，沿着那个平房住宅见一个杀一个，杀到我们门口，几家人家一家总要贴个1个到2个.” （文学家）苏雪林：“那个杀人的方法多得很，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的叫他自己挖洞自己埋到底下去。” （南京市民）郭荣华：“我小妈看见我父亲这样子，就跑到跟猪···冬天嘛，都穿黑衣服嘛，猪是黑色，我们大陆都是黑猪不是白猪啊，就拱在猪夹裆里，就没被杀死嘛，就躲了一关，躲了一关她又逃，逃出去3天就吓死了。” （报人）胡秋原：“强奸妇女，有的3、4岁、7岁的女孩子他们都强奸到6、70岁的老太婆强奸，大家强奸，强奸死了还用刺刀再刺她······” （《还俗记》作者）钮先铭：“当着她的···祖母啊奸淫她的孙女······” 在《拉贝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当时他们以书面向日军提出报告，所以每一事件都有编号。编号115号是记录日本兵企图强暴一个怀了6个半身孕的19岁少妇的经过“······日本士兵手执匕首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脸部有19处刀伤，下身有一处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听不见······该女子现在被安置在大学医院。”也许后人很难相信此一事实，但更难相信的是这名女子竟然还活了下来，她正确的名字叫李秀英，1995年我们在南京访问到了她。 李秀英：“他一来解我的扣子，我就把他的刺刀拔出来了，拔出来了随身扭我就反身站起来了，我能躺在这个地方吗？我把他拔出刺刀来，他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子敢这么大胆子把他的刺刀拔出来，吓得两个手就把我这个手抱住，我这手就把他领子就拽上，拽上我就赶紧啃他，他也不敢松手，他一松手刀又在我手上，他就哇啦一叫，一叫呢，那两个鬼子就把那两个妇女甩掉了，咚咚咚跑了来，两个人就把我刺刀拔出来了，3个人，一边一个······我这个腿上很多疤，这里全是的，就是戳，这样戳的，后来他一看不行，他就朝脸上戳，那时候我不管，他戳到我脸上就像戳到木头人一样，不晓得疼，这个脑筋这个思想就是完全对付这个日本人。你看这个刀疤多长，不要命了，我玩命了力气就大，我肚里还有小孩哩。” 伍正禧，他的家连被抄了两次，抓走5个，目睹老祖父被刺。 伍正禧（当时年龄：14岁，受害地点：临海路华新巷6号，时间：1937·12·14、17）：“12月的14日中午，我家来了3个日本兵，两个扛着枪，一个挂着刀，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的，那个膀子上有个白布，白布上面有个中岛，中岛部队。当时进来的时候啊，他把我们所有人一起臠在一个房子里头，就在桌子上啊，在桌子上弄个笔，弄个手啊点点水卸了个字‘支那军’，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的哥哥跟3个老表、1个表叔，全部一起···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更凄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身上，她一家9口被杀死了7口，连自己也身中三刀，1937年那个冬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是她终身的梦魇。 夏淑琴（当时年龄：8岁，受害地点：中华东门门东新路口5号，受害时间：1937·12·13）：“一开门一轰进来一大堆子哦，不是一个日本兵，一大堆了，差不多有20个日本兵，结果后来我父亲就吓得朝后头退，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退多远，还没走几步，当时日本兵，很多日本兵举起枪来这样对着你，当时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姐妹几个都喊叫，我也喊叫，我那个妹妹呢，还有个4岁的妹妹呢就拱在被子里头了，当时我也喊，姐姐也喊，但是在喊叫当中呢，后来就把我戳了3刀，我后来血流满身，后来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了以后，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后来她要妈妈，但是我也是要妈妈，后来我们这个房间里头6个人当中就死掉4个了，后来摇他也不动，摇她也不动，我公公、婆婆（外公外婆）睡在地上也不动，后来我们就从他身上爬过去，慢慢地走，我身上还疼得很呢，这个血流得满身都是，所以非常疼，我妹妹又哭，后来我就慢慢爬慢慢走，走到外头去，看到我妈妈就睡在那个地方，衣服全部都解开了，扣子都已经扒开了，我一个妹妹就摔在院子里头，结果我找妈妈也找不着，我摇这个也不活，摇那个也不活，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我们这里头我一家子是9口人死了7口，我自己身上被戳了3刀，邻居家4口人全部死光了，就是共有13个人，只剩下我们两个。” 在日军从上海杀到南京这一段过程中，日本国内媒体同时也捧出了两个“英雄”人物，那便是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向井和野田两个少尉军官，这两个人一路杀到紫金山，一个杀了105个，一个杀了106个，都超过100。今天，在军史馆里还保存了一把名匠关孙六铸造的日本军刀，上面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几个字，显然这不是最后数字，但又如何呢？站在一个“人”的立场，我们很难描述面对着把军刀的内心感受，这是人间吗？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2月，南京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依法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申请引渡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以及紫金山下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人，并于又一年，1947年的2月公开提审谷寿夫，为时三天之久，呈堂文件以及审理过程纪录今天仍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南京二档馆。 回想当初日军残杀中国同胞一刀一条命，一梭子弹一排活人，从未经过大脑思考过，而今我们仍然赋予一个十恶不赦的战犯以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依法审理。什么叫野蛮？什么叫文明？两者之间的区辨往往不是表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时间又过了一年，1948年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在成千上万的南京人的簇拥之下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至于向井和野田，也活生生地尝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于同年1月28日伏法于南门外的雨花台刑场。 今天，中共当局在南京建造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往者已矣！这大概是后人唯一能做的事吧。在淅沥沥的寒雨之下，在湿漉漉的石雕之前，我们心头的感受是沉甸甸、冷冰冰的。 南京，1937虽然远去了，但面对那已成定局的历史却难以无动于衷，这也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吧! 开馆以来，这里来过不少日本游客，他们对于这段陌生的故事多深表惊讶······ （采访日本参观者）：“您作为一个妇女，您看到这个事实，请您现在谈谈您的想法。” 翻译：“她已经心情非常不好，都不想看了。” 孩子们也为他们先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本来嘛，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勇而无耻，必将陷人类于无尽的苦难之中。遗憾的是时至20世纪终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进军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同时告诉他们后代，所谓“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一寸河山一寸血（13） 日本侵华战争打从九一八开始，在他们国内步调就从来没有统一过，内阁、大本营、军方，几乎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连裕仁本身也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 1938民国27年初，仗，已经打过了半年了，在内阁里脑筋比较冷静的大臣们至少可以看出“支那”的战事远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他们意味到面对的将是一场痛苦的长期作战。日军统帅部在评估双方的情势之后于元月30日决定在1938年8月之前不发动新的攻势，换句话说，他们也要喘一口气。裕仁的态度比较保守，他认为巩固占领区，储备机动兵力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在2月16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中决定于1939民国28年再发动另一波速战速决的攻势，西取武汉南下广州，一举结束战争。同一天，近卫文磨对华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是冲着我国不甩日方透过陶德曼传达形同劝降的和谈条件而起的。 2月20日，我国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21日，日本跟进，川樾茂下旗回国，而蒋委员长则早于这一年的元月就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全神投入抗日的战争。虽然日本天皇诏示1938年不再发动新攻势，但在华的日军当攻陷南京之后骄狂的气炽却冲到了极点，他们就像被启动了的战争机器一般，无法解码没有止休，就这样，日军于1937年底又引发了继淞沪之后的一场大战。 第十三集 徐州会战（上） 徐州会战，在中日战史上是一场十分特殊而意义深远的战役。说它特殊是指这场仗虽然名为徐州会战，但整场仗却不是在徐州打的；说它意义深远呢，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国军队自从七七事变以来每逢两军对垒几乎都只有撑的份，撑的久就算赢了，这种现象说好听一点是遵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政策，但实际上是真的打不过人家，所以无论撑多久最后还是难逃落败的命运，但这一役国军却是扎扎实实地打了一场胜仗，这场胜仗打碎了“皇军无敌”诳言，也打出了自己的信心，这对往后的战役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第二，中华民国自从开国以来事实上一直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蒋中正执掌国民党军符迄今也不过十年左右，从1929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便可以看出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徐州这一役却出现了两派军队无我无私的空前大团结，这对苦难的中国人而言是值得振奋的，所谓“兄弟一条心，泥土变黄金”，因为往后我们还要面对20次大会战，1千多次象南口那样的火拼和3万8千多次象卢沟桥那样的小战斗，这场战争才正式结束。 也许您还记得一个多月前淞沪一战的总撤退吧，当时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国军部队其实大部分是越水向江北移动的，当时的局面十分的混乱，劳声寰回忆说：“我撤退的时候我带着12条船行我的辎重、装粮食、弹药，对待妇孺老幼我都要我的船你们照顾他们上船，我们的目标要到怀远，安徽怀远。”上海撤退乱，南京撤退更乱，日军看到了这一群有如无头苍蝇一样的军队，见猎心喜，想一股气赶尽杀绝，彻底歼灭，而不顾海军溯江西上直取汉口的建议。荻洲13师团的部队已经尾随着奔逃的国军陷江都、邵伯，推进到了安徽的天长，正好这个时候华北的日军第10师团由矶谷领军于12月23日在青城与济阳之间强度黄河向胶济铁路进逼，企图打通津浦线，达成和北上荻洲两军会师的战略目的，徐州会战的战火就是从这条战线上燃起的，于是，战事便由第三战区转到了第五战区。 第五战区北起黄河南岸，南迄长江北岸，东到海，涵盖山东省全部和安徽、江苏一部分，战区司令官为李宗仁，副司令官为李品仙和韩复榘，韩同时也是山东省的主席，他所辖的第3集团军防区正是津浦线的北段，当时迎面而来的则为矶谷师团。韩复榘与中央之间一直都很暧昧，加上军阀遇强则闪保存实力的锢弊未改，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罔顾军令弃守潜逃，不留一兵一卒，刹时间，五战区的北边等于开了一个大口，矶谷乘机过周村，27日下济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轻取了泰安。 徐州之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说明，第一阶段一共有三条战线，第一条由荻洲率领的第13师团从南京北上，第二条矶谷的第10师团从河北往南压，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还有第三路，是从青岛登陆的板垣第5师团此时正沿着台潍公路向前进逼，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徐州。 徐州地处于苏、鲁、豫、皖四个省的交界口，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它是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也是和衔接黄河、长江两条水路和运河毗邻的古城，四千年来，在这里发生过两百多次战争，是兵家必争之地，有道是“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到旧刀枪”，九里山便是当年楚汉之争张良一曲吹散项羽3千子弟兵的地方。近代，守住徐州便可以阻断敌人沿陇海路西陷郑州在南下逐平汉路攻略武汉的企图，可惜的是当时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手上的兵力却十分的单薄。 1937年元月，蒋委员长派副参谋长白崇禧视察第五战区，李、白二人从北伐龙潭之役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都属桂系军人。白崇禧替李宗仁向委员长要到了三战区廖磊的第7和47两个军，也是广西部队。 这个时候孙震的川军正流落晋豫一带，阎锡山不要，程潜也不要，因为他们嫌川军风纪不好。川军的军风纪怎么个不好呢？ （51师）张明声：“他原来在四川就军风气不好，他那时等于是军阀啦。” （川军3师）黄健君：“四川的兵有两支枪，一支烟枪一支步枪。” （川军102师）冉澄：“吃大烟都放在哪里呢？都放在被夹里头，那个烟或者烟枪，那个吃大烟很简单，我也吃过啊。” 黄健君：“我们那个时候普遍都有啊，懵着走都找得到，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都有啊。” （问：打仗的时候烟瘾犯了怎么办？）冉澄：“没有，没有办法的，还是一样的打。” 张明声：“少数几个人抽鸦片烟了，硬不准硬把他绑着，帮他把烟戒掉，说你再抽我要枪毙你。” 由此可见当时在某些地方部队里抽大烟是普遍的现象，其实民国20年代在川云贵地区抽大烟仍属极为普遍的事，因此他们带烟枪上战场应是情有可原的。 川军虽然被人视为军风纪不好，但他们出川投入抗战的过程却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话说22集团军本来是四川成都的部队，原有6个师，这次由孙震带了41和45两个军4个师的人马出川支援华北作战，他们从9月1日穿单衣出发沿川陕大道徒步行军1400余公里，走了50多天，到山西已经是冰天雪地的寒冬了，还没领到棉衣，甚至连一张山西地图都没有就在阳泉和日军打了起来，这一仗打了10天，死伤惨重，后人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悲壮的情境，也许这张照片可以提供一些联想，他脚上穿着草鞋，身上用草绳羁着两件单薄的外衣御寒，他阵亡了，虽然我们无从辨认他的番号，但可以肯定他是个年轻的士兵，如同当年来自成都的川娃儿一样。 川军在阳泉被打散了之后，补给不继、粮草缺乏，在万般无奈之下，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充，为此阎锡山十分恼火，要把他们赶出山西。川军往东走进了程潜的战区，申请给养又被拒绝，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问李宗仁“川军你要不要？”李宗仁说：“当年诸葛亮草船借箭，连草人都管用，他们总比草人强吧，给我吧。”22集团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满怀感激地来到了山东，奉派进驻津浦路北段，矶谷师团的正面，和孙桐萱的部队并肩作战。 其实在当时地方部队军风纪差是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昨天还是到处流窜的土匪，而今天却被招安成了国军了，在这种部队里，三个军官就有两个不识字，所以要他们在军风纪上有良好的表现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低级干部如此，而高级指挥官也没什么两样，象韩复榘便是个例子。为此，蒋委员长于1938年元月11日在开封以军事会议为名，召开了一次国军军风会报，与会人员有第一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包括韩复榘在内。会后韩被收押递解武汉，于同月24日被判死刑枪决，年49岁。负责审理本案的军法总监为唐生智。韩复榘是抗战期间国军高级将领被军法判处极刑的第一人，这项处置对当时国军的风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战初期那种风雨飘摇的岁月中“军令如山”的重新认定与执行，更形成了一股稳定的力量。 在开封会议中，不仅宣布了作战惩罚办法，同时也颁布了论功行赏的奖励办法，此一奖惩制度一直被认真执行，直到抗战胜利。 韩复榘服刑后，第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孙桐萱代行，这个部队后来在津浦北段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可以视为国民政府整饬军纪后立竿见影的一个代表。 1928年2月，第五战区的兵力已经集结了29个师，约达28万8千余人。在这些部队里面，孙震、杨森是川军，韩德勤的部队是江苏保安队编成的，庞炳勋和张自忠是西北军，廖磊，桂军，于学忠带的则是东北军，孙桐萱为山东部队，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地方部队大集合，也是所谓“杂牌军”的总会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南路的战况：2月初，南路李宗仁调韦云淞的31军布防津浦线南段的明光和滁县一带，据险防堵日军北上，31军在这里和绝对优势的敌军拼缠了1个多月，日军无法推进，只好向南京要求增援，当南来的日军野炮坦克部队逼近的时候，韦云淞奉命西撤待命。 这个时候于学忠的51军已经在淮河以北完成部署严阵以待了。荻洲虽然直下明光、定远、蚌埠，直奔怀远，但后路已经被31军切成数段，而廖磊的第7军同时也赶到了合肥，大家合力紧紧缠住佃俊六。60多年后我们访问到了当时曾在这个地区作过战的弟兄，虽然这些老战士年事已高，但对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过程仍历历在目，象57军的高应芝还记得当年的军歌：“57军哪坚持抗战，坚持抗战哪在鲁南，台儿庄啊参加哪会战，牺牲了战士好几千，共捅鬼子，共捅了好几万······” （51军114师）范祖相：“那时候我们东北军跟西北军都是北方的，我们都是东北人多，因为我是湖南人，我是从甘肃参加于学忠的部队那时候过来的，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啊，我当炮兵我当预手，说我们八个炮手都伤了，我当预手上去我也负了伤，那时候没有中央军，以后才来的。” （51军）陈茂松：“那时候学生嘛在学校屋门口内讲得蛮好，刚到阵上去打仗还不知道东西南北哪是哪哩，光听到砰砰呼啦啦，日本人的飞机轰轰地响。” 范祖相：“打仗大多数都是用刀，攻击都是用刀的嘛，日本人战车呀，我们没办法，那一攻上来我们大多都死，八个团哪，我们八个团只编了一个团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路：矶谷的部队过泰安之后兵分两路，东路下蒙阴、泗水，西边津浦路这一路连陷兖州、邹县和铁路西边的汶上，到了济宁。这个时候蒋委员长指示李宗仁改採“攻势防御”战术主动出击，于是孙震衔命北上向邹县进攻，庞炳勋直杀蒙阴、泗水，孙桐萱猛攻济宁。山东老乡将士用命一度攻占汶上冲进济宁，这一仗从2月12日打到25日，前后达半个月之久，12军英勇的表现一扫了韩复榘给山东部队留下的层层不名誉的阴霾。当时在战场上中国士兵打得几乎就是一股子“气”，许多当兵的十几天打下来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12军29师）傅席儒：“当兵的不知道的那个时候啊，稀里糊涂他就出发了，背着背包拿着自己的枪去了，到那儿打起来了，打完了台儿庄才知道是······。” 国军的一轮猛攻确确实实给一路顺顺畅畅南来的日军一大震撼，他们意味到2千多年前群雄争霸的恶战将要在这个古战场上重演，由是他们彻底的放下了从南京西上直取武汉的念头，而将主力投注徐州这一战。 再说孙震的川军在邹县以南这条战线上苦拼了30多天，伤亡累累，直到3月15日才退守到滕城，当时负责守滕城的是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这个师只有7个连的兵力，加上从界河退下来的45军零散部队总共也不过2千多人。这个时候成都的乡亲们组成了一个慰问团，千里迢迢赶来探望他们这一群背井离乡的孩子们，并留下一面旗子，上面写着“天府子弟抗日报国”八个大字。122师不负所寄，再后来的战斗中他们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3月16日，矶谷师团以濑谷支队为主，在飞机、野炮掩护之下兵分三路向藤县发动攻势，17日城破，王铭章率部队与顽敌展开近身肉搏的巷战，当天下午，王师长不幸身中数弹举枪自杀。122师的将士们并没有因为指挥官阵亡而手软，他们在滕城还支撑了两天，直到19日的黄昏，全师自参谋长以下阵亡1800余人，伤300余人，这些天府子弟回想去年满怀壮志出川的豪情，太原战后“天地虽大竟无容身之地”的漂泊，今天可谓死得其所了，所以负伤官兵都不愿沦为俘虏，纷纷相拥引爆手榴弹壮烈殉国！ 1997年，我们沿津浦铁路南下，来到了当年战况最为惨烈的鲁西战场，虽然事隔多年这些地方已经寻找不到什么战时遗迹，但单凭记忆中的战史记载，这些地名就够叫人怵目惊心的了。回想当年韩复榘阵前脱逃，留下群龙无首的山东部队，千里迢迢带着烟枪上阵的川军，他们都是在极其艰困与恶劣的状况之下和强敌在这块土地上拼缠的，他们默默地捐躯，悄悄地阵亡，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我们深信，在一条条柏油马路、一幢幢新建的大楼之下，他们的英灵常在！ 在藤县，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当年王师长的殉国处，这里本来有块碑的，后来碑被移走了，据说他的遗体已经运回四川老家安葬，所以这座新碑记的下面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仍希望后人来此一游时，能拨冗读一读碑文，好知道许多年前曾经有个人就在这附近完成了一件可歌可泣的事。 在藤县沦陷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又自第一战区调来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和汤恩伯的20军团增援五战区。汤部是中央的精锐部队，即速从商丘率领王仲廉的85军，走陇海路过徐州赶到临城，还没站稳阵脚就遇上了从藤县南下的日军，85军拼战了两天，峄县、枣庄双双失守，汤恩伯旋即向委员长请调还留在毫县的关麟征52军。52军一进战场就向枣庄杀去，52军这一战打得很猛，但伤亡也不轻，我们找到了参与这一役的52军老战士王嘉琳，他说：“我们一连剩我们10个人，我们一连人哪，就剩我们10个人（老人掏出毛巾擦拭眼中的热泪）······” 最后，再来看看从青岛登陆的板垣劲旅，其实，早在2月22日，板垣第5师团坂本支队的先头部队就已经沿着台潍公路陷莒县南下直扑临沂了。 板垣征四郎是日军中的一员悍将，原为激进派军人，关东“三羽鸟”之一，在南口一役中曾经和汤恩伯交过手。第5师团横行华北的时候不少国军吃过他的亏，临沂守将庞炳勋便属其一，这次他再一次看到骄狂的板垣虎虎生风的大军压境，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本想借此报一箭之仇，可是庞炳勋虽然身为第3军团长，但这个军团只有一个40军，而40军又只有一个39师，合着3军团只有一个师的人。这个师的师长为马法五。台潍公路北端直到临沂这条战线便是靠这个师5个团的子弟兵在这里苦守一个多月的。 3月3日，日军发动猛攻，7日39师从临沂出击与日军在桃园附近激战，日军出动大批军机轰炸我军阵地，39师招架不住退守城内。 3月12日，张自忠的59军过沂河驰援临沂，从外围猛砍坂本的脊背，这一战从13日杀到18日，张自忠和临沂城外的敌军血战了6天6夜，其惨烈的状况无与伦比。参与这一役的59军弟兄杨守洁回忆说：“白天他打我们，我们就没办法躲了，他们的炮火，那个···轻机关枪、飞机，我们那时候抗战刚开始训练，我们没有经验，一见到飞机就赶快躲起来就没办法了，说着说着跟日本人拼刺···（哽咽）实在我们太惨了，中国人死得太惨了，好了···算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再讲这个···伤心哪······” 再说苦守城内的马法五，一见援军赶到士气大振，跟着就开城出击，两路西北军夹杀坂本，一是杀声四起日月无光，他们把坂本的两个大队几乎歼灭殆尽，余众只好仓皇逃窜，临沂保住了。这支“杂牌军”终于扳倒了日军的明星部队，为徐州会战揭开了漂亮的序幕！ 一寸河山一寸血（14） 第十四集 徐州会战（下） 1938年元月，日本陆军不顾东京大本营休兵一年的既定政策，尾随先从京沪向北撤退的中国部队，一路杀进了地跨苏鲁豫三省的第五战区，在这里，他们企图打通津浦铁路，使华北和华中的两股日军会师于徐州，再伺机围攻武汉，逼使国民政府弃械投降。在当时以日本在华的军力来完成这一军事企图应该是游刃有余的，所以无论是华北的寺内寿一或华中的畑俊六都只是分出部分兵力来执行这一项任务，没想到从元月打到3月，南路畑俊六的荻洲师团先被韦云淞、于学忠的部队堵了一阵，后来廖磊赶到，死拖活拉，紧紧纠缠，硬是把他们困在淮河南岸无法脱身，更别提顺顺利利地沿着津浦路北上和矶谷会师夹击徐州了。 至于从东北方顺台潍公路过莒县南下的板垣师团在临沂又被庞炳勋和张自忠的西北军联手杀得灰头土脸，急急忙忙鸣锣收兵。这一仗不但粉碎了“皇军无敌”的狂言，更使不可一世的板垣老脸挂不住，连大本营都感到十分错愕，虽然第5师团势将重整旗鼓，卷土再来，但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他事实上已经贻误了宝贵的军机了，因此临沂这一场胜仗对往后台儿庄的战局具相当程度的正面影响。 在分由三路进袭第五战区的日军部队中，以来自河北，过黄河沿津浦路南下的矶谷师团最为顺利，由于韩复榘的弃守潜逃，他们等于占周村之后没有伤到一兵一卒就进了山东首府济南直陷泰安了，下泰安，日军虽然受到了孙桐萱和孙震部队压迫性的固守，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当时国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及他们，在日军陆空联合绝对优势的立体攻势之下，中国军队几乎只有靠意志筑成的一层层血肉防线来阻挡敌人的攻势，死光了一层退一步，就这样一层层一步步退下来，直到3月中，矶谷的濑谷支队才杀到峄县，这个时候孙连仲和汤恩伯的部队也赶到了。 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虽然有两个军，但在娘子关保卫战中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其实只有3个师，那便是田镇南30军的张金照30师、池峰城31师和冯安邦隶属42军黄樵松的27师。 西北军原属冯玉祥的部队，一向擅长防御战，一到五战区，李宗仁就把台儿庄的守城任务交给了孙连仲。3月19日，31师池峰城便奉命进驻台儿庄。 至于汤恩伯这边，他一共带了完完整整的4个师，分别是郑洞国的第2师、张耀明的第25师、陈大庆的第4师和张雪中的第89师。汤部一进战场就跟日军在台枣支线的北段地区硬碰硬地打了起来，可是李宗仁的想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中央的精锐部队犯不着冒着重大牺牲跟矶谷打阵地战，不如让出一条路，让日军南逼台儿庄，到时候只要池峰城守住台儿庄，汤恩伯再绕着外围打运动战，也许更为有利。 在日军这方面，照讲濑谷是不应该孤军深入直奔台儿庄的，至少他要等畑俊六逼近徐州、板垣过了临沂，彼此才有个照应，但是在当时日本军官太过骄狂了，在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有中国军队，更没有兵家的什么忌讳，他们的脑子里只是一味抢功，急着一口气打下台儿庄，进据徐州，拔得打通津浦路的首功。这个时候汤恩伯将计就计，干脆命池峰城出城北上在峄县城南进行挑衅式的攻击，这一阵佯攻果然激怒了矶谷，于是日军聚众4万余人，挟着80余辆坦克车浩浩荡荡大举南下。从21日起，日军机群便临空猛炸，老百姓四处奔。23日，在台儿庄的庄寨内已经可以听到炮声了。 3月24日，蒋委员长飞抵前线视察防务并留下白崇禧相助李宗仁，共同迎接一场惊天动地浴血战斗的来临。 血战台儿庄 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也由此展开了序幕。 台儿庄的地理位置在山东的南端，紧邻江苏省的边缘上，是属于峄县的一个大寨子。由于鲁南历来战火频仍，许多村落都有庄墙围起来，如同城墙一样，有墙的村庄便叫寨子。 台儿庄东西长约1200公尺，南北向宽窄不一，象靠东边的就有1000公尺。庄内横竖有十来条街道，6个庄门，9个瞭望的碉楼，原本住了3千多户人家。马宗义（31师184团）回忆战前的台儿庄说：“街道上都好好的，有7道街，7道街有中间3条街很漂亮的，生意···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嘛，我们进到里头看，唉呀，里头生意什么的都很好。” （独立第44旅）傅学友：“以后都迁走了，迁到阜阳去，迁到省政府地，那城空的，老百姓房子都不要了，就挖一个大河在那儿挡着，老百姓根本就不能住了。” （12师28团）赖洪恩：“简直不能住，那台儿庄全部都炸平了。” 南门外就是大运河，沿河往南走经扬州可以进长江，北走，过济宁就接上黄河了。在它西边4华里左右便是台枣支线的“北站”，上可以接津浦路，下通陇海路的赵墩，东北向还有一条台潍公路，接上胶济路上的潍县，所以台儿庄在平时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战时则为徐州北边的门户，也是南下敌军必经的一个关口。 这个时候负责镇守台儿庄内部的部队为31师184团，团长王震。池峰城把他的182团部署在北站，183和181两个团各守庄外的西边与南边，师指挥所则设在运河南岸的南站。 3月25日，濑谷向台儿庄发动猛烈攻势，北门城破，冲进了300余人，守军奋力围堵，把他们逼到城隍庙里去，然后放火，悉数烧死。 第二天日军又从北门的缺口冲了进来，但还是被我军赶到城隍庙去，可惜这次却烧不死他们，因为庙里能烧的东西昨天全部烧光了。日军后来便以城隍庙为基地，配合强势的火力不断扩张地盘，相继占领了寨子的东半部和西北角的文昌阁，并和184团展开了短兵相接惨烈的肉搏战，184团弟兄回忆说： （31师184团）马宗义：“听到里头那个日本人攻击，一天最少要攻7次，靠着房子和挖这个交通沟，挖挺深，用门这个门板啊给它挡在高头，用这个土都给它盖厚厚的，盖薄不行啊，台儿庄连一间房间都没有啊，都打坏了，那个炮楼啊，老百姓不是盖有那个炮楼，统统都打坏啊！” 庄外另外3个团则在每天弹落6、7千发的战场上拼了命抵挡进犯的强敌，不容北门的缺口继续扩大，他们深深了解假如在庄外堵不住日军，则庄内的友军184团必遭歼灭，台儿庄就完了！ 25日，白崇禧冒着浓烈的硝烟来到了台儿庄，他目睹眼前凄厉的战况，心头一阵凉，他想假如没有更强有力的火力制压，这一仗孙连仲是撑不下去的。于是他连忙征调了中央炮兵第8团，还向程潜借了几尊战防炮前来支援。 27日，及时赶到前线的战防炮发挥了作用。中午日军9辆坦克车一路向台儿庄外围破尘而来，当场被我炮兵击中了5辆，一时烟火熊熊地冒了起来，这个时候在战壕中的守军一阵如雷的采声，接着便纷纷跳了出来冲过去抢车子，这番景象把日军官兵给看呆了。根据记载，竟然有5分钟之久未发一弹。一位军校出身的国军干部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战车时的情形说： （69军181师）李振武：“···他们上去以后我也上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战车上的这个炮塔能转能动，我才知道这样的。” 3月29日，台儿庄内184团团长王震已经在激烈的巷战中负了伤，代理团长王冠五以效法辛亥年“329”先烈精神为名组成了一个72人的突击队，仰攻文昌阁，一鼓作气歼灭了全部日军，还捉了4名活口。西北角高地终于光复了。72位壮士中14人殉国，生还58人。 3月底，孙连仲的30师、27师以及吴鹏举的独立44旅先后集结台儿庄外围，连远从云南来的卢汉60军也赶到了五战区，划归第2军团指挥。【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6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2军团的部署是这样的：31师仍守台儿庄大寨内外；外围的30师、27师、44旅以及卢汉的部队分别由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刘家湖、南洛。三里庄等地攻击日军部队，以减轻31师在台儿庄所承受的压力。但由于濑谷的赤峰和福荣两个联队自峄县源源南下增援，攻势凌厉，使我守军倍感吃力，同时第5师团从临沂方向驰援矶谷的坂本先头部队，已经杀到了向城和爱曲，而这个时候孙连仲的第2军团官兵已经伤亡过半，台儿庄岌岌可危······ 在庄寨内31师已经血拼了7昼夜，死伤累累。池峰城看到剩下来的的弟兄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再打下去势将全军覆没了，于是电请孙连仲准予转移阵地。其实孙连仲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直接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第2军团伤亡已达七成，可否请长官准许暂时退守运河南岸，好让西北军留下一点种子，这也是长官您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算就汤恩伯的援军第二天午前就会赶到庄北，于是很坚定地回说：作战之胜负往往决定于最后五分钟，你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拂晓，我明天会来，这是命令。 孙连仲感觉到了司令长官的坚决态度，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整个军团打完为止。 当池峰城得到孙连仲传来的消息之后，便下令炸掉通往运河南岸的便桥，下定决心，背水一战，与台儿庄共存亡。 显然，台儿庄这一仗不能只靠池峰城的31师、田镇南的30军、甚至孙连仲的整个集团军的血拼狠斗苦苦支撑下去的，我们要做的是切断源源而来的日军动线，堵绝他们的后路，再回过头来形成反包围，里应外合歼灭敌人。这本来是李宗仁当初运动战的构想，现在由20军团汤恩伯来执行了。 其实，汤军团打开始就一直扯着濑谷后腿不放，象王仲廉和关麟征的部队就不断由东西向侧击枣庄和峄县。31日，眼看着52军已经快杀到北洛了，但板垣的增援部队却攻陷了向城，汤恩伯发现苗头不对，马上令52军和85军的第4师来个南北双向大包抄，在鲁坊和爱曲集结。 4月1日起，5师团的坂本支队一窝蜂往岔河杀去，想在台儿庄外围和10师团会师。汤恩伯开放了台潍公路任其深入，而事实上日军正一步步落入20军团的口袋！ 184团在台儿庄已经苦守了10天了，庄内双方都杀得精疲力竭。4月初。日军见力拼无功，便施放毒气来逼出躲在阵地壕沟中的守军。 王嘉琳：“一得病，这个人哪就是发烧、发冷，可是啊，那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喝水，一喝水这个脸哪就变得黑的了，都发肿、发胖，就肿了，过不了一天···就···死了···” 不过，到了3日午夜，汤恩伯的大口袋已经成功地把坂本南来的部队完全击溃。4月4日，汤部分3路回援台儿庄，他们分别是第一路关麟征从兰陵向西往回杀和第二路从大良壁出发的王仲廉一样，目标都是峄县，第三路由后进战场的周碞75军从岔河往张楼走，以为其他两路呼应。这一天孙连仲也发动了攻势，30师冲到了北洛，110师杀到了泥沟。 4月6日，关麟征和王仲廉在陶墩会师，北进攻克甘露沟，我军各线都有斩获，日阵全军松动站不住脚，矶谷不得不面对现实下令撤退，坂本的5师团也跟着再一次认输收兵回窜。我军在这个战场上前后足足血拼了一百天，终于打赢了。这是一场得来不易的胜仗，也是对日战争以来第一次结结实实的胜利！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一场苦仗致胜的几个关键所在： 一、在序幕战中，所谓“杂牌军”的攻势防守成功，使三路日军从头到尾都没有达到会师的目的。 二、第2军团孙连仲所部苦守台儿庄，任轰、任炸、任熏，坚持到底死不退让。 三、20军团汤恩伯在外围的运动战可圈可点，有效切断敌军后路，完成反包围的优势。 四、由于军纪整饬厉行，致使全军将士用命，每一条壕沟、每一寸土地都能死守到最后。可见，胜利是由顶顶点点的坚持累积而成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韩复榘之伏法也不无功劳。 如果从影响上来看这一役它是极为深远的： 一、从战果上来看，根据日方所公布的伤亡数字为11918人，我方宣称歼敌2万4千余人，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台儿庄是“七七”、“八一三”以迄南京沦陷之后的一次空前胜利，因此，台儿庄已不再是一个小寨子，而是全国的台儿庄，甚至扬名世界的台儿庄！ 二、参与这次战役的国军可以说是集全国各派各系的部队于一炉，这些部队在7、8年前中原大战的时候都还是兵戎相见的敌手，其中大部分的西北军便是一例，甚至连李宗仁、白崇禧当年也被列为“叛将”，开除过党籍。今天这些“杂牌军”在日军的炮口下团结起来，在这一场战役中他们的表现是令人感动的，此一团结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抗日胜利的远景，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三、这一役对我国抗日整个策略的贡献也是关键性的，（战略学者）蒋纬国将军说：“因为我们在台儿庄打了一个胜仗，使徐州的国军很迅速地、及时地完成了他要拖延的时间，造成我们长江下游的应该要撤退的政府人员、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原料，能够及时地撤出作战地区而先通过汉口，他们先通过汉口就有机会向西撤退。” 这场仗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台儿庄之役在中日战史上所留下的悲壮纪录仍叫后人为之澎湃激动不已。今天从运河南岸向北望去，台儿庄已非昔日模样，寨墙、碉楼都不见了，只剩下南门外运河旁的便桥桥墩还残存着，当地居民说，谢登友：“浮桥呢就是在这儿的，在这儿设备好的浮桥准备退下去啊，打不过啊，打不了就得退下去，下的命令绝对不能退，死守台儿庄。在历史上日本鬼子失败在这里失败一次。” 运河的水缓缓地流着，临流洗衣服的村妇当不知道当年池峰城为了死守他们的家园自断后路炸毁便桥的故事正发生在她们的身边吧。 往寨北走去，当年三进三出，战况最为激烈的大北门如今已经修葺一新，一点也看不出战斗的痕迹，只有几个刻意保留下来的火口可以供后人去联想了。 台儿庄车站是这一役的著名地标，现在由于改道而弃置，但为了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局依照原样重建保留了下来，车站里空无一物，倒是邻近的地下坑道还是原来的样子。 台儿庄庄寨里原本都是些泥砖砌成不堪一击的房子，所以比较牢固一点的建筑物便成了双方争取的基地，象城隍庙、关帝庙、清真寺和文昌阁都成了战斗最为激烈的据点。城北的城隍庙已经不见了，西北角的文昌阁今天仍保留在枣庄二中的校园内，也许经过重修，他们竟把惜字炉的石碑当作了墙脚，看起来虽很突兀，但想想也不无道理。 比较完整的建筑是清真寺，这里的管理员马老先生也是少数身历这次战役的目击者，他回忆60年前的往事说：“我现在是80岁，台儿庄大战是目击者、目睹者，战前的军事调动、部署亲眼所见，譬如说徐州带领大军是30万，川军、云南军、西北军等等啊，亲眼目睹，战后全省一片焦土是我亲眼目睹啊，我们这儿是186团（口误，应为184团）的军事指挥部，敌人从后面炸开缺口进来把我们团指挥部打出去，剩余的一百多个中国军队（人）退守这个屋，这个屋叫沐浴室，退守这里头顽强抵抗，不投降，走不了，最后敌人用毒气毒死这些人。我们这棵松树有接近五百年的维护古迹，现在遗留在东边的这一棵，这一棵也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地方，也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那个枪眼子那么多。那个墙壁呢，地址是我们团指挥部所在地，打的那些弹痕呢，完全是跟敌人冲锋打的弹痕，那一块弹痕就接近一百个枪眼子。其他人命呢，那军队的牺牲，不知我们中国军队要牺牲多少换来那些枪眼子······” 城南的关帝庙据说就是当年池峰城的作战指挥所，战后一直保留迄今，可惜保留而未加整理，因此显得破落凌乱，但至少这里的一床一几都是真迹。60年前池峰城和他的幕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以血肉之躯苦苦地守住了这一座小寨子。指挥所内部墙上的弹痕可以证实当时期待援军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难熬。 台儿庄的一战对日军而言可谓颜面尽失，不论在国人、世人面前丢脸都丢到了家了，就连裕仁都咽不下这口气，因而推翻了1938年不发动新攻势的原议，令杉山元调集华北、华中两方面军的精锐部队13个师团朝徐州集结，准备大举进攻报一箭之仇。这个时候我军前前后后聚集在徐州周围的部队已多达60多个师，约60余万人，加上邻近的第一战区驻军，可以说全国的筹码全都在这儿了。 武汉军事委员会，我国最高军事统御当局现在正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抉择，打，还是不打？在极为冷静的全盘评估之后，蒋委员长下令五战区撤离徐州，火速突围。李宗仁根据电令立即把部队分成五路，并由刘汝明的68军掩护分别突围。这些部队到5月下旬按命令路线先后撤到河南和安徽一带，这便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战略性的大撤退。 5月19日，日军浩浩荡荡进据徐州，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只是一座空城。 一寸河山一寸血（15） 1938年5月，由寺内领军南下的日军终于打通了津浦线和北上的畑俊六在徐州会师了，他们本想在这个古战场上捕捉国军主力，进行一场歼灭式的会战的，但中国军队却先此一步成功地避开了决战，兵分五路突围成功，徐州会战到此也告了一个段落。 这一役日军虽然占据了徐州，但却不如他们的预期：彻底击溃“支那”，一举结束所谓中国事件的企图。而中国这一方面却保住了珍贵的筹码去面对往后的战斗！ 战争虽然是在战场上进行的，但影响所及却是全面的，所以在战争中没有一块土地、一个人民能幸免于战火的荼毒，他们的际遇甚至比战场上更为凄楚、残酷！ 第十五集 大迁徙 从1931年九一八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为止，这14年间中国人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此一行列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在人类史上都属罕见！ 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充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在“离家”中，江陵写道： 泣别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里 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 我们已无处流浪 无处逃亡！ 这是九一八之后风行全国，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通俗歌谣。 由于这一段时间整个国家正陷于“安内”、“攘外”先后的纷争与矛盾之中，这些对单纯的老百姓而言，有如坠入五里雾中，他们能感受到的当然只是无助与彷徨了，这种情形直到1937年七七之后才有了显著的改变，虽然他们同样跋山涉水，同样背井离乡，但却有了共同一致的目标——“到大后方去！”因此在心态上他们已不再是流浪、不再是逃亡，而是一种凝聚。这种凝聚虽然是在敌人炮口之下形成的，却也造成了数千年来民族史上第一次族群的大融合。 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七七之后从全国各地先后涌向大西南川、滇、黔三个省份的“外地人”多达一千万人以上。他们有的是来自关外的，诚可以说万里迢迢，在交通运输设备十分落后的当年，大部分人都只能靠两条腿和一份坚韧不拔的意志，一步又一步走向几乎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大致来说，向西南迁徙的路线有三条，以长江来界分，江以北和江以南多取道陆路，但大部分还是靠水路溯长江逆流西上的。先说陆路，北方来的大致是沿陇海路过西安到了宝鸡左拐南下走川陕大道越大散岭入川。 南路比较复杂，民国27年6月以前还可以汇入长江行船上行，武汉沦敌后，就只能切过赣南、桂北，跨过粤汉路朝西入贵州，在贵阳右转北上经遵义这条线到四川了。 水路是以长江为主的，但这条水道到了宜昌江面变狭小了，而且水流湍急险象环生，招商局的大船过不去，必须靠四川卢作孚的民生公司用小火轮来接驳。 卢作孚在杨森任四川省主席时代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转营航运。抗战初兴，他将所有船只46艘悉数投入抢运军公物资的工作，对政府当时西迁具直接贡献，后来民生公司又赶造了一批5、60吨的白木船，以人力与风力逆流而上。 从宜昌到重庆有1000多华里路，沿途险滩不下70多处，单是一个巫峡就长达80华里，滩水落差约在2公尺左右，一条船要雇200个纤夫来拉，1小时只能前进2丈地，其艰苦的情状是很难言喻的。 其实对陆路而言北入四川也非易事，李白写的《蜀道难》讲得正是这条路。韩愈诗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也指这里。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同时，政府已决定西迁，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基地。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由南京启节登永丰轮西上，花了10天的时间抵达重庆，据记载当时有十余万人在码头上欢迎他，从此重庆便成为战时的陪都和万民鹜趋的精神标的。 全国大迁徙的壮丽行列我们很难去区分他们的从属，所谓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就这么走着，但从整体战的角度来看，除了军事之外，还是可以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和一般老百姓的几个方面来叙述。有关政、经、文教部分我们都将以专辑来介绍，本集所要谈的只是概略的部分过程。 也许您还记得抗战初期我们“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日作战策略，我们在淞沪抛头颅，在台儿庄洒热血，为的都是争取时间。那么换来时间做什么呢？总的来说，一方面加紧备战，一方面抢着把沿海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工厂机器设备运到后方去以为大西南发展军需、民生工业的种子，这个担子落在当时资源委员会的肩膀上，而居功至伟的则为负责与工业界联络的林继庸和上海的一些爱国商人们。当时任职实业部的顾毓瑔回忆西迁筹备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说： “193···几啊，翁文灝就是派我们一个调查团从重庆开始沿长江流域的工厂，重要的工厂进行调查。那么由实业部，实业部是我代表的，还有这个资源委员会，重点还是在京沪一带，南京到上海这条线。我们这个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可是这个原稿呢，文化大革命抄家都抄走了。那个时候准备要···要迁厂了，就拿我这个报告为基础，有一个迁厂委员会，迁厂委员会当时有个姓颜的，颜耀秋，是上海有一个什么机器厂（即上海机器厂）的总经理，他带领这个上海的一般机器行业里的人啊响应这件事情，我们就请他来主持迁厂委员会，这个数字我记得，32万吨，32万吨机器要运到重庆谈何容易啊，那个时候又是碰到枯水的时候，冬天了，水运嘛，好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工作啊需要好几个月，而正是台儿庄之战啊，台儿庄的一战，血战台儿庄嘛,就是这仗帮了我啊，帮了我们中国争取了5个月的时间。” 上海，本是个龙蛇杂处中西合璧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里开工厂目的只是为了赚钞票，说服他们远离纸醉金迷的安乐窝，扛着大机器到鸟不生蛋的地方另起炉灶，确实是个十分艰巨的工作，林继庸几经奔走，蹉跎了不少时间，等第一批工厂拆迁的时候已届8月中旬沪战正式开打了，因此这些商家等于是在炮火中抢运的，当时有人搬着搬着，一颗炸弹落了下来，就此一命呜呼，后面的人只是“唉呦”一声便接着扛起溅满了鲜血的机器继续往前走，如此景象就如同战场上作战一样。娇生惯养的大老板并不以此为苦，他们抹一抹脸上的油灰，只是彼此笑笑，相期“武汉再见”！ 从上海启运的物资都是走水路的，所以武汉便成了西迁路上的中途重镇。当时在汉口负责运输调度工作的喻伯刚回忆说：“那时候我在船舶运输司令部当征调股长，做很久···比较有···很麻烦，那时候动员很多人喔，各方都是有军事机关啦，汉口的警备司令部啦，船舶运输司令部啊，动员很多人，那时很多船哪，有时十几二十几条商船啊，也有海军的船，日本飞机拼命轰炸，那个船嘛又···炸沉了很多只船，炸沉了很多只商船，所以以后一退到汉口过后啊，那么船只就感觉到很少了。” （川湘水陆联运处）杨鲁林：“那么到重庆嘛，重庆招商局那个时候没有生路啊，那船舶太大啊，‘江兴’、‘江安’都是4千吨的，重庆只有民生公司的船，小船800吨，什么‘民本’啊、‘民权’啦，什么‘民族’啦···，民生公司就是卢作孚是老板，在四川只有他的船可以走。“ 喻伯刚：“这个时候四川川江的水很流的，你假使有许多什么小船啊，这个马力不够啊，你要把它弄到四川啊要费很大力的，费也是费很大的力量，那么要以人工啊拉纤，把它们拉上去那些小船。” 杨鲁林：“水一冲下来，这个···这个片板无存，一点生路都没有，这种情形差不多···，最危险就是酉水，它上游的驼背滩啊，什么青澜滩啊，这个滩你不能经过，一经过就···就碎了，你有运气就过去了。” （湘潭电厂工程师）孙运睿：“湘江电厂两部机器，政府决定一部运到四川临江，一部机器运到云南的昆明，我负责云南的昆明，可是由于长沙大火，陆路交通拥塞，逃难的人很多，所以只好用船，用两条木船啊，沿着湘江往上游走，运到广西去。走到祁阳附近有一个县城，水很快很危险，船家就讲水下来我休息一下，好，我们就停下来休息。半夜，忽然外面喊着：救命呀！哭啊、叫啊、救命，我跟船主讲，哎呀，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办法救救，帮他忙。船主讲，水涨，不可能，不可以。第二天一早我去看看，看到船翻了，对面船中在那儿烧纸烧香，祭着他的太太小孩，都死了，我心里很难过，到现在不忘。” 在北方，物资后撤大多是靠陇海铁路西行，但到了宝鸡转向南就只有步行了。当时负责把山东电厂走北路西撤的年轻工程师孙运璿回忆说：“台儿庄战斗以后，政府决定把连云港电厂运到内陆去，连云港我做过，所以要我去负责运输，非常困难，宝鸡再往里头都是高山，我们想的办法，没办法运，后来我一个工头，河北人，他给我建议，‘我们家乡里有搭车方法，你愿不愿意试试？’我说‘怎么样搭车啊？’‘就是首先你做个拖车，我再训练一批骡子拉这个拖车。’我说‘你有把握吗？’他说‘我有把握，让我试试看。’我就跟他说：‘好，我做拖车，你训练骡子，我们俩试试看。’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这个办法，晓得有困难。我这个工头很有办法，他训练18匹骡子，他自己用鞭子训练骡子一起用力，结果就从宝鸡出来了，爬高山爬到四川，我还编个歌给大家加油：‘爬！爬！要穿过秦岭之险，穿越大巴之巅，大巴山脉，高山，伙计们，加油吧！前面是五丁关哪，过了五丁关就是广元，快到我们的目的地···’现在想起非常兴奋，好苦喔，好险哪。”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后来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80年代当上了蒋经国时代的行政院长。 在作战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自是优先要务，接下来的便是经济的需求了，至于第三顺位，才会轮到文化与教育，但由于知识分子对这一场民族绝续殊死之战的体认最为深刻，所以他们对政府的处境也更能谅解，这些人几乎全在自动自发一肩承担的精神之下，克服万难完成自己手上的工作，象故宫博物院的播迁便是个例子，那志良（前故宫博物院驻陕办事处主任）回忆说： “不是七七事变前运的，所以七七事变运的是从南京往后跑，从南京往后跑呢···起初，这个上海也起了战事了，我们就说呀，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装了80箱运到长沙湖南大学，湖南大学有个图书馆，就搁在湖南大学图书馆。这80箱都是故宫的最好的东西。后来呢，政府有个令，把古物尽速地往出运，所以又一次又运，抢运，分两条路，一条路走水路，一条路走旱路，走水路的就运到长江啊，顺着长江倒着走，走上来。” （留学剑桥归国学生）李国鼎：“杭立武先生就是主持运送古物的，后来他啊，还颁奖给他，我们等于都是他底下的这个子弟兵啊，那么他就说我们现在缺少押运的人，就是由南京朝天宫运来故宫古物摆的地方，装了箱之后就运到下关，然后上船。” 那志良：“这一批呢，从这个南京到了汉口，到了宜昌，到了重庆，后来就到了乐山，这是一批，这一批东西有九千多箱，另外一批呢就是走旱路，就是从南京装火车往西北跑，目的地就是陕西，也不知道运到哪儿去，就装车了。我那时候正在长沙，就调我到西北去，找这个西安行营给我们找地方存，那么西安行营很帮忙，就说啊，运到宝鸡，可是运到宝鸡，宝鸡这个地方是城啊，从城东门走到城西门，大概3、4分钟就到了，你看这城多小了。那里只有两个庙子，一个关帝庙，一个城隍庙，这两个庙一个现在是军火库，一个是公路局的这个修车厂，那么西安行营就有力量了，叫他们马上搬，腾出来存古物，这陆陆续续五批啊，运到那里去，总共运了大概有七千多箱，就够两个庙，庙都摆满了。不久，政府又命令运成都，这个路长了，而且这个路没有了西安行营的帮忙啊，这个车子很费劲啊，差不多运了一年哪才运到成都，运到成都以后忽然间政府又有命令了，限期运出成都，我们就找到了峨嵋，因为峨嵋这里庙多，到峨嵋找两个庙子，就运到峨嵋了。水运的那一批，就要在半路上啊，派这个木船去接，然后从那个河的支流啊再往库房里运，支流往上运的时候是倒着，水往这么流，船往那么走，这怎么办呢？拉纤你知不知道，前几个船都很平平安安的都走到了，第末一个船走到半路纤绳断了，纤绳断了以后这船就倒着走，这危险极了，就是这个乐山这事情很特别，如果是支流要运到主流上要照这个大的那个河流就这样一冲下去，冲到一个大佛啊，乐山不是有个大佛吗，如果冲到大佛，船也坏了，人也都死了，他们船倒着走下来了，这船上人就喊救命啊!不得了啊，在水里谁也救不了他们，而且还有好几个箱子在上面呢，很奇怪，这船走到出口，就这么一歪呀到了沙滩上头，停住了，船上大老板下来以后啊，跪在地上磕头啊，感谢上苍啊，这东西···要不然在这儿冲出去，命都没了，结果啊，很安静地就在这沙滩上停下来了，所以有人说是古物有灵，也是奇怪啊。” 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当年那些人，数以千箱的无价国宝将会流落何方。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能否存在呢？ 青年，永远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在大迁徙的行列中他们是最耀眼亮丽的一群，也是最刻苦耐劳简朴可爱的一群。孙运璿回忆西迁途中所看到的一些流亡学生的生活景象，他说：“我路上碰见许多流亡的学生，是山东中学，从山东一步一步走，走到四川，没有交通工具，每一个人后面背着被褥、衣服、书还有板凳，为什么只背一个板凳？走累了到树荫下面大家坐下来，老师给他们讲课。我问他们吃饭怎么办？他说我们校长在前面领路，到一个乡村，他进去求饭吃。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村庄里一个老太太，临走了，家来拿出陕西馍馍给学生，说，‘唉呀！我儿子也到四川去了，到四川路很远啊，你慢慢吃，我家乡多得是馍馍，慢慢吃可以吃到四川。’我看了非常感动。” （流亡学生）张万照：“那么我当时是流亡学生，我怎么逃呢？我也没办法上车，车底下不敢坐，那太危险了，车子里面呢，连门口都站满了人，两手抓着那个把手吊在那里，一吊就吊几个钟头的，站到很多人，那么我们没办法啦，就爬到车顶上去，但是我那个时候，正是夏天，7、8月的天气，整个热得不得了，那个车顶呢，不能坐，那个屁股烫得简直是···皮都要烫掉的。” 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心头存有无尽的希望，只要有希望，什么环境都难不倒他们。在战火中，他们相伴成长，完成学业，当年的西南联大可以说造就人才无数，李政道、杨振宁只因诺贝尔名扬天下而已。 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最可怜的莫过一般老百姓了，他们只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但却不知道“大后方”在哪里，只是跟着一大群人餐风宿露，一天又一天地走着······ （流亡难民）周玉云：“睡田边，白天晚上不晓得，一听到炮声就跑。” （流亡难民）王馨德：“我们先生到宝鸡，从宝鸡到重庆，他写封信给我，我就···在很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中，我们是一天走80里路，找到重庆找我先生，到重庆也是那个很机运的，我先生正好上街去买东西就看到了。” （流亡难民）陈德分：“走到要到遵义了，生孩子了，生下了孩子整个的摆下就走了，没办法，那个时候还是冬天，弄一个小箱子装起来，脐带都没剪我就摆在那儿，没办法带嘛，我还有病啊，那个时候没办法顾，谁都顾不了。那个妈妈岁数大了，儿女都走了，老妈都丢在那儿了，走不了了嘛，没办法，那才可怜哪。” 千万人的大迁徙就有千万个故事，您刚才看到的虽然只是千万分之一，但珍贵之处在他们确确实实走过那一段千辛万苦的路程，由于他们的传述，我们得能将这一段重要的史话面对面的留传后世。 一寸河山一寸血（16） 民国27年5月19日，满怀着报一箭之仇的日军部队进据徐州，当他们发现竟然已是人去城空的时候，一肚子的怒气是可以想象的，摆在眼前的事实，不仅歼灭我军主力的算盘落了空，连如何向大本营将交差都成了十分尴尬的问题。寺内和畑俊六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追！ 至于国军这一方面，在5月下旬已经完成了离心退却，按计划路线抵达了豫南和皖西一带，连负责掩护的68军刘汝明部队也巧妙地闪过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 徐州大突围的成功说明了我国幅员辽阔的妙用和日军任有多少重兵也包不住的无力感。由于我方能充分掌握空间的优势并以此换取时间，进而累积而成了最后的决胜筹码。 徐州的突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别忘了，那毕竟是5、60万大军和难以计数的老百姓在交通工具缺乏，满天都是日本飞机炸射之下运动的大行列，这番境况除非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当时《侨报》记者马树礼回忆说： “19号的傍晚我回到了徐州，见到···才知道敌人已经迈进徐州的郊外了，同我一同来的那15位菲律宾人他们已经在当天跟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跟他们一起撤走了。我在这个情形之下，一个人在那街上彷徨，我就碰到抗工部的范长江，他告诉我说，还有哇，一部伤兵列车要开出，我赶快跑到徐州的火车站，果然见到了一列列的伤兵列车啊，我就爬上了里面，铁壳子的装货用的车厢，只见到各节车厢里面，或者车厢的顶上，都挤满了难民。伤兵在车厢里面，在车顶上和这个货车里面差不多都是难民，我也在难民群里面跟着这个火车向陇海路上啊，向西开。第二天开始就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我们前后的车厢都中了弹，我见到，亲眼见到，这个好多的伤兵和难民被炸得血肉模糊，有一次最近的，离我只有十多公尺······” 马树礼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他的一己所见，但已足可以说明战时的突围、撤退是在何等惊险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了。战后估计，中国军民在整个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高达三千余万人，其中25%并非死于战场，也不是死于后方，而是死于跋涉逃亡的运动之中，就像此时的情形一样。 这位年轻的《侨报》记者后来投入战地新闻工作，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在蒋经国时代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东京日本统帅部这一边，这个时候他们仿佛已经感觉到在中国战场上处处立于被动地位的麻烦，为了急于要消弭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惧感，他们决定“加注”了。 日军大本营最新的作战方针是这样的： 一、围攻徐州的部队沿淮河由东向西边追边打； 二、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 三、华北方面军南陷郑州走平汉路南下。 三路日军的目标都指向了当时我国抗日的统帅部所在地——武汉。武汉大会战也由此展开了序幕。 第十六集 武汉会战 在谈到武汉会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时至1938民国27年5月徐州弃守为止，仗，其实才打了10个月，而中国方面则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16个重要城市，也就是地图上这些画了红圈圈的地方。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而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自然成为他们的次一攻略目标。 在中国这方面，武汉不仅是大别山下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西迁途中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一旦武汉失守，这些物资还来不及消化内移的话，那么当初来自京沪的那一段努力就要付诸流水了，所以国军必须在武汉拼上一拼，就算保不住，至少也不能让日军轻易得逞，这便是武汉战前的情势。 1938年5、6月之交，华中一带天气炎热，在东起津浦路，西迄平汉路这一大片土地上，五十余万中国军队正带着疲惫的身躯，在交通、给养状况极为窳陋的条件之下向西缓缓移动，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即紧随在后一路追杀过来，保卫武汉的前哨战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分别在河南、安徽和江西燃起了战火。 首先进入战场的是华北的土肥原第14师团，他本来是要驰援徐州的，这个时候掉过头来朝西逼近了陇海路上的兰封。 5月底，南路的106师团和波田支队兵分两路，沿长江进袭安庆。 6月6日，日军已经破兰封、下开封，向郑州推进了。一旦郑州失守，日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在平坦的原野上顺着平汉路南下，多则10天，少则一星期，便可以直扣武汉的大门信阳了，而我们从徐州撤下来的部队还在半路上呢。显然，摆在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挡日军沿着铁路干线快速地南下，在武装部队无力抗衡的状况之下，彻底破坏交通变成了唯一的方法了，就这样，我军于5月下旬炸毁了平汉路上的郑州铁桥。 这座桥建于1899年，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桥梁。今天在老乔的西边虽然已另建新桥，但在原址还保留了一段桥身，以纪念昔日为国捐躯的壮烈。在枯水季节，残缺的桥墩仍会浮出水面，为当年的千钧一发与万般无奈作证。 另一个痛苦的抉择是掘开黄河的堤防，以天然资源阻断日军的攻击路线。其实，这个构想早在一个多月之前陈果夫就已经提过了，当时只是要掘开北堤，防阻日军南下增援徐州，后来，姚琮、罗仁卿、黄新吾、何成璞都做过同样的建议，但政府当局顾及决堤固可以却敌，但河水泛滥也必将殃及民众，因此迟迟未能决定，直到6月3日日军已兵临开封，军事委员会才批准了刘仲元和谢承杰的报告，令林蔚密电程潜决堤放水。 黄河，本来是孕育华族文化的温床，但她的壮阔狂野也是历代祖先奋斗、征服的对象，我们从奔腾叫啸的黄河水中学会了坚韧，也学会了包容。今天，民族有难，她又象母亲一样展开双臂，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 决堤地点最初选在中牟县的赵口，6月4日早晨6点，53军派一个团的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挖不开，第二天又加了一个团，还是无功而返，程潜决定换人，这个任务最后落在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的肩膀上，他在和黄河水利会专家研商过后，决定改在郑州东边不远的花园口开掘。新8师也用了两个团的兵力连挖带炸，还用大炮轰，终于民国27年6月9日上午9点钟掘成了黄河的决口，这时正值桃汛，加上终日豪雨，黄河的水有如从天而降般汹涌咆哮，一泻千里，刹时间包括44个县市，5万4千平方公里，相当一个半台湾那么大面积的土地一片汪洋，形同泽国。 黄河的堤防历经几千年的修补十分牢固，车子行经其上就像开在六线道的马路一般。当年的爆破是从一个点向左右延伸的，所以今天在花园口已找不到新8师施工的历史痕迹，当地居民说大概就在这一带吧。 黄河决口形成了从郑州到蚌埠长约一千多公里的地障，黄泛区以西的日军尽遭我军歼灭，以东的机械化部队只好望洋兴叹了，至于水里的呢，更是载浮载沉，死的死，伤的伤，战斗力尽失，因而由北向南的计划完完全全泡了汤。东久的第2军不得不绕过泛区，由东北转向合肥集结再溯江西上，这一来足足耽误了3个月的宝贵时间。 1938年的“黄河决堤”事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但从事后国府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一事，可见当时的抉择是十分痛苦的，不过后人也许正可以由此去感受当时国家处境之恶劣、对日作战之艰苦吧。 在当时对国军而言，这3个月可是要命的90天，因为华北这一路日军假如顺利地沿着平汉路南下，先驰得点攻陷武汉，那么从皖南强行军西奔的国军精锐部队势将被安庆西上和武汉东下的两路敌人歼灭于大别山下与长江之滨，但现在情况却有了改善，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安营扎寨、构筑工事，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6月20日，军事委员会在行营举行武汉保卫战作战会议，会中决定了四项重要策略：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不惜与敌人决一死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并利用地形加强攻势，逐段迟滞日军进袭。 四、在外翼争取主动，以达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 换句话说，武汉能保得住固属上策，万一守不住，也要让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此一战略方针之下，委员长以长江为界，把兵力分成南北两个战场，江北战场划归第五战区，仍由李宗仁负责指挥，统辖23个军，主力的部署北起大别山西北，蜿蜒而下止于长江北岸，依山傍水迎击来敌。 江北战场（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 李宗仁 （白崇禧 代） 1军 胡宗南 20军 杨 森 89军 韩德勤 57军 缪征流 45军 陈鼎勋 59军 张自忠 71军 宋希濂 51军 于学忠 77军 冯治安 7军 张 淦 31军 韦云淞 10军 徐源泉 86军 何知重 68军 刘汝明 48军 张义纯 84军 覃胜芳 67军 许绍宗 44军 章诚孚 87军 刘广？ 55军 曹福林 26军 萧之楚 42军 冯安邦 30军 田镇南 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共辖27个军，主力配置于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跨湖北、江西、安徽三个省份，战线长达400余公里。 江南战场（第九战区） 司令长官 陈 诚 53军 万福麟 60军 卢 汉 16军 董 钊 6军 甘丽初 37军 黄国梁 94军 郭 忏 75军 周 碞 54军 霍揆彰【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7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2军 李延年 92军 李仙洲 52军 关麟征 98军 张 刚 13军 张 轸 12军 孙桐萱 78军 张 再 72军 王陵基 29军 陈安宝 74军 俞济时 25军 王敬久 70军 李 觉 64军 李汉魂 66军 叶 肇 8军 李玉棠 4军 欧 震 18军 黄 维 32军 商 震 南北两军共计117个师，总兵力达110万余人，这些部队50%是徐州突围所保存下来的实力。 在日本这方面，在水淹七军之后，也于7月4日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他们的战斗序列是这样子的：总指挥官畑俊六，下辖新成立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主力由安庆、九江溯江而上，冲着陈诚直杀而来。华北方面军第2军此时也加入了会战行列，由东久迩宫领军，从合肥朝大别山北麓指向李宗仁的防区。畑俊六还拥有5个直属师团、航空兵团、战机500架以及庞大的第三舰队，总兵力约35万余众。 武汉会战日军战斗序列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 第11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2军司令官 东久迩宫 波田支队 波田重一 第 4旅团 小岛吉藏 第106师团 松浦淳六郎 第16师团 滕江惠辅 第101师团 伊东正喜 第13师团 荻洲立兵 第 27 师团 本间雅晴 第10师团 筱冢义男 第 9师团 吉住良辅 第 3师团 滕田进 第 6师团 稻叶四郎 畑俊六五个直属师团： 第116师团 清水喜重 第15师团 岩松义雄 第17师团 广野太吉 第 18 师团 牛岛贞雄 第22师团 土桥一次 为了发动这次会战，日军由国内调遣援军40万来华，并增拨军费32亿5千万日元（折合美金92000万元），这么大的投资，其目的何在呢？在日军大本营188号命令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攻占武汉，尽量消灭敌军。如此而已。 在淞沪、徐州一次又一次战略较量之后，日本人已不再提“三月亡华”、捕捉敌军主力一举歼灭······等等字眼了，显然，拿下武汉只是“大日本皇军”的面子问题。 武汉会战是中日交手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双方不仅投注兵力惊人，战场范围也十分辽阔，以水路而言，东起鄱阳湖水域，西迄洞庭湖，蜿蜒其间的长江流域就达600公里之长。战区内湖泊密布，山峦起伏，尤以鄂赣接壤的幕阜山脉和鄂皖交界的大别山脉在这次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庇护功能，但对敌军的机械化部队来说，就不象黄淮平原那样所向披靡威风神勇了，他们只能靠优势的空军和海军舰炮助攻开路，这意味着日本陆军要面对的将是一场空前的恶战。 我军充分掌握了地理上的优势，调兵遣将，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江北的五战区，这个时候李宗仁因为牙痛住了院，由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执掌兵符，他把部队背靠大别山分作三翼，山的东边由上而下分别是左翼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中翼廖磊的第21集团军；右翼则设在山的西侧，由李品仙的第4兵团驻守。 江南的九战区陈诚也把防区分为三个部分，武汉地区归卫戍总部，外围以鄱阳湖滨的德安为界，北，张发奎的第2兵团，南，是傍着幕阜山脉的薛岳的第1兵团。 部署停当，政府公告非战斗人员限8月15日以前全部撤离武汉地区，只留下委员长行营指挥作战。 6月12日，波田支队攻陷安庆，武汉大会战由此正式展开。 面对溯长江而上的日军，我海军将士与江防部队可谓首当其冲，为了坚守要塞基地，他们忠勇牺牲的事迹以前曾以专辑做过叙述，在这里我们谈的只属陆战部分。 话说冈村宁次的106师团和波田支队联手过香口、破马当、湖口，这一路足足打了一个月，到7月25日的半夜，九江终告陷落，当年曾在这条战线上作战的国军回忆说： （43军26师）徐荣华：“我们香口香山有两个弹药库，就拿他的炮弹、飞机炸掉了，他从两部分来嘛，陆地上也来，海里也来嘛，他这边过来的就到湖口，湖口过来就到江西九江，这边就进鄱阳嘛，还有山嘛，鄱阳过来就看到庐山了，我们撤退到九江就到庐山了。” 冈村如果继续向西走，摆在阵前的瑞昌守军则为汤恩伯、关麟征和孙桐萱这几位徐州会战的赫赫名将以及近15个精锐师的重兵驻守，他脑袋有点发麻，于是便把矛头往南转，进了薛岳的防区，他本想轻取德安，迂回绕过瑞昌正面再向西打的，没想到却栽了个大筋斗。原来薛岳早在这里布下了倒八字阵，严阵以待的国军达16个师之多。 7月底，106师团悉数南下，薛岳把他的“八”字一合，团团围住了敌军，一时杀声四起战况激烈。参与是役的九战区守军回忆说： （92军95师）黄佩芝：“激烈得是没办法形容了，那太···，激烈得不管他是谁了，你看看军长、师长都要···都到前方，都跟敌人，都肉搏上去了，你看看，那时间我们还有俄国顾问呢，我们师里还配属一个俄国顾问。” （74军51师）郭万章：“张鼓山那一次有11天没有吃饭，吃水啊，吃那个水···，水里头蛆有这么长，那饭送不上来嘛，11天，饭送上来毛有这么深。” 黄佩芝：“那个时间江西流行打摆子啊，我打摆子，我排长叫我不要去，他说你在这儿留守，我说不行，我说我们平常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现在你让我留守，其实啊那个摆子啊就怕那个机枪，机枪一响摆子也没有了。” 8月20日，伊东的101师团渡鄱阳湖在星子县强行登陆，企图营救被困的友军，但又被叶肇和王敬久的部队紧紧咬住，自身难保。日军发觉情势不妙，便施放毒气挣扎突围。 事实上日军打从淞沪之役开始就一直做这种缺德的事，在武汉会战中则更为普遍，参与是役的国军战士指证说： （167师）张福胜：“日本人打的，他不是完全用人打的，他先放毒气，那个毒气放的一阵晕晕乎乎的他就上来了。” （75军6师）梁三才：“放的那个糜烂性毒气啊，中毒气那个脸上起那个水泡好大一个，我们中毒死好几个嘛。” （67军150师）曾德富：“放那个毒气，我们这人的眼睛啊鼓得好像鸡蛋那么大咧，现在我们看眼睛这么一点，唉呀死啊，那些人都是死在德安啊，马路两边······” 梁三才：“那没有防毒面具嘛，那什么也没有，我们当兵，那一个班一个防毒面具还是铁桶子，那就是摘把草弄块手帕，水都没有就捂在脸上啊，防止啊。” 9月初，冈村宁次再派第9和第27两个师团火速驰援被困在庐山地区的部队，但还是被薛岳给堵住了，至此，第11军的主力几乎完全被困在庐山之下动弹不得。 9月24日，陈诚下达总攻击令围剿冈村，伊东师团部分日军拼了命突出重围向西流窜，想和本间师团会师，但又在万家岭地区碰上了俞济时和欧震部队迎面痛击，再度被围。日军为了要杀出一条血路，向我军藏匿的山头投掷烧夷弹，冯圣法的58师官兵被活活烧死于山头，全师伤亡殆尽。九死一生的贺松浦回忆当时的状况说：“团长第一个受伤了，第一个炮弹打在他这个地方（头部），他就受伤了，他是死都不退，他就讲···我一讲起来我就想流泪了，我们那个团长啊，实在太好了，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他。” 10月7日，国军发动最后总攻击，日军终于遭到了“七七”以来最为惨烈的重创，这一仗不仅士兵伤亡累累，连各级官佐也折损无数，畑俊六只好派出运输机，从包围区上空空投官佐干部，目击者证实当时的状况说： 张福胜：“从飞机上降下来的，（传单降下来的？）人哪，降下来的人哪，不知是传令兵还是指挥官哪。” 这一条战线从九江开始打到现在整整两个半月，101、106两个师团3万多人尽遭国军歼灭，只逃掉1千多人。 万家岭之役结束了，时间是民国27年的国庆日。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北路的战况，当时日军是以3、13、10和16四个师团，也就是徐州会战的老班底，于8月下旬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的，迎头就碰上了老冤家孙连仲的部队，从固始以东的前卫阵地到信阳，孙连仲布下了四道关卡和敌人进行消耗战，第一道，宋希濂等在富金山整整守了10天；第二道，日军在商城和小界岭的正面又碰到了守台儿庄的30军，这一役敌人伤亡共达1万余人；第三道，和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在东潢川血拼了12昼夜，又是一场恶战；最后，由胡宗南的17军团和第22集团军把守罗山到信阳这一关，直到10月12日信阳终于失守。 这个时候，武汉保卫战已经整整打了四个月了，从徐州撤退算起，这一仗为国军争取到了五个月的宝贵时间，比陈诚的预估多了两个月。 9月29日，长江最后防线田家镇失守，10月22日鄂城沦敌，这一仗已经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蒋委员长于10月24日宣布放弃武汉。这天晚上当他与夫人起飞离地的同时，日军先头部队已开进武昌空城。 武汉之战是抗战初期的一场重要战役，这一役我军歼敌10万余众，虽然国军伤亡人数也达22万余人，但比起淞沪的3·6比1已大有进步了。 由于我军在此役中几个战场的优异表现，足以说明敌人并非什么方的神圣，他是可以被击倒、被歼灭的。 10月25日武汉三镇虽然失守了，但日军10万伤亡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易主动为被动，因为战时躲进山区的国军部队正虎视眈眈等待再一次交手的机会 寸河山一寸血（17） 热 血 歌 作词：吴崇海 作曲：黄 自 1937（民国26年）发表 热血滔滔 热血滔滔 像江里的浪 像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头翻搅 只因为耻辱未雪 愤恨难消 四万万同胞啊 洒着你的热血 去除强暴 第十七集 战时文化 一个时代的文化活动往往是当代生活形态甚至内涵的一方缩影，后人当可以透过那个时代所留下的文字作品、画面与声音去感受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律动。历史的记录与文献也许会因为它的冷静与理性，当时日久远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距离感，但文艺作品却是浪漫的、感性的，所以更能教人感同身受而流传千古。 抗战期间的文化活动早在“九一八”之前就开始了，“柳条沟事件”之后更为蓬勃与壮阔。这一股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不断扩散，终及于全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战实为全民抗战的最前锋，而这些活动在战时所发挥的无形力量更难以估算了。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当时任职上海音专的黄自便写下了抗战史上第一首脍炙人口的名曲《抗敌歌》。65年后，我们仍以这首歌作为纪录抗战史实节目的片尾曲，为求其全，现在摘录其中一段播出，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回荡于全国的声音： 中华锦绣江山 谁是主人翁？ 我们四万万同胞 强虏入寇逞凶暴 快一致永久抗抵将仇报 家可破 国须保 身可杀 志不挠 一心一力团结牢 拼将头颅为国抛！ 可惜，这位出身耶鲁音乐学院的20年代我国重要作曲家，竟于民国27年病逝于上海，年仅34岁，但他的《抗敌歌》与《旗正飘飘》等气壮山河的民族歌曲却一直鼓舞着中国人的心，直到战争结束。 第二首名曲为聂耳为《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尽失，不敢沦为亡国奴的东北青年纷纷投向义勇军，以简陋的武器和敌人在冰天雪地中展开游击战，因此义勇军的义举便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向往与崇敬的英雄形象。《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全民抗日的进行曲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聂耳写这首歌的时候年方21岁。民国24年他假道日本赴苏联留学，不幸在中途因海泳而溺毙于鹄诏海滨，当时才24岁。 《保卫黄河》 作词：张光年 作曲：冼星海 民国28年4月发表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岗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 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 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 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空军进行曲》 作曲：刘雪庵 尽瘁为空军 报国把志伸 遨游昆仑上空 俯看太平洋滨 看五岳三江雄关要塞 美丽的锦绣河山 辉映着无敌的机群 缅怀先烈 莫辜负创业艰辛 发扬光大有赖我空军之人 同志们努力、努力！ 矢勇矢勤 国祚皇皇万世荣 在战争中，如何激励我军士气，瓦解敌人军心，本来就是决胜的关键因素，所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所以民国27年，军事委员会便成立了政治部，其中的第三厅就是推动全国文宣工作的大本营。陶涤亚回忆说：“第三厅就是作文化宣传工作，它的对象不止是军队的官兵，也是所有的民众，因此第三厅下面就成立了很多文化宣传的单位，譬如数新闻方面，去办报纸。报纸呢在重庆有《扫荡报》，是个大报。在各战区里面哪有《阵中日报》，另外每个师里面有扫荡简报，扫荡简报大家都说是报馆一肩挑，什么叫报馆一肩挑呢？” （扫荡简报工作者）张万熙：“油印机啊，什么纸张，什么东西都是用···自己挑着走的啦，走到哪里就写钢板交油印，自己有一架收音机。那么收音机来收听新闻啦，就马上写钢板，发给这个部队的士兵。” 在这里，我们想从现代文书的列印方式来怀念一下“油印”，因为它对于一个60年次以后的人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所谓“油印”，可以分为制版和印刷两个部分来谈。 制版是用铁笔在底下垫着钢板的纤维蜡纸上刻划而成的。至于印刷，则使用一个蘸上油墨的滚筒在蜡纸模板上輾过，便告完成。 战时缺乏油墨，用锅灰调上桐油也可以凑合。誊写油印的技术于1881年由匈牙利人发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为我国重要的文宣工具。 张万熙：“三战区那个时候的政治部也办了一个报纸，叫做‘前线日报’那个时候前线日报的社长就是现在的马树礼。“ （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1838年的夏天到第三战区去从事文化新闻工作，我最先是在皖南，皖南的屯溪办了份前线日报，办在前线，报名就叫‘前线日报’。第二年，前线日报就跟随司令长官部迁移到赣东，滇西公路的上饶。我们在那里发展得很快，那时候东南五省军中与民间普遍都读我们的报纸。我们的报纸随着司令长官部转移，在7年之内迁移过5次之多，从江西到福建，又回江西，再到建瓯再到上海为止，中间没有一天停摆过。在浙赣之役当中，我们光在那天早上把当天的报印好了，以后才随前线的守军撤退，就在上饶撤退的那天，我在闽赣交界的公路上被敌人飞机俯冲轰炸，把公路上的泥土击到车子里面来，真可以说，这是咫尺之差留下我这一条命。过了两天我们在撤退的中途站，在崇安的城里面，那里面住了有几十个我们的同仁，在一天早晨被敌人5架飞机来投弹轰炸，我们有几个中途站正中了弹，我们的同仁当场被炸死的有17个人，有两个人啊完全尸首都找不到。” 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他们深知有战争的地方便有新闻，所以出生入死，和战士没有什么两样。象当时新闻界的龙头老大“中央社”汉口分社主任李尧卿、第三战区上饶长官部报务员刘柏生都是因公殉职的新闻斗士。 战时，由于通讯设备的窳陋，消息传达是十分困难的，但困难总会有办法来克服。（战时专栏作家）卜少夫回忆说：“象中央社派到外面的他们都要带一个发报机去，那司令部里面，因为他要同长官，要同上级联络，他一定也有通讯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利用他那个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方我们要写稿子，你要描写这个情况，要写3千字、2千字的东西，那不能用那个了。那么我们因为有军邮，我们利用军邮把我们带到大都市啊带到后方。” 抗战期间，所有资源几乎都集中于军事，因此政治部第三厅变成了文化人才荟萃的阵营，由于早期周恩来与郭沫若的掌权，而使这个阵营充满了左倾的色彩。（战时中影厂演员）王珏回忆说：“当时呢，就说国共第二次合作，政治部长是陈诚先生，副部长是周恩来，主管三厅文艺业务的是郭沫若、阳翰笙，那么大家也许都晓得文化大革命被斗的那几个嘛，田汉哪，什么洪琛，这都是几个处长。当时我记得是周恩来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国民党不了解文艺的重要，也不晓得如何运用文艺，看我们的。这句话老实讲今天还在我的耳根子里头绕。” 虽然文化活动一直由军方掌舵，但在民间还是有不少人士与社团自动投入抗日文宣的工作。民国27年，全国文艺界人士更在汉口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执笔从戎，当时文协的发起人有97位，可惜大多皆已凋零，我们寻访到了其中的三位： （大公报 ）陈纪滢：“我讲大公报的历史，先从东北讲起，我没有抗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从东北到西北，那边吃的不好，什么五谷杂粮都混在一块儿吃。” （作家）苏雪林：那个文艺界对日本的暴行，这个好象让文字把···这个自由的思想的份子当时恨死了日本，但是这个反党国主战的人呢却巴不得日本人来，因为那个延安的共党那个时候一阵子危险得很，就要消灭了。“ （专栏作家）胡秋原：“这抗战一起来，他们就感觉到非要我们人支持不可，那就有中国抗敌文艺协会的成立，这个领袖人物可以说是老舍，老舍原来并不是左派，那后来你晓得，他很可怜哪，后来共产党把他···他跑到了美国去，共产党把他弄回去，他就捧共产党啊，自称‘歌德派’啊，歌功颂德啊，最后是自杀而死。”【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8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文协在当时确实发挥了结合全国文艺界力量的功能，也许他们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也许他们对现实也心存不满，但国难当前，他们总能跳出一己的格局，枪口对外，因而开创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 谢晋元看的这本画报，是上海沦陷后在租界出版的，请注意，封面是何应钦，一个军事人物，封底才是明星照片，这个画面可以说明战时“军事第一”的文化特性。在平面文宣中除了报纸、刊物，最为普遍的要算墙壁标语与壁画了，因为这种方式最省钱。木刻由于可以省略制版过程，所以在印刷品中深受欢迎。至于漫画，更是在战火中蓬勃发展起来的，丰子恺的“小弟弟的出殡”写尽了苍凉，几笔勾出的“毕业后”直到今天也未见过时，“最后之吻”更道尽了人间的无奈，妙的是路旁的那只喂奶的母狗，相形之下令人心酸。 陶涤亚：“戏剧我们有‘抗敌演剧宣传队’，一共有19队，19队是大队，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的演剧队。” （救亡演剧二队队员）姜瑢：“参加中国救亡演剧队的工作，答应我妈妈说两个礼拜把我们送回家，可是这两个礼拜就一直是八年，就抗战回不去了。我们刚刚开始就沿着津浦路走，第一站就是徐州，那么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到乡下打入民间，在都市里头我们演大戏，我们自己供给自己经济方面，我们在都市里演大戏譬如象曹禺的‘日出’啊，‘雷雨’啊，‘夜光杯’啊，‘古城的怒吼’啊这些大戏，我们卖票，赚了钱我们就到乡下去工作。” 陶涤亚：“当时有两种很特殊的，一种叫‘街头剧’，所谓‘街头剧’就是随便在街头找一个地方，男女演员啊就演戏给一般人看，大家围起来看，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街头剧啊叫‘放下你的鞭子’。” 王珏：“我记得有一次演这个好象是‘放下你的鞭子’吧，演员演得都不是演员了，那是真情毕露了，演得老百姓居然拿起扁担来要去打那个演员。” 姜瑢：“王珏先生讲的独幕剧象‘打鬼子去’啦，‘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我都演过，我是想起那时候，因为我年纪很轻嘛，就是演这些小孩的戏。” 陶涤亚：“另外还有一种叫‘活报剧’，什么叫‘活报剧’呢，活的报纸，当天的新闻马上来把它编成剧本，演的时候就等于让大家看报纸，大家听新闻，一个时事教育。” 姜瑢：“他们很喜欢看我们演，每次在庙里演，象‘打鬼子去’是要有舞台的，都是在庙里搭一个台，有时候下雪，这种情况我们都要···真是跋涉一样，到某一个村庄去演都拿着油灯，就是那种提灯，有时候也很辛苦的，不过大家那种热情啊，真是···现在想想真是···太感人了。” 王珏：“我们是在重庆是大学区在沙坪坝，大概是2、30里，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晚上来看戏，那个时候舞台戏要4、5个小时，那么戏散了以后那根本没有公车了，那么这些同学就走路回去。” （战时话剧迷）秦克晋：“下午从沙坪坝坐长江的木排到重庆去，等到戏看完了以后已经到了深夜了，没有交通工具，然后就走路回到沙坪坝，差不多4、5个钟头。” 王珏：“所以你在台上是要非常注意的，那观众都非常内行，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舞台上非常有满足感。” 战时，戏剧的演出在沦陷区里也并为中断，当年有“四块玉”之誉的白玉薇回忆说：“阴阳戏就是晚上，晚上都怕乱嘛，又戒严又打，白天大家又忙嘛，所以就演阴阳戏，在下班大概5、6点钟开戏，到10点多钟散戏，在上海演这个阴阳戏，同李少春一起演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不同？）那心情坏极了，我觉得那会儿大家真的好爱国啊，就是敢怒不敢言。” 陶涤亚：“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电影制片厂，可是那个时候的剧情片不多，新闻纪录片比较多，因为买这个胶卷啊，国际交通线都被日本人切断了，很难得进口。” 王珏：“当时我们就是一尺胶片一滴血，绝不允许有NG片子的，因为我们没有···没有资格糟蹋，所以戏就排得非常好，镜头···每一个演员、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了解镜头是怎样分的，戏都排好以后再一喊‘开麦拉’就是拍了。刚刚有张照片你看到没有，康健她是女主角，她穿一件军用大衣，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以穿得越普通越随便越好。” 姜瑢：“那个时候情绪非常高，就是抗日的情绪是第一，因此大家对物质方面一点都不在乎的啊。” 在战时大后方出品的有限影片中，几乎全是抗日意识浓厚的宣传片，这些作品对后人而言也许生硬、粗糙了些，但这些也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不过在上海却有点不一样了，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日本人的监视，拍一些暗藏富有爱国意识的古装片来鼓舞民心，直到胜利才有象“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的纯剧情片出现。这部片子叙述糟糠之妻与“抗战夫人”之间的冲突，是一部描写“八年离合”与“天亮前后”的时代悲剧。 “九一八”那年也可以说是我国通俗歌曲发轫的开始，直到抗战胜利，这14年间上海流行歌曲的制作已经十分成熟了，但这些“靡靡之音”却极少传颂于内陆，在大后方听到的还是铿锵有力的歌声，象“大刀进行曲”这类歌曲，直到现在仍未被人遗忘。 《大刀进行曲》 词曲：麦新 民国26年发表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在敌人飞机、坦克隆隆声中高歌“大刀进行曲”，这里面究竟包含了多少凄楚与悲壮，我们很难想象，但它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由此我们不禁联想，每一个时代的人是不是也应该为后世留下一点文化的什么？ 一寸河山一寸血（18） 近代，几乎每一个掌权、为政的人都了解教育对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在施政环节的排名中教育却老是落后于许多更现实的问题之后，因为教育毕竟是百年之计，是远大理想，而政治却是现实的，平时如此，战时更是如此。 中国的百年积弱受尽欺凌，究其根本原因，说穿了还是教育问题。直到清季末叶西风东渐，为政者吃到了苦头才渐渐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接下来民国8年的“五四”算是一次最为壮阔的文化运动，但真正落实教育于施政还是北伐之后的事。也许您还记得这个画面，它便是“十年建国”中推行平民教育的课本。根据统计，从民国18年到25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从17·1%八年间提升到43·4%，算是相当可观的了，但即使如此，以战前四万万总人口来摊，大约160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大学生，4407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受过中等教育，而具有小学程度的则为60分之一，像这样的成绩单对后人而言是很难想象的，更不幸的是中日战争跟着爆发，连这么点脆弱的秧苗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再一次强调中华这个民族的坚韧性，因为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教育，相反的，却使之更加发扬蹈厉桃李满园，其中的曲折与艰辛，甚至连“一言难尽”都难以形容，在这里我们也只能从几位身历过这场劫难的教育界前辈和战时学生的口述之中去感受当年的情景。 第十八集 烽火桃李劫 抗战初期，我国教育曾面临一次“取向认同”的危机，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大难临头，应该打破平时教育的体制与内容以配合战时的需要，但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受战争的影响。如此纠葛缠战闹个不休。民国28年，蒋中正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平息了这场论战，他说： “我这几年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平时看······” 从此，确定了战时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教育方针，也留给了校园一方学术自由的空间。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回忆说：“我们的教育不单是抗战啊，要建国嘛，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抗战建国，建国也是···打仗啊，建国打仗我们教育还是一样要办。这一个工作就是当时学校能够照常进行，直接打仗啊不影响教育，非但不影响教育，而这个教育要为国家的未来建国···” 由此可见，在战时虽然物力维艰，但政府并没有放弃百年树人的教育责任，更放眼未来的建国工作储材，但横在眼前的却又是如此艰困的非常时机，怎么办呢？ 陈立夫：“我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个钱没有啊，国家打仗钱都没有，这许多···许多的学生啊，十多万的学生嘛要往后面走，要照顾他们要给饭给他吃，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最后我就给他叫用‘贷金’，‘贷金’你晓得吧？‘贷金’就是借，这个钱是借的，不是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话这个财政方面觉得好一点，将来要还的嘛。” 当时还在中央大学当学生的王作荣证实了这一项做法，他说：“我们毕业的时候，政府会在我们的毕业文凭背面盖一个图章，说你借了政府多少钱，那这个钱要还的。后来有的人根本就不还，他要留着做个纪念他就不还。我的文凭背面也盖了，说是欠政府多少钱，那我这个钱我是还掉了，因为那时还掉等于不还，那是什么道理呢？那时这个通货膨胀，后来一文都不值。” 对日本人而言，打从九一八开始就恨透了当时国内一些知名的大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学校便是“抵制日货”、鼓吹抗日的大本营，因此战争一开始就猛烈攻击这些毫无武装的学府，首先遭殃的是天津的南开大学，当时任教南开的吴大猷回忆说：“这个卢沟桥事变过后没有多少天，日本是用空军，用很低飞的···故意来炸南开大学，就是我们在这个英租界在楼上就可以看见日本飞机，因为中国完全没有抵抗，因为学校嘛，完全没有抵抗，只炸剩一个楼，我们叫‘科学馆’，科学楼那是一个比较···最讲究、最好的一座楼，为什么他不炸，也不清楚。” 日本人对校园的破坏与滥炸激起了知识青年的忿恨怒潮，这些当初鼓吹抗日的年轻学子终于尝到了鸡蛋碰不过石头的苦头与无奈，现在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满怀着怒火跟随着政府到大后方去，其带来日雪耻复仇，这一股风潮鼓舞着一波又一波青年学生象排山倒海一样涌向大后方。在这个行列里有许多只有十三、四岁的中学生，陈立夫说： “本来这个中学是归地方···归省，中央不管中学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许多青年往大后方，你不能不照顾他，那哪个来照顾他，当然只有中央来照顾他，所以没办法就办这个国立中学，本来没国立中学的，是国立的就是大学了，建学呢，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是办了30几个国立中学，就沿着···这个沦陷区边上面，所有的从沦陷区出来的一般青年啊，都是赤手空拳，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要给他们照顾，要照顾他们让他们有书念。” 根据我们的查证，国立中学的正确数字应为34所，此外还办了23所简易师范学校和14所国立职业学校。至于大专以上的学校战前共有108所，“七七”之后后迁的计有52所，停办的17所，25所迁入租界继续办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纷纷停课，剩下14所本来就是设在后方的，由此可见其动荡的频繁了。 在迁徙的大行列中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在抗战八年中一共迁了8次，比较幸运的则是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央大学生王作荣回忆说：“罗家伦先生他很有远见，一开始他派了人到湖南、到湖北、到四川各个地方去看什么地方适当，到最后他就决定迁到重庆，那么跟中央政府迁在一起，所以我们是一次迁校的，假如当中要迁几次校的话那就很惨。” 罗家伦在他《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曾经提到了一段迁校的佳话： “原来央大的畜牧系当时进口了许多品种珍贵的鸡鸭牛羊以为研究之用，西迁时，这些动物都配成一对对的带走，就如同《旧约》里‘诺亚方舟’一样，剩下的只好放弃了，但牧场管理员王酉京不死心，在南京陷落的前四天带着一支奇异的游牧队伍离开了危城。” 王作荣：“那么大家联合一起就走路呀，就一路把这个猪啊、牛啊、羊啊、鸡啊，就这样子一路赶到重庆，就走旱路啊，一步一步这样子走，一天走一点，而且还要被···还要防着日本在后面追上来，那这样子绕了很多路，走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迁到这个沙坪坝去了，迁到重庆的沙坪坝，所以我们当时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罗家伦描述重见这批牲畜时说：“那一天我在重庆遇到了它们，仿佛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一番悲喜交集的情绪。” 迁校路途最为遥远的是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 吴大猷：“那个时候教育部在南京，就做了一个很快的决定，就是让在华北三个最好的这个大学就搬到长沙，三个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北京，一个清华大学，在北京，一个南开大学，在天津，这三个学校特别优先，先收到命令，自己各自进行，绕路走，因为这个路都不通了，火车都不通了，到长沙······” （北京大学教授）陈雪屏：“当时我们第一步啊是先到长沙，长沙很短的时期，后来长沙还不能避免敌机的轰炸，所以就索性啊一直到昆明，到昆明大家是分两部份走，一部份是大家走到昆明（1670公里），从长沙湖南的边境到贵州到昆明，一部份体力差的他是走海运坐海船，从河内绕道再到昆明。”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澈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詠诵， 在山城，情弥切。 ······ 这虽然只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段，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在战火中在坚弥厉延续大学教育的一番心情。 颠沛流离，跋山涉水，虽然为教育工作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但到了后方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在1995年到1997年这三年间我们访问了许多过来人，其中不乏教育界重量级人物，他们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 吴大猷：“这个打仗一阵一阵就紧张起来，来空袭昆明啊次数慢慢多了，我们中国有一个美国空军啊，都拿这个昆明当一个···好像一个基地，所以慢慢昆明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也来炸昆明，没有炸重庆那么厉害，所以我们原来住城里的边的教授也都往乡下疏散，我们住在乡下里边都是那种泥墙草顶搭个房子，暂时在里面住，那么上课要跑到···要走5公里路到学校，不用进城，因为学校都在城外。上课时间呢，因为日本飞机空袭一来的话大家又要跑，所以索性把时间都改早了，就是日本飞机来之前，要不然就是晚，过了5点钟，4、5点钟之后日本飞机不来了，结果5、6点钟就从乡下···就步行到学校，有时候差不多7点钟8点钟刚刚走到就放警报，就马上跑回头，沿着公路往乡下跑。” 陈雪屏：“譬如西南联大，后来都是集中在昆明，以后啊就盖了一批校舍。” 吴大猷：“这山···城外的那种荒地，盖一些泥砖做的墙、草顶，根本没有看过这种样的房子，现在台湾最穷的民间的大概也没有这样的···草顶，地是泥地，窗户是有木头框没有玻璃，然后纸糊的。” 陈雪屏：“就是茅草屋上铁皮顶，所以雨大了以后讲课都受影响，这么样艰苦。” 王作荣：“那时候我们念书非常努力，就是说常常图书馆的门都挤破，图书馆的门还没有开的时候大家都围在那里，门一开大家都抢到图书馆里去，第一个抢位子，因为这个图书馆比较小，人多了之后你去迟了没位子坐，第二个要抢书，好比老师指定的几本好的参考书，大家都去抢嘛，一去迟了书都没有了，就给别人抢了去，所以又抢书又抢位子，所以就挤得这个图书馆的门常常破。” 陈立夫：“我们这个全国的学生啊，在抗战的时候啊很可爱，没有一个人啊讲他这个很苦啊。” （流亡学生）吴天威：“饭嘛，跟现在就是不能比啦，米饭···很坏的米啦，有时候吃到一点馒头也很好，但是很少吃到肉啦，我们那时候有个名词叫‘打牙祭’嘛，所谓打牙祭就是一个礼拜给几片猪肉，那就叫打牙祭。” （西南联大学生）舒子宽：“我们吃的饭叫‘八宝饭’，是什么‘八宝饭’呢？因为那个米里头啊有稻子、有沙石、还有稗子那样子，那我们怎么吃法呢，我们就是要开饭了以后啊，一桌8个人嘛，大家盛了饭以后并不是马上吃饭，马上大家都冲到那个有一大桶的汤，大家舀两瓢汤在碗里头，那么就拿筷子搅一搅啊，让沙子、稗子什么的都沉下去，我们就吃面上的米这样子。” 王作荣：“我跟我太太我们是大学同学，恋爱的时候要请我太太吃点东西嘛，吃牛肉面我只叫一碗我太太吃，我就坐旁边陪她。我太太喜欢看话剧什么的，那我们买不起票嘛，我们有时候看电影等学校里放电影，买不起票就买一张票那我太太去看，那时还是女朋友，那我就在门外等，等她看完出来讲给我听，就这样子苦啊。” 陈雪屏：“我记得那时候，吴大猷先生啊他那个时候太太还健在，那么他们夫妇生活很简单，我们常常到他家里打牙祭，因为无论如何他们自己做的饭，总比我们吃包饭还好一点，也不好意思常去啊，一个月总要去个几次。” （西南联大学生）黎锦扬：“一天只吃一次荤菜，那所谓的荤菜就是一个汤里头有点肉皮啊，那就是荤菜了，那个就是抢肉皮了，抢了饭之后就抢肉皮，那么有的时候大家想说，唉呀！这很难过啊，不舒服啊，有的学生就是异想天开啊，就是假装我们吃酒席好了，就在地下画一个圈圈，就坐在那个圈圈上假装是···圆桌上吃酒席。” 陈雪屏：“回忆的事情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苦啊，这几年功夫啊，这个清华、北大、南开还是能维持过去的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 战时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准在万般艰难的环境之下得以维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当时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则在战后纷纷得到了报偿，在往后的二、三十年间，这些流亡学生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其中特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由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扬名天下，他们的指导教授吴大猷回忆这两个得意门生当时在校的情形说： “他们两人年岁差了好几岁的，杨振宁是一抗战他就考入南开大学，所以他等到这个一九四一年，就民国30年，他就念四年级，我在···头一次我教到，头一学期教这个古典的力学、动力学，第二个学期教所谓这个新的量子力学，他班上有好几个很好的学生，这个好得出奇，我一班班学生这当然是教了好几年了，碰见这样子的情形也是很不寻常啊。李政道他大学没有毕业，他在浙江大学念了一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第二年，这个算是正经转学，那么这就在班上，名义上是二年级，事实上二年级他已经念得不错，功课很好，他班上的地位也很好，私底下他念30几个，主要是根本没有念完，我就带他出国去了。” 这些片段的回忆使我们一时陷入了阵阵迷惑，人，是不是一定要在物质条件困顿的时候，精神需求才会涌现？是不是一定要当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才学得会珍惜呢？ 战时的教育，政府除了竭尽所能维持弦歌不断外，还有个问题，那便是和延安的中共抢学生。 陈立夫：“共产党那个时期争取青年啊，它的延安大学啊，延安大学不要考的，号召啦。” 在延安，中共的教育政策和中央是南辕北辙的，他们的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目的都在争取青年资源，为“革命”储才，自然谈不上什么自由学风了，但中共的包装做得很好，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舒子宽：“我可以讲那个时候我们那里暗中啊还是埋伏了那个共产党份子···” 王作荣：“我们也知道哪些同学是共产党，哪些同学是同情共产党的，那么大家都很佩服的不得了，说你看这是左倾的、前进的人物，这些是共产党的份子，那你要说是国民党，大家都骂···骂他们，这实在是一种偏见嘛。” 相对于延安的“抗大”，我们来看看重庆的中央大学。 王作荣：“我们的老总统，他做过我们的校长，我们并不尊敬他，那么有的同学讲说我们是个文学家，怎么要个大官来做校长，应该要大学者来做啊什么的，所以他常常到我们学校里去视察，他去视察我们都不理他的。” 由此可见央大的学风仍然保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主，王作荣也提起了一段蒋中正在重庆央大的小故事说：“他喜欢看什么地方呢？他喜欢看盥洗室、看茅房、看宿舍，看这些地方干净不干净，很突然一下走到那个盥洗室里去了，当时几个学生都脱得光光的在那里淋水嘛，那···这种场面很尴尬啊，这个样子怎么办啊，学生也不晓得怎么办，那我们老总统他是很镇静，他就往那学生看一看，他点点头他说：‘你们身体都很好，你们身体都很好！’那么讲了之后就走了，非常轻松，所以老总统他真是了不起的人啊。” 民国30年，为了照顾国军遗族，军委会创办了第一所遗属学校，（遗属学校校长黄埔一期）刘咏尧回忆说：“我们蒋先生跟他的夫人两个人有一天叫我去，就问我们这个学校的情形，刚好我就想说，我们学校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这个钱，没有钱。我讲了这个以后，第二天，我记得我就接到我们行政院孔先生的电话，也是我就到行政院去，到了行政院，孔先生一见到我的面接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先坐。’他说：‘我啊，我写几个字’他怎么写呢，那就是‘即发···’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即发刘咏尧先生5万银洋’，我可以讲，蒋先生向来他对于这个教育是非常的重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抗战那段艰苦的岁月，校园生活的种种切切是苦是甜已难分辨，但国民政府在苦撑中仍不忘教育的功绩与辛劳则应是被肯定的。 一寸河山一寸血（19）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会战接近尾声，国军部队正纷纷后撤的同时，还有一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华南——广州。当时，由于国军主力绝大部分投注于长江这条主战线的战斗之中，所以无力支援四战区，广东，几乎只能靠余汉谋12集团军约6个师的兵力独挡一面支撑危局，而日军这方面此时虽然全力猛扑武汉，但由于“张鼓峰事件”的鼓励得能从东北与山东调兵遣将，新编成了古庄干郎的11军约当三个师团的兵力，分从大连与青岛出发南下，在台湾海峡会合后于10月12日凌晨强行登陆大亚湾。 这场仗前后一共打了10天，广州就沦陷了。在广州保卫战中，粤江口首当其冲的是虎门炮台，驻守在这个防区的海军战士无论是在阵地中还是在兵舰上，他们仍然拼尽全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力拼到底，直到阵毁船沉。（虎门要塞司令侍从参谋）徐亨回忆当时的战况说：“陈策将军就担任虎门要塞司令，因为陈策将军腿是有这个···严重的糖尿病，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就把那条腿割掉，割掉了就离开了虎门。” （光华舰大副）梁升：“在当时啊还有两条兵舰，一条是‘海周’，这一条‘海周’不是海军的兵舰，是盐运缉私那个兵舰，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兵舰很好而又有新的大炮，105的加农炮，另外一条‘肇和’兵舰，由方念祖当舰长，就停在三盏红灯，就是威远炮台前面，等它，那么日本兵舰一进来我们一炮打的时候啊，这个‘海周’就出来打，结果啊‘海周’打中他们的日本兵舰，日本兵舰也打中了‘海周’了，‘海周’就打沉了。” 虎门要塞在这种情况之下于10月23日失守，曾经驰援广州的海军军官后来担任国府海军总司令的（海军水雷队队长）黎玉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小一点的鱼雷快艇英式的鱼雷快艇呢就用火车把它运到广州去，我们也坐火车到了广州，我到了广州才三天哪日本人就在大亚湾登陆了，大概第四天广州也失守了。” 广州的沦敌从整体来看，军事上的挫败远不及经济损失来得严重，因为自此我们便完全失去了海上的通道，过去仰赖国外进口的战略与民生必需品只有借道第三国靠蜿蜒曲折的山路运进内陆了，这对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战时物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更难以为继了。 中日之战从1937年7月打到10月广州和武汉沦敌为止，这漫长的16个月，腥风血雨的岁月，史家称之谓初期抗战，显然噩梦才刚刚开始，更为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第十九集 中期抗战 1938年武汉战后，11月25日，军委会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他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把对日战争划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卢沟桥、淞沪、徐州、武汉会战到岳阳沦陷为止，而把将要面对的战事划为第二阶段。 在南岳，他们检讨第一阶段作战的得失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对往后的战争。蒋中正充满信心地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他在会中指出日军攻下武汉未能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攻势的原因的时候说：“这不是他们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招，事实上是力量已用尽······由于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敌人决不可以消灭我们，而反证我们可以击溃敌人的侵略。” 今天，我们以一个后人冷静地来看当时他的这一番话，仍然可以感受到其间的沉重，因为日军未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的攻势并不表示他们的力量已用尽。敌人在武汉未能歼灭国军也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击溃敌人，但身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虽然对眼前的处境心知肚明，但却不能表示悲观，因为在当时我们唯一能打下去的凭借只有同仇敌忾的一股气，一旦这股气涣散了那么一切也就亡了。 蒋委员长以他个人的毅力、勇气与志节，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苦苦支撑直到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历史上是应被肯定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分析了蒋委员长的性格，他说：“这位老总统的长处，就是这个人个性坚强，你欺负他他是绝不服输，这仗打到最后绝对不投降，你说他服软不服硬啊，所以老总统到后来，日本人打到独山，又快打到重庆了，老总统预备退到西昌、退到西藏，可是还是一直打下去，绝对不投降！要没有老总统啊，那是国民党的任何其他的人都投降了。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太年轻啦，不知道我们抗战的艰苦啊，是吧？这是他的长处，他就是不服输。他的这个长处用在八年抗战用得是不能再好了，就是不服输，我就同你打到底，我拼死，我要打到底，这是老总统他的长处。但老总统的得啊也是他的短处，他后来和人家打也是打到底，这个就···内战跟外战就不同了，是不是啊？内战和外战不同，你打到底，别人不打到底，所以就发生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我看，没有老总统，我们八年抗战是不会抗战下去的，那这是五千年来第一人，中国历史里面再没第二个。他这个刚强的意志也就是他的弱点，他就不变通、不圆通了，觉得搞民主了，老总统怎么搞民主呢？那他是一个人独裁嘛，你要听我的话嘛，你们追随我革命啊，我就听老总统说过的，你们追随我，我是领袖，你们要追随，那当然那是抗战期间，大家听话。” 虽然事后证实蒋中正不屈不饶的刚烈性格与威权作风在风雨飘摇、国脉如缕的八年抗战中熬了过来并获得了胜利，但在当时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事实上自“七七”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节节败退之中，到1939年3月为止，20个月当中我们丢掉了25个主要城市，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精华地区，战前大多数国际“友人”根据“科学”的估算，都认为日本“三月亡华”之说并不夸张，甚至在武汉战后，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对中日这局“棋”仍认为中国至多只能再撑半年，所以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深信“抗战必胜”是十分难说的，他们怀抱的其实只是一片希望，为了这一片当时看起来还十分渺茫的希望，他们忍受千辛万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只为我们还有一个将委员长在重庆，所以重庆这个战时的陪都，当时便成为中国人的希望之城。 说到重庆，我们可以回溯到1935年，蒋委员长因剿共到四川的时候，当时他便有了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大后方的腹案，但是川军派系林立，各有地盘，金融紊乱，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随行的人并不表示乐观，但委员长于当年8月就创办了峨嵋训练团，调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干部加以精神教育让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处境有更正确的认知与共识，可是川军与中央之间多少还是有点心存观望的，直到1937年7月6日，何应钦奉命在渝召开川康军事整理会议为止，会期中正逢卢沟桥事变，大难当前，大家才捐弃前嫌枪口一致对外。后来刘湘率军出川，万里徒步行军支援南北战场效命国家，到这个时候四川才真正统一成为长期抗战巩固的大后方。 四川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本土，比10个台湾还大一点，由于四周围环山而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李白说：“尔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可见这里原是个十分闭塞的地方。 为了开发对外交通管道，委员长决定在3年内修筑川陕、川黔、川鄂和川滇四条公路干线，以与外界连接，这四条线都在限期内提前完成。 四川是个盆地，土地肥沃，以一个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是相当富饶的，所以人称“天府之国”。 四川省战前人口约六千多万，为全国之冠。川军共有170团之多，也属全国首屈一指，所以蒋委员长在峨嵋训练团开训的时候坚定地说：“我们本部18省，哪怕失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能够战胜任何的强敌。”这是1935年8月讲的话。 果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了。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1938年武汉沦陷后便正式成为全国政治重心与军事的大本营，对日的中期抗战也就是从这里揭开了序幕。 两国交战，所牵涉的层面至深且广，战斗的行为、现象、甚至阶段性结果都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这看得见的一角我们姑且不提，那么在水面下那看不见的冰山又隐藏了什么呢？现在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国家在度过初期抗战后的处境。 首先，我们从经济层面来看。老实说，战争就像似无底洞一样，打仗本来就是打钞票，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是打不下去的。历史学者黎东方分析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说：“我们的海关都丢完了，沿海上海、天津、广州，这个海关没有了，我们的收入去掉了一大半，中国政府的收入没有所得税，后来到重庆才办所得税，也收不了多少钱，主要的靠海关，还有靠工厂，那上海没有了，天津没有了，那么无锡啊、南通啊、宁波啊、广州啊、汕头啊都没有了，所以工厂也没有来抽税，所以中国政府啊丢掉了一大半的收入，可是开销增加了10倍以上，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要从后方训练1400万壮丁，前方有300万兵在那打仗，后方有差不多1100多万的壮丁轮流的，陆陆续续的，整个加起来抗战八年征调了1400万。这1400万人也要吃也要穿衣服，前方的300万兵要放枪，一颗步枪子弹要···当时要5分美金，机关枪子弹更贵，炮弹更贵，还有汽油，再加上我们在沿海各省的教员、教授、教师、学生都到了后方去，后方的教育部都要安顿这些教职员啊，安顿这些学生，学生念大学不收学费，还要管吃、管住。每一个教授到了后方给120块钱一个月，政府指定到哪个地方去办学校或者去宣传，每一个中学教员到了后方80块大洋一个月，所以这个花不少钱，再加上公务员，所以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开销增加了，收入减少了。” 接下来，我们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一个单独事件，所以在战前、战争初期、甚至战事结束，我们都不断地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九一八”我们已充分领教了“国联”的软弱与无能，“七七”军兴更暴露了所谓“国际道义”的子虚乌有。 没错，从民国26年到28年间，苏联先后在军经上援助过我国2亿5千万美元，但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勒紧裤腰带用农产品抵还了的，说穿了，苏联之援华，其目的无非想借国军跟日本人拼命来替他们把后门罢了，这种关系到了1941年他们跟日本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 德国，原是我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赚了我们不少钱。1937年，德、日、意签订“反共公约”，连退休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都强令归国一个不留。 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情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个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至于美国，在抗战初期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国27年底借给我们第一批贷款1千5百万，是用桐油换来的，（民国）29年的那2千万则是以云南的锡来抵偿。老实说，这些钱对我们的帮助远非美国人带给我们的灾祸所能比拟的，因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军火商还不断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换句话说，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徐州、以迄武汉，难以计数的军民同胞便是在美制的炸弹之下死于非命的。事实上直到1940年8月美国才完全中止对日的汽油、废铁、机器、以及军用物资的输出。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政府在外交上的处境实非孤立所能形容的，因为我们还受尽了国际上的无情的打击、戕害与扼杀，今天我们在此重提往事，无意去勾起什么新仇旧恨，只是希望后人能够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体认国家积弱的悲哀，并看清现实国际社会互助的本质，我们该牢记的是，本来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没有儒家所崇尚的“义”字的同义语。 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内政一途了。 1938年3·29，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中正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以为国家施政总的方针。大会宣言说：“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则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 这次会中并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知识青年。此外结束了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以为战时最高的民意机关。 在重庆，国民政府文官组织是这样的：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传贤，军委会秘书长兼四川省主席则为张群。 事实上，为了因应作战需要，军政单位在南京撤退之后也曾做过若干调整。 顾毓瑔：“政府改组嘛，陈立夫先生当教育部部长，我的哥哥顾毓琇当教育部的次长，那个时候在武汉的时候啊把实业部连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两个机关合并，编成一个经济部，经济部翁文灝，地质学家，当部长。” 陶涤亚：“大本营有个第六部，第六部是有政治作战，但是后来呀，当时的委员长也是先总统啊他就认为这个很重要，就把这个第六部和一个国民军训部，还有军事委员会的政训处三个单位合并编成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部长由陈诚担任,而副部长周恩来以及管文宣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则都是中共的人。 从改组后的整个政府组织和人事安排我们不难看出暗潮汹涌的诡谲气氛，其中的汪精卫便是一颗定时炸弹，有关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集再谈。 在军事部署方面，武汉会战之后也做了新的规划，第一战区，河南部分——卫立煌；第二战区，山西、陕西部分——阎锡山；第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顾祝同；第四战区，两广——张发奎；第五战区，皖西、豫北、鄂南——李宗仁；第八战区，甘、宁、青、绥——朱绍良；第九战区，鄂南、湘、赣西——薛岳；第十战区，陕西部分、——蒋鼎文；苏鲁战区、苏北、山东部分——于学忠；冀察战区，河北部分及察哈尔边区——鹿钟麟。 为统一南北各战区，委员长撤销西安行营，分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以便坐镇指挥。 从战区划分图上我们不难看出，日军虽然占据了许多点，但充其量也只能保有若干重要的线而已，至于面，在全国各地仍然布满了国军的部队，他们可以随时出击牵制，令敌人寝食难安，问题是我们自己必先挺得住熬得过才行。 在历史中，本来就没有独立的事件，因为它是交错接踵而来的，走入历史的森林，对一个现象而言，假如我们不能全盘的、综合的加以观察与衡量，就可能使真相残缺模糊，见树不见林了。如果你要刻意断章取义，那么整个历史便会因而被扭曲。 1938年底，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瓦解、灭亡的中国，展开了他们对抗强敌的中期战争，他们在一万个不可能中寻求那一个可能——击溃敌人！这种情怀是十分悲壮的，因此，当时重庆在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之城的同时，也是一座非常之城和一座背着历史走的山城。 如此沉重的压力更具体地落在独撑大局的蒋中正双肩之上，蒋纬国回忆当年委员长的处境，他说： “父亲是一个···拿英制来算，5英尺9英寸半（约173cm），体重135磅（约61·4kg）。那么在我回到重庆那个时候，他更瘦，非常苦闷的时候，特别是他在洗澡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他···大叫——啊——长声的大叫，有的时候叫‘天’，有的时候叫‘妈’，可以想见他的···那种孤单的感觉，甚至是一种无助的呼喊······” 一寸河山一寸血（20） 1939年，当对日战争进入“中期抗战”的阶段，对中国而言整个局势是相当恶劣的，但仔细地分析起来，其实比起开战之初却也没差到哪里去，因为打从卢沟桥上第一发枪声响起，中国便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之下，几乎连再坏的可能都没有了，因此这一年多打了下来，中国没有亡，没有被消灭，至少表示维持了现状，甚至还好一点，因为任何指数一旦跌落谷底，只要不崩溃则必然会有起色。置诸死地而未死，则显然还有生机，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虽然日本野战军人在中国战场上的出现已完全失去了理性，但在他们的朝廷里总还有几个脑筋比较清醒的人物，因此在武汉会战之后东京大本营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9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这次会议在表面上的说辞大意上是这样的： 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了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从这一番自圆其说的官方声明，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气势上已不如初战时那么猖狂，此时他们也感觉到虽然攫夺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要想彻底摧毁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堡垒却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暂时放慢了攻击的脚步，而以巩固占领区、“建设新中国”为其修正后的新政策。 同年6月，刚刚接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根据裕仁的决策在11月18日草拟了武汉会战后的战略方针，其重点有二： 一、从战略进攻转为持久战。 二、确保占领区，自主指导“新中国”之建设。 板垣的方针说穿了只是两句话“以战养战，以华制华！”而已。 其实日本之改弦更张是根据实际状况经过冷静的思考后所做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确实是来自于兵力的不足。大本营一些战略专家在目睹15个月奔驰缠战之后，不得不承认“对华之作战尚未能歼灭华军主力，即已达到战力极限！” 事实上，当时日本投注于中国战场的军队到武汉会战为止，已当33个师团，此外在东北部署关东军8个师团、驻朝鲜的日本军1个师团，至于在日本国内，仅仅剩下近卫的1个师团，几乎是空城状态，在根本上已经失去了持续进攻的弹性了，这种窘态正中了委员长在南岳讲的那句话：“武汉之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的长沙和南昌？······他不来，就表示他们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 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竞赛，不到结束是不能论输赢的，战争亦复如此。今天我们来看“初期抗战”的整个过程也许十分的错综复杂，但也可以把千万句话换做一句话来讲，那就是在此一阶段中日本极力想尽快结束战争，而我们则拼了命也不让战争结束！双方为自己的目标虽然都付出了至为惨重的代价，但日本并未达成他们预定的战果，而我们却是在死拖活拉中留住了战争，这便是中日双方处境利弊、彼此消长之处。 但是，战而不决毕竟不是战争的终极目的，能继续打，充其量只是提供机会、有个希望罢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赢！要打赢这场仗！但就当时的状况而言，距离胜利确确实实还有一段极其艰辛与漫长的路途，因为除了摆在眼前活生生的悬殊实力之外，更大的隐忧则藏于我们自己的内部，这些隐忧在这个时候便纷纷地浮上了台面。 第二十集 风云诡谲 战争，当两军交战短兵相接之际，也是相互亮出底牌之时，这个时候明来明往比实力的成分居多，但是当战事进行到一个相持的阶段，也就是双方都需要盘整的时候，便进入了暗潮汹涌权谋斗智的层次了。 民国27年与28年之交，中日两国的局面是呈胶着状态的，而整个气氛更充满了迷离诡谲的不确定感。本来，我国北伐后的统一只是浮面的，抗日军兴，地方力量的凝聚也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坚实，直到南岳会议，仍有“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讯息传出，当时，甚至中央指派个四川省主席都有困难，最后闹到只有委员长自己兼任才算平息，由此可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存在着，眼前的团结，一是大敌当前，军头不得不服从，再说当初已经有韩复榘伏法在先，往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抗命了；一是蒋中正铁腕作风树立起的威权领导体系，撑住了抗日阵营。但实际上此时不论中央与民间，仍然充满着暗潮汹涌风云诡谲的气息，这种不确定与不安可以从两件具体的事件中看出来，一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长沙大火事件。 长沙大火是民国27年11月12日开始烧的，这场火烧了3天3夜，焚毁了房屋5万余幢，两千多市民在睡梦中被火焰吞灭，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火窟余生的刘翼庚当时是住院伤患，他回忆说：“在长沙的时间，他看我年轻嘛，还可以医嘛，所以把我们报转院，转到湘北去，就是那一晚上转院那一晚上烧长沙，四面放火，把伤兵把那些老百姓统统烧死了，（把伤兵烧死了？）伤兵、老百姓统统烧死了，我们的人放的火呀，（为什么？）听错了命令，他说敌人到岳阳，他四面放火烧了那个长沙，一个医院都7、8千人，有万把人，（那你怎么逃过的？）乘我转院哪，转院把你转走啊。” 根据事后查证，这场火确实是人为的，原来在抗战期间当我军撤守时总会把一个城镇中的重要设施予以破坏、焚毁，以免资敌，这便是所谓的“焦土政策”。 武汉沦陷后，显然长沙已成为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于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便积极展开焚城计划，筹组放火队，他命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一、当日军逼近长沙时。二、先放警报疏散民众。三、以“起火”为号。四、进行全面焚城。 12日，岳阳失守，长沙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说日军已经过汨罗江了，半夜两点，正好有个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自卫团误以为放火讯号，正好便同步下手，放火烧城，在一片混乱之中当然也就忘了该放警报这回事了。事实上日军当时还没渡过新墙河，距离长沙足有一百多公里。 这件事引起了地方上的极端不满，一时民怨沸腾。蒋中正于16日来到长沙，面对劫后的满城瓦砾，他感叹地说：“长沙焚毁了，精神上的打击十百倍于战败的痛苦，可耻、可悲莫过于此！”更痛心的是：“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至无知无能如此！” 这个案子，后来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和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虽然被枪决了，但仍然未能平息民间的气愤，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子，上联：“治绩安在？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则为：“张皇失措”，以宣泄心中对张治中推卸责任之不满！ 张治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曾经和他在淞沪战场上并肩作过战的几位将领说： （11师师长）彭善：“张治中这个人你们不大清楚，这是一个办学校的一个人，不是一个作战的将领，他在前方指挥都是相当困难的，大家都看不起他。” （中央作战军司令部参谋）朱志明：“张治中啊，他很怕死，他以后根本就支持不住了，怕了，我们去以后总司令部比他推进了15里，他就躲在后头。” （1师1团副团长）吴俊：“这个人好像是···个人主义太重一点，这个···势利眼太重，那时候对委员长太好了，我们以为张治中是没话讲的，所以委员长对他也很器重啊，所以一下子升这么高，但是这个人的意志···不坚定哪。” 1949年4月，张治中终于背叛了一手提携他的老校长，在国共最后一次谈判中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开了反共阵营，历史终于为蒋中正所感叹的“用人不当，人才缺乏，竟至无知无能如此！”下了冷峻的注脚。 另一重大事件是汪精卫的叛国，这件事也被长沙这一把火烧上了台面，原来长沙大火事件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等数职的汪精卫却发表了措辞极为狠毒的谈话，抨击蒋中正，他说：“如果‘焦土抗战’就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汪精卫在此时此地发表如此的言论，其背景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位汪先生是何许人也： 汪精卫，本名兆铭，精卫只是他的号，1883年出生，广东番禺人，21岁考取官费留学，与朱执信、胡汉民这些后来都成为国民党重量级的人物东渡日本。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正遇上中山先生在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汪精卫和黄兴等人负责起草会章，又自写誓词宣誓加盟而成了中国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1906年和保皇党梁启超等人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一时声名鹊起，这件事触怒了清廷而悬赏十万两银子以购买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脑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身价了。 1909年汪精卫遣返广州并在他手编的“民报”上发表一篇名为“革命之道德”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革命之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之于篡火，光能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则一。”在薪与釜之间，当时汪精卫选择了薪，因为年少刚烈的他认为“暗杀可以振奋天下人之心”，于是计划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澧，行前他写了一封血书给胡汉民，这封信只有八个字“我今如薪，兄当为釜”，可惜，汪精卫的行刺计划并没有成功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不少笔札，其中“被逮口占”五绝传诵一时，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慷慨燕歌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汪年方26岁。 1911年，武昌革命军兴，汪为清廷开释，至此便追随中山先生之侧奔走革命，直可视为孙之接棒人。1925年中山先生病危北京，汪以机要秘书为总理起草遗嘱，其在党内地位之煊赫由此可见。 同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汪任主席并兼国民党常委主席，又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个时候唯一可与他抗衡的只有掌握军事实权的蒋中正。 当时苏共势力深入国民党中央，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政治顾问极力想在国民党中寻觅左派领袖，最初，他们锁定了胡汉民、戴传贤与汪精卫三个人，后来认为胡汉民“难相与”，戴传贤“拿不定”，最后选定了汪精卫。汪之性格一向被视之为有野心，无宗旨，领袖欲特强，因而较易于控制。 为了借苏共一臂之力抗蒋，汪果然于1927年偕妻子陈璧君在北京以汪季新为名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步上了人生的歧途，并与蒋中正之间展开了强烈的斗争。 在往后的生涯中，汪精卫反反复复、不顾一切以反蒋夺权为唯一职志，至死不渝。 1938年元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对华声明，当时正值日军拗过上海攻陷南京，气焰正炽的时候，日本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我国提出形同乞降的逼和条件，国民政府对此置之不理，日方恼羞成怒，进一步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与之调整两国邦交。”这话，正是说在南京屠城血肉纷飞，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军民冤死于日军刀锋枪口之下的同时，是凡有点民族自尊的中国人莫不眦裂发指，但是汪精卫却视为倒蒋的契机，自此埋下了日后叛国的暗桩。 早在民国24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即因媚敌妥协遭人刺伤而赴欧洲疗养，直到（民国）26年才返回国内。“七七事变”后，他眼见日军锋芒锐利，可谓“怯战已极”，对抗战前景更充满了悲观与失望，他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我对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转圜。”汪的这番话一方面是向日本人放出风向球，而其内里还是为了跟蒋中正唱反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日本这一方面，他们面对如此庞大辽阔的中国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几乎是必然的，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建立在第一个“华”能忠诚受制于“日”才行。“九一八”以来，他们首先于民国21年3月在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出现了第一个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民国26年，指使德王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同年12月，今井武夫又撮合了江朝宗、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民国27年3月又在南京制造了一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便是例子。 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气节往往会在紧要的抉择关头呈现出来，所谓“疾风知劲草”，但我们也感叹不少人却在空荡的权位诱惑之下低头，千秋？一时？只系于一念之间。 事实上，日本早就想建立一个包括华北、华中和华南在内的“支那的真正中央政权”，只是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够看的“重量级”人物而已。到1838年7月五相会议中唐绍仪才脱颖而出雀屏中选。 唐绍仪曾为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年事虽高但分量还在，于是这一条线便由外相宇垣一成进行接触，而且还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不料唐绍仪却于是年9月被人暗杀于上海。宇垣痛惜“巨星坠地”，自己咸认“一”事无“成”遂于同日挂冠而去。 10月，五相会议又给了在华的特务头子土肥原一个新指令： 一、树立新政府，联络吴佩孚、靳云鹏、旧东北军，勾通唐绍仪余党。 二 、分化蒋政权，疏通萧振瀛和高宗武，联络李宗仁和白崇禧。 由此可见日本当时求才若渴的心情，而其中的高宗武便是一直为日汪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同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汪精卫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他说：“如果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伤害中国国家的生存，吾人将接受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里面“国家的生存“意涵十分暧昧，无疑这是汪精卫向日本人抛出至为妩媚的一眼。 10月底，武汉失守。11月3日，近卫喊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的口号以回应，这里面的“中”便意味着虚位以待汪精卫了。 11月19、20日两天，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等在上海虹口重光堂土肥原的家里举行秘密会议，并达成所谓的“日华协议”，其中包括： 一、缔结日华反共协定。 二、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优先权。 如果这么做，实际上跟伪满洲并无差别，但汪精卫认了，12月18日乘委员长人在桂林的行营的时候偕其妻陈璧君和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曾仲鸣等人自重庆脱走，假道昆明费翔越南的河内。 汪精卫是怎么溜掉的？说法很多，但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帮了大忙应该是无疑问的。 话说重庆的张群发现事态严重，便连忙电告委员长，委员长当时决定以低调处理，以免动摇抗日阵营，甚至电请香港大公报人张季鸾不要骂得太凶，以为汪留条后路，同时急电汪精卫希望他迷途知返，但汪精卫执迷不悟，于29“艳”日发出通电脱离抗日阵营，正式附敌。 （民国）28年元月，中国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 3月20日，据说戴笠派了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潜入河内高朗街汪等的住所进行刺杀行动，但汪某命不该绝，当天正好和曾仲鸣夫妇换了房间而逃过了一劫，这段过程很难查证。（军委会特检局局长）刘璠说：“这个河内的事情真正讲起来啊不是那一个人，他们报的是那一个人什么有功劳，不是那么回事，主要的是几个留法的学生去搞的，因为这个···越南这个地方都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所以说只有留法的学生去处理这一件事情比较顺理成章，语言通啊，一切的关系也够，否则的话你进去都进去不了啊。” 1940年元月，汪精卫和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聚会，决定放弃各自的政府而成立了伪“中央”，汪精卫于是大张旗鼓“还都”南京并行礼如仪地宣誓就任伪国民政府的主席。此时，他果真当上老大了，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也有自己发行的钞票······ 但是，汪心知肚明，自己只不过是俎上之肉，任凭日本人宰割的傀儡······，他的风光与绚烂如今剩下的只是这一些残缺的片段，而留在历史上的“日汪密约”却依然叫人触目惊心。当年参与此事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也因如此而惊醒了“和平”大梦，逃往香港，他们说：“条件之苛（指日汪密约）尤甚民初之‘二十一条······直夷我国于附庸，置我国之死命，殊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 1944年11月，相去抗日胜利还不到一年，汪因枪伤旧病复发死于日本，年61岁。 回想民前汪氏刺杀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豪情，何啻民族志士，但最后竟以民族罪人为收场，诚属可悲。史家多以“有野心而无宗旨”论定汪兆铭，也许我们也该学学什么是宗旨，什么是野心。 一寸河山一寸血（21） 中日战争在人类史上是一次十分独特的历史记录，也是一次以弱搏强的战史范本。这场仗，从开始又经过八年的厮杀一直到它的结束都充满了戏剧性的神奇。一般而言，战争的行为可以分为战略、战术和战斗三个层次，战略思想指导战术规划再由战斗执行之，这三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的。 现在且来看看当时国军的状况：在战斗方面显然打不过人家，但我们不怕死。战术呢？简而言之便是打带跑。至于战略思想则更为明确，那便是赢得这场战争。显然我们的战略与战术、战斗之间出现了矛盾现象，因为只是不怕死，只是打带跑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正好相反，这里面的转折与关键是耐人寻味的。 回想华北事起，也是杉山元信誓旦旦声言三月亡华之时，假如我们未能及时在淞沪开辟第二战场扭转他们由北向南的攻击战线，也许这一场仗真的就在三个月左右打完了。 也许您还记得这块上面写着“武汉已成重要军事地区，不要再徘徊观望，赶快迁移后方去”的大布条，事实上当时徐州的大突围是相当仓促的，假如不是花园口黄河决堤造成了千里地障阻挡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追杀，逼使他们不得不溯江一步步西上而争取了宝贵的三个月时间的话，也许连挂这块布条的时间都没有了。由此可见，在此一期间只要错失一步都将失去所有的机会，而我们还能够在武汉具备鏖战五个月的战斗力吗？这表示中国不但没有被击溃，而且，从这一年多来历次惨烈的战斗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实战经验，虽然这些经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事实上，打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之间就没有过正面的重大战事。1931年，日军进攻东北，中国没有抵抗，“塘沽协定”也是在日方盛气凌人的威胁之下签订的，从整个实力来评估，中国自知绝非日本的对手，但从不知道双方的悬殊有多少，经过苦守三个月的淞沪之役，我们发现自己并非那么不堪一击。台儿庄一场扎扎实实的胜仗更戳穿了“日本皇军所向无敌”的狂言，中国军队打出信心来了，他们从实战中学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培养出持久做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的希望与信念，这应该是中日之战中至为关键的契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武汉会战的意义确实已非一城一地得失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武汉这三个月的征战能力足可以正告日本以及世人，这场仗不仅没打完，而且还有得打，这大概就是第一次南岳会议中蒋中正所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的凭借所在，也是战略战术与战斗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神奇之处。确实，国军在炮火中成长了，各级军官如此，士兵也一样。这一点可以从不同战役的访问比较中得到证实，我们先听听武汉会战之前也就是初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 梁三才：“打日本人只要有去都不会回来啦，那时候严的很啊，日本那时候有飞机、有大炮、有战车、有骑兵，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 范祖相：“打仗时大多数都是用刀啊，没有···攻击都是用刀嘛，那日本有战车啊，我们没办法，那他一攻上来我们差不多都死。” 姚本发：“我们那个老爷枪三下一打拉都拉不开，你问问他们看。” 李振武：“换句话说，这一个连里步枪7、80支有50支打不响的。” 杨树藩：“所以我们的人死得很惨的很多人。” 杨守洁：“我们那个时候，抗战刚开始训练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经验那个飞机啊，一见了飞机就赶快躲起来，都没办法了。” 李振武：“耶，这是什么东西啊？他问这个营长，营长说，嗯，坦克车，日本坦克车。什么叫坦克车？他们上去以后我也上去了，我那会儿才知道战车上头这个炮塔能转。” 现在，再听听武汉会战后，所谓中期抗战时期的访问录： 江胜宗：“我们那个部队武器是美式装备啊，我们都是好武器啊，所以打仗我们这个部队到哪个地方都打胜仗。” 刘才喜：“弹药是多得很，长沙城里头有的是仓库，弹药库、炮弹库什么都有，你打完再去搬，就是没有饭吃。” 李传安：“他穿那个皮鞋，我们穿胶鞋要比他快啊，轻巧嘛，所以为什么打仗不能穿皮鞋呢，穿胶鞋要轻巧一点。” 杨国清：“他的飞机天天来炸，飞到防地间我偏不放，我们夜晚再攻，打到他没子弹，他摔下来吃的东西我们就抢来吃啊，他专吃罐头、饼干嘛，那我们的机会就来啦，我们就抢这些东西来吃啊，差不多过几个礼拜一个多月把它全部歼灭，把他一个中队啊，像我们一个团一样的啦，把他歼灭了，发洋财了。” 从不知飞机坦克为何物到有胶鞋穿，学会“发洋财”，其主要的讯息在于说明一般士兵的“惧日症”已经逐渐消失，只要不怕就可以打出自信来，这一点关系尔后的战事非同小可。 第二十一集 烽烟再起 民国27年10月下旬，激烈的武汉会战经过五个月的鏖兵终于落幕，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可以说是精疲力竭，需要喘一口气了，于是，大家在战事的间隙中偃鼓休战度过了一个旧历年，不过这个年对日军而言可是提心吊胆，并不怎么好过的，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远离海岸线深入内地达一千两百余公里。有人形容当时冈村宁次在武汉驻屯的30万日军犹如一颗大脑袋一样，而身子却远在八百多公里以外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两者之间的脖子便是一条拉得长长的战线。冈村心里有数，他的脖子蛮脆弱的，一旦被我军切断，那么，自己便会死得很难看，此其一；更麻烦的是当时攻占武汉只是扑个空城而已，并未将守军主力歼灭，而这些武装部队目前正潜入山林伺机出击，可谓危机四伏草木皆兵。 当时，以长江为界，江以北为李宗仁的五战区，江以南则为九战区，代司令官正是在万家岭把他整得很惨的薛岳，这两个人犹如一把大钳子一样夹住日军的大脑袋，使他动弹不得，冈村如果不能突破这种局面必然是寝食难安的，所以便有了南昌和随枣的两次会战。 南昌地区位于南浔与浙赣两条铁路的交汇处，攻取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还可以遮断浙赣线，使我三、九两战区陷于孤立状态，但冈村的问题在于武汉战后他确实没有能力再发动攻势，所以过完年便极力向东京大本营争取兵源与弹药补充，以备出击。裕仁于2月中旬批准了冈村的计划，并派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来华主持这项攻击作战。 至于我军方面，南越军事会议之后总的战略已是转守为攻，那么为什么不朝冈村的脖子狠狠地给他一刀呢？说穿了也是战备动员的问题，原来在南岳还制订了一个整军计划，这个计划把全国军队分成了三组，其中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三分之一担任敌前作战，另三分之一调到后方整训，如此轮调为期四个月，预计一年之内整训完毕。 南岳的会是在11月底开的，这么算第一批整训完毕应为3月底，所以便有了“4月攻势”之议，可是冈村一接到东京的命令就开始调动部署准备上阵了，这是2月底的事。 3月初，军委会根据日军集结迹象正确地判断出日军即将进攻的目标应为南昌，于是便于8日电令九战区先下手为强。这份“限三小时到”的“密训令”上面写道：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期为3月15日······。 薛岳得令后旋命前敌总指挥司令罗卓英执行这项命令，罗卓英以部队整训尚未完毕为由申请延期，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的延误，便使战机顿失而影响了整个战局。 民国28年3月17日，冈村兵分三路全面发动攻击，左路：116师团村井支队配合陆战队从鄱阳湖北面南扑直杀吴城。右路：第6师团由箬溪向武宁东北我守军73和第8军攻击。我89团官兵和敌军在棺材山肉搏，整个团拼到最后只剩下5个人。中路：以101、106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在重武器的配合下先是佯攻徐家埠，等罗卓英分兵驰援，他们便在虬津地区强渡修水，然后兵分两路，106师团直下安义，右切奉新，然后左旋包抄南昌，101师团也同时杀到了生米街。左路海军陆战队则已过了吴城沿赣江南下，南昌已三面被围。这个时候从吴城回防的32军一大部分还在南撤的途中。 在众寡悬殊的南昌攻防战中我军伤亡惨重，27日，32军沿浙赣线退守进贤，南昌失守。 4月中旬，委员长令九战区夺回南昌，这一役仍由罗卓英任总指挥。4月21日，第1集团军高荫槐的部队反攻奉新，左翼曾冲到滩溪市，19集团军主力向高安挺进，克大城杀到了生米街，但仍然无法贴近南昌。 4月22日，第三战区32集团军上官云相的部队奉命加入了作战行列，他们从临川北进，由正南方逼近南昌城。这个时候由于南浔铁路未能按原计划切断，是日军有机会从上海调遣陆战队火速赶来接手南昌的城防，而使101师团能够腾出手来反击右线的我军。第29军军长陈安宝于是役遭敌机俯冲扫射，壮烈殉国。这是5月6日的事。 9日，委员长下令停止攻击，南昌会战便告结束。 南昌之役是淞沪以来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可惜，先是错失了战机，平白地易主动为被动，以致接下来要去承担机动力差、火力不足等先天不足的恶果，最后功败垂成。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而使随枣之战能够打个平分秋色。 随枣会战是指随县与枣阳一带的战事而言的。这个战区东起平汉铁路的南段，西迄汉水，其间还有襄阳、樊城等著名古城，所以日军称此役为“襄东会战”。 这次战役是由李宗仁第五战区汤恩伯部队所发动的“四月攻势”而起的。冈村担心的武汉外围压力这个时候正由北紧紧南逼而下，为了突破此一困境，民国28年5月1日，冈村令荻洲的13师团与藤江的16师团联手从钟祥沿大洪山旁北向枣阳发动攻击。 5月3日，山胁的第3师团等分从信阳和应山向随县与桐柏进击，企图包围汤恩伯和李品仙的11和31两个集团军的主力. 7日，日军突破77军防线，枣阳城破。12日，唐河、南阳、新野先后陷敌，但王仲廉的85军、张轸的13军和覃连芳的84军在桐柏山却打得很好，他们成功地遮断了通道，使两路日军无法会合。这个时候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和孙震第二线部队都及时东渡汉水，纷纷投入战场，侧击田中和藤江部队，汤恩伯这边则从三台店抽身北上泌阳绕个大圈过了南阳再回过头来攻击新野日军正面。敌军在重压之下阵脚松动纷纷后撤，我军连克新野、唐河。枣阳、桐柏等地，到20日恢复了原来的态势。 随枣之役日方动用的总兵力约为11万3千余众，我军则为22万人左右，双方你来我往，20天之内我军连被飞机炸、毒气熏在内，一共伤亡了2万8千余人，而日军伤亡也达2万1千余人之多，比例越来越接近了。更重要的是这一场仗里，我们虽然曾经失掉了若干城池，但最后还是把它们都收复了回来，这和初期抗战期间死守一城一地，只要达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便突围转进的情况已大不相同。现在我们不仅有能力进行运动战甚至攻坚，这些都是在受尽无数失败痛苦之后从中汲取的教训与经验，也是踏着先人血迹为自己走出来的一条生路。 现在，让我们拨出一点时间谈谈在民国27、28年之间，在遥远的北方所发生的两次国际事件，因为这两次摩擦都直接影响到了中日战局，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件，是1938年民国27年7月，在吉林的中苏边境有一个叫张鼓峰的地方发生的，世称“张鼓峰事件”。当时有40来个苏联红军越过边界进入张鼓峰地区，被日本的19师团发现，于是双方大动干戈打了起来，正当日军被团团围住将遭歼灭的同时，斯大林却下令收兵，停战言和了。原来，苏联怕的是事态扩大，闹得一方面要正对希特勒一方面还要顾到后门日军的纠缠，所以才草草结束的。但日本却从此一事件中探悉了莫斯科的底牌，他们料定：“苏联并无大举动之意”，所以，到了10月便大胆地从大连抽兵南下攻陷了广州。 1939年，民国28年5月，同样的情节又重演了一次，不过规模要大得多，牵连的国际关系也更为复杂，地点则是在“蒙”、“满”交界的诺门坎。起因则为苏联羽护的伪蒙和日本傀儡伪满之间的冲突。这场“战略级”的战争持续了4个多月之久，日本又陷入了绝境，于9月9日向苏联提出了停战和议，没想到斯大林就和张鼓峰事件一样，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原来，这个时候德、苏之间已经订有秘密协定，相约瓜分波兰。9月1日，希特勒势如破竹掠夺了波兰一大片又一大片的领土，斯大林尽管垂涎欲滴，但为了诺门坎的事还没了，一时还不敢伸手去分一杯羹，日本既然有意谈和，他便欣然接受了。这一来，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军力无形中便增强了许多，相对的，我们之处境也更形艰困了。 9月14日，冈村下令赣西的日军西进，中日战史上驰名的长沙大会战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俗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本是中国谷仓。我军深知日方为要“以战养战”，攻略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但长沙位处于平原丘陵地带，在地理上没有高山峻岭天然之屏障，因此自古便有“四战之地”的称谓，所谓“四战之地”也就是四面受敌的意思，所以当敌军动作频频的之时，军事委员会高级将领便作出：“逐步抵抗，消耗敌人······逐渐退到株洲、浏阳、醴陵······”的建议。 蒋委员长于9月15日正式下令九战区，其大意有三： 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萍乡指挥。 二、在株洲、浏阳、醴陵部署兵力，阻敌深入。 三、间接掩护衡阳，避开直接防御。 显然最高统帅为整个战局着想，并不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决战，但这位广东籍的将领咬住了“万一长沙不守”这几个字，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于是电呈军委会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这一下子可把陈诚和白崇禧吓了一跳，他们两个人分别飞到了长沙，面劝薛岳，但薛将军坚持要打，并请两位回报委员长，说：“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 （历史学家）黎东方叙述这段过程说：“当时的重庆参谋人员合下命令给薛岳不许他在长沙打，而且白崇禧、陈诚亲自到湖南来传达这个命令，告诉薛岳你假使在长沙打就是抗令，我们要军法从事。薛岳说：‘我就是要抗这个令，你们等我打完以后尽管杀我，没有问题！你们两位是亡国大夫。’我讲这话希望陈履安先生不要生气，不是我讲的，我认为陈诚先生对国家贡献很大很大。不过这一件事情薛岳在火车上，株洲车站对他讲的话是真的，薛岳主要是骂白崇禧，不过我也希望白先勇兄也不要生气，不是我敢骂你的老太爷，你老太爷我也很敬仰，我们有来往。总而言之，薛岳敢抗令了不起！当天晚上薛岳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蒋委员长请示，蒋委员长已经睡觉了，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在电话里讲，‘这个叫我不在长沙打的命令我已经决定抵抗，现在我要请夫人转告委员长，我打胜了我还是犯了抗令的罪，我情愿被枪毙，如果我打败了，我自杀！’宋美龄讲，‘薛将军你不要激动，我给你转达好了。’第二天早上，那么···一方面宋美龄打电话给薛岳说，‘薛伯陵啊，你放心好了，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你也不是抗令，你是接受了我们新的指示，你打是有功劳的，你不必激动，你好好地打就好。’当天蒋委员长自己也下了命令，正式的命令，补发一条命令给薛岳‘在长沙打！’” 黎东方这段话与中研所出版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所记载的内容相符，可见当时薛岳确实是冒着抗令之险，一本“逆命而利君国者谓之忠”的志气扼守长沙。 事隔50多年，百岁高龄的薛将军仍以“精忠报国”自许，有此名将实属国家之福。 薛将军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晚年蛰居于嘉义县竹崎乡，1998年逝世，享年103岁。 一寸河山一寸血（22） 民国28年5月20日，随枣会战结束后，长江流域主战场的战事又沉寂了一段时间。这年5月间日军虽然拿下了南昌，也守住了，但武汉的压力并没有完全解除，在五战区随枣之役的对阵中，冈村心头不禁涌上一阵隐隐的忧虑，他想，远的不说，照淞沪、南京、徐州这几仗打下来，到了武汉中国军队照讲早该土崩瓦解了才对，为什么越打越难缠了呢？冈村毕竟不只是一介武夫，至少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敌人和初期作战时的对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换句话说，单凭飞机坦克等军事优势玩硬的，不仅难以取胜，甚至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于是便召集了一些自诩“支那通”的高级参谋，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完成了一套“江南作战指导大纲”，这个大纲总的来说是要避开正面冲突，而以特务策反的手段来达成取胜的目的的。大致说来冈村的计划要领有三： 一、五战区方面，重点为策反桂系部队和川军，其次对象则为中央军的旁系部队。 二、九战区方面，用怀柔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士气，使其丧失斗志，投降、逃亡。 三、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第6师团专供杨森部队，33师团针对王陵基，军特务部队则以九战区的川军为策反对象。 冈村主要的策反对象其实是以桂系部队和川军为主，这个动作至少说明了两项事实，一、表示日军的状况确如蒋中正在南岳会议中所料“他们兵源不足，调度困难”，已经失去了所谓“皇军无敌”的必胜信心。二、显示中国统帅部与地方部队的摩擦依然存在。拿29集团军的王瓒绪和30集团军的王陵基来讲，他们都是川军，因曾在南岳检讨会议中惨遭修理而闹出了“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风波，最后还是委员长亲自出面斡旋，一番危机才告平息。 至于五战区的桂系人马，指的是李宗仁在徐州会战带过来那些包括西北军在内的广西部队，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将领北伐之后就跟蒋中正之间有过节，后来反目成仇，曾在中原大战时兵戎相见。这些关系看在日本人眼里便认为有机可乘了，但冈村这一套策略显然失败了，因为他不懂中国军队这两年来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精神是一种叫做“义无反顾”的情操，这种“义”更大到民族之大义，所以是很难为外人所离间策反的，事实证明当时并没有一个地方军将领吃他这一套。 离间不成，冈村被迫又回到了“力拼”的原点而展开了中期抗战中的第一次大火拼——长沙会战。 第二十二集 长沙会战 9月1日，希特勒进兵华沙，以雷霆万钧之势在27天之间席卷了波兰，这一招世称“闪电战术”。冈村有样学样，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集结了第6、33、101、106、第3、13等约5个师团，加上长江舰队的舰艇300余艘，空军战机100余架，还有海军陆战队和专门施放毒气的化学兵，共约18万余众，也想效颦德军收拾波兰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他还夸下海口：9月底以前一举拿下长沙。 根据军委会的计划，照理长沙会战当不至发生的，因为以当时的状况论，国军确实还没有能力从事孤注一掷的决战，所以直到9月24日夜给薛岳的命令还是迟滞敌人的攻势，并做好长沙不保长官部转移萍乡的准备。换句话说，军委会仍延续着武汉作战时的打法。 此时，薛岳是九战区的代司令长官，他的辖区包括赣西、鄂南与湘北，从岳阳沿着粤汉铁路南下是他的主战线。为在这条线上跟敌人一搏，是他策划已久的一场战事，现在要他走，难免心有不甘，于是便有“抗命守长沙”的事件发生。 在长沙大火的不幸之后，也是蒋中正痛心疾首情绪十分低落之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有人请缨作战，一时精神为之一振，同时批准了薛岳的计划。 问题是，薛岳凭什么拼这条命来赌一场仗呢？原来，他部署了一套独到的战法，叫“天鑪战术”，就等着日军入瓮。究竟何为“天鑪战术”呢？1995年，我们在台湾嘉义访问到了这位当时已届百岁高龄的薛老将军，谈到了他的“天鑪战术”。 薛岳：“天鑪战啊，山战的防御，一节一节的防御，引诱这敌人呢这么下来，旁边打，旁边侧击，这边一诱，诱兵，诱他下来，然后我们的主兵啊旁边打下去，包围战，包围战啊。” 他的作战参谋蒋荣森补充说：“那个天鑪战一句话就叫做攻击防御啊，敌人来以后，他看敌人经过这个地方，他把部队分散开守这个据点里面，把各个部队向两边撤退，表面上看起来，敌人看了，哦···中国的部队撤退了，事实上他撤退有一个阵式在那里，然后到敌人通过以后，他侧击、尾击，打他的尾巴。” 参加过长沙会战的第10军军官臧肖侠说明了“天鑪战术”的基本条件：“先要有这个···有素养的部队，训练有素养的部队，做这个迟滞作战的部队，跟敌人一面保持接触一面消耗敌人战力，一方面还要诱敌深入，假如你这个部队战术素养不够啊，你一向后边退敌人一追的话你变成溃退了。”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薛将军指挥很多军啊，都向东边岭上，就是靠江西这个···和湖南交界这个岭下面撤退。” 陈参谋所指的“东边岭上”便是幕阜山脉。幕阜山沿着湘赣边界由北向南迤逦而下，山峦起伏，林深难测，是个天然的庇护所。【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0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由此可见，所谓天鑪战术其实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它和“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倒八字口袋战法不同之处在于“口袋”只是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之，而“天鑪”则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狠狠地围歼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薛岳的“天鑪”是怎么部署的： 长沙虽然地处平原地带，但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4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此地形着棋布阵，由北而南先是新墙河，这条河的南岸便是防卫长沙的第一线阵地，它的正面从鹿角到麦市宽达100余公里，在这里摆了7个师的重兵，加上幕阜山上的游击队，足有10万人之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薛岳的后退决战不是让路后退，而是边打边退，摆明了，他准备在这里先杀一杀冈村的威风。 沿着汨罗江是第二道防线，这里西临洞庭湖，自从武汉会战之后我国海军便已全部撤离，八百里水域除了布雷抵抗而外，已是日本第三舰队的天下了，但从水路来的敌军毕竟不是主力，所以我们的正面只留了三个师，好像故意开个口似的，但第二线防区的纵深拉得很长，捞刀河以北还有四个师的主力等在那里准备迎战。 第三线阵地在捞刀河以南直到紧贴着长沙北边的最后一条河浏河的南岸。这里，薛岳足足掌握了15个机动师的筹码，以及长沙以南沿浙赣路第四线阵地的两个军，想必这一地带便是薛岳选中的天鑪盖顶的决胜战场。 薛岳早在北伐时期就在这一条战线上作过战，所以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他知道这一带地势虽然较为平坦，但东边幕阜和九岭两条山脉余坡未尽，仍然可以作为运动和奇袭作战的藏身好所在，所以他命令属部假如正面撑不下去，不要死守，应相机往山上退，然后再行迂回侧击、尾击，不断纠缠深入的敌军主力，拖垮他们。 基本上进行天鑪战术的地理先决条件，一、在于作战地带的纵深要够，否则便不足以拖累敌人。二、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我们要彻底破坏道路桥梁，只要能把他们从车上拖下来跟我们一起靠两条腿走路，那么胜算就大了。有关这一点当时做得很好。吴相湘说：“日本人都是每年9月份打长沙，为什么呢？秋收以后啊田里面是干的，但是呢，我们动员民众秋收以后马上犁田灌水，用牛犁田之后把水来灌满，所以这样一来日本的坦克车辆都不能走了，同时呢，田埂呢把它缩小（窄），只有一尺之内，日本人只穿皮鞋，那个时候日本人的皮鞋是什么皮做的呢，猪皮做的，穿皮鞋在田埂之间走，很难走的。” 臧肖侠：“他有一个口号：‘化路为田，运粮上山’他这个动作做得很彻底，把那个路统统挖田里填，根本就没有马路啊，这使敌人的机械部队没办法活动，所以这一计降低敌人的机动能力。运粮上山，把老百姓同部队的粮啊都运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不能够就地补给。” “化路为田”是不留一条路给敌人走，“运粮上山”是不留一口饭给敌人吃，可见薛岳所关照的不只是正面怎么打，连后勤补给都给设计好了。 补给线本来在进攻的时候是“生命线”，而撤退的时候便成了“逃命线”了，薛岳的部署延伸到了这一层面，表示他根本不想打带跑，只是迟滞敌军前进而已，他要的是赢。如此旺盛的企图心使长沙之役有了好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看看日军怎么打。 冈村的主战线是放在岳阳沿粤汉路南下的这一条线上，辅线则在主线的左方，始自湖北的通城，再傍着幕阜山南下。右翼过洞庭湖绕过我军后方，以牵制对主战线的压力，左翼则始于赣中，这股日军计划从高安出发，一路西南行，越过长达192 公里的山岳地带直奔长沙的东方，配合主战线南下的部队一举拿下长沙城。 9月14日，冈村令江西的106、101两个师团向高安和会埠发动攻击，炮声响起，日军所谓的“湘赣作战”，也就是长沙第一次会战便从主战线的东方江西省境内的高安揭开了序幕。 21日，日军主战线左翼部队第33师团开始从湖北南部的通城倾巢南压沿着幕阜山边杀到了麦市。 23日，右翼部队第3师团配合陆战队渡洞庭湖，果然在营田强行登陆，抄了我军第一线后路。 冈村的正面以第6和13师团为主力，早在18日便从岳阳进逼新墙河了。我方战将关麟征第15集团军的52军军长张耀明的部队首当其冲，一时杀声震野血肉横飞，当年镇守新墙河两岸的国军官兵回忆作战时的情形说： （52军2师）冉瑞云：“那天天都打仗就对了，打仗就当吃饭哪。” （52军195师）傅剑伦：“日本的飞机丢炸弹，我们一连人只剩17个人，有的人是被那个炸弹炸得土翻起来把人活埋啊。” 冉瑞云：“那一天90多架飞机啊，天上统统都是飞机，看天都看不到，就是这里（颈部），飞机炸的。” 傅剑伦：“那子弹前后左右上下，一下子打到这个背心（后背）。” 冉瑞云：“那个时候那个地瓜没地方放，冷嘛，放在洞里面，晚上在那里面睡觉，日本人哗哗哗一下子就···你看（大腿处两处伤疤），日本人的刺刀就杀到了嘛，你看！这个不能假的啊。” （37军95师）黄佩芝：“我们师都是到那个岳阳以南的一个新墙河，我们驻了6个月啊，本来想我们是···半个月就可以了，我们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坚持了半年。” 日军主力部队在新墙河以北和张耀明的52军恶斗了6天，到23日才渡河南下，但22日这一天195师覃异之的一个排在草鞋岭上却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个排的排长方昌桂坚守阵地5天5夜，全排阵亡，只剩下一个叫做任连子的新兵还在壕沟里继续作战，营长发觉正面的一角枪声稀落，便派了一个姓管的排长去看看，管排长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来只有任连子一个人在打，一时间十分感动，便匍匐上前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好小子！我陪你，咱们俩拼了！”他们于是在阵地里收集了一些手榴弹，就凭两个人，又击退了强行登山的日军达三次之多，直到傍晚炊事兵刘庆年送饭上山，才看到这一幕情景，他连忙跑回去报告连长请求增援，连长把这两个人拖了下来，草鞋岭便于次日放弃，日军也就在这天渡过了新墙河。 这段壮烈的史实中日双方战史中都有记载。其实在8年抗战中，象任连子这样的故事何止任连子，只是都被那漫天的硝烟战火淹没了。 再说赣西这一边，冈村本来企图用101和106两个师团的兵力由东向西打，以策应由岳阳南下的主攻击线的，但是罗卓英自从丢了南昌之后，深深觉得没面子，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表现一下，现在机会来了，他先用自己的宋肯堂和刘多荃的部队在高安堵住了日军，中路，卢汉的58军云南名将孙度一马当先跟敌人在上富打了起来。日军的右翼虽然过沙窝里冲到了黄沙桥，但被从修水南旋而下的川军王陵基部队打得寸步难行。 再说卢汉这边，日军主力虽然一度攻下上富、横街、甘坊一路杀到了找桥，但滇军一点也不含糊，马上掉头从外围两路包抄，在甘坊附近截击日军。这个时候王耀武的74军又从上高增援北上，袭击日军左侧，搞得中井顾得了头却顾不了尾。显然，日军想以赣西兵力策应主战线的战略有了麻烦。 从左翼南下的这一路碰到的是川军老将杨森。杨森本是“天鑪战术”的原设计人之一，一开火，他就把侄子杨汉域的20军从幕阜山上调了下来，从麦市以东侧击甘粕的左翼，夏楚中的79军也从西向东赶到了桃树港，这个时候日军的后路完全被切，变成了过河的卒子，非得往前杀出一条血路不可了，他唯一的想法是熬到平江和奈良支队会师，但他们虽然踉踉跄跄捱到了长寿街，却过不到嘉义，因为夏楚中的79军已经抢先一步等在那里了。 奈良（支队）的遭遇也不怎么样，他们过了新墙河之后就不断遭到张耀明52军和陈沛37军的旁锤侧击，好容易蹭到长乐街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显然这个时候奈良不仅无力助攻，甚至连自身都已难保，于是他便决定左拐向东逃命，好不容易赶了5天路才到平江，于9月30日和甘粕在三眼桥碰上了头。这对难兄难弟在三眼桥上大眼瞪小眼，心里都有数，那便是：赶快突出重围，逃回通城去！ 至于右翼从洞庭湖上来的上村，一上岸就被欧震的一个营打带跑地捅了一阵，接下来又碰上了李觉的部队，在三姐桥稀里糊涂地打了一仗，但转眼之间70军又躲了起来，了无踪迹。上村摸不清状况，只好呆在三姐桥，进退两难。 比较“顺利”的要算稻叶的第6师团，新墙河以后他过了汨罗江，攻占福临铺、金井，再从上沙东侧掠过，很快地就抵达捞刀河北岸了。 这个时候，冈村综合了各路战情，经过研判之后，对稻叶四郎突破我军第二道防线后的进展有点纳闷，他想：怎么会这么顺呢？我会不会掉进了老薛的口袋底了呢？这是9月底的事，相距他们开拔出发已经整整半个月了。 由于补给线遭到了我方彻底破坏，粮秣弹药只有靠空中补给来维持，状况十分恶劣，更严重的是，薛岳还有15个精锐师正等在前面，连一枪一弹都还没放过呢。冈村宁次勒马捞刀河畔独自想着，当初准备策反的地方部队，这次不但没帮上忙，而且一个比一个打得凶，现在这些“家伙”正躲在山坳树丛中等着捶他呢！想到这里脊梁间不禁一阵凉，他倒抽了一口冷气，自言自语地说，好险，差一点就上当了。于是，他立即下令全线撤退，时间是10月1日。 为了面子上好看，冈村对外是这么宣布的： “本次作战目的已经达到，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全军撤退！” 当对内行文却是这么写的： “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原地转进，以图恢复战斗力，并严密注意敌人进击。” 此时，敌阵已呈七零八落的态势，连军令都无法从陆路传递，必须赖军机空投。 5日，我军击落敌机一架，发现了这份总退却的命令。这个时候，薛岳立即下令发动总攻击，由是全线杀声四起，尾随日军猛追狠砍，直到10月10日敌人逃回湖北为止。这天，是民国28年的国庆日，相聚万家岭大捷整整一年。 长沙会战是我国对日作战以来所创下的第一次全胜之局，也是震惊国际的漂亮一役，虽然日军并不承认，但17、8万大军全线溃退却是不争的事实。 薛岳于是役之后真除了九战区代司令官，而日本再度觊觎长沙却是两年后的事了。 一寸河山一寸血（23） 1939民国28年10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全胜收局了。这一仗不仅给予国内民心士气莫大鼓舞在国际上也造成了“跌破眼镜”式的巨大影响。此一影响至少有三： 一、重新评估“七七”以来，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二、认真思考我国坚持抗战到底的可能与胜面。 三、当他们与日本成敌对状态时，中国角色的份量将以此被再认定。 这些，对我们尔后突破单打独斗、孤军作战的困境，具有相当积极的正面作用。 再看日军这方面，才不过一个月前，冈村还意气风发，说要效法德国人打波兰的“闪电战术”，9月底以前拿下长沙。现在已是10月中旬了，他却闷坐在武汉灰头土脸苦思长沙这一役的失败原因，最后他才发现，当初错估了从岳阳到长沙的地理因素变化可能，也没有把国军动员民众的能力算计在内。 本来这片平原就是水网密布的地带，秋收过后，国军动员了庞大的民间力量，挖掉田埂引水成湖，又拔掉了枕木铁轨，使火车寸步难行。战车下了田就像进了泥塘一样动弹不得，一旦下了车呢，那日本兵就跑不过中国兵了，因为日本人穿猪皮鞋，一进水，重得不得了，中国兵穿草鞋，甚至不穿鞋，跑起泥巴路要轻松得多，就这样，国军在运动能力上占了上风，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由此得到了证实。 日本陆军在长沙这一役的挫败是很沮丧的，一时间几乎无力发起另一波陆上战争，所以从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便发动了空中的攻击，连番猛炸我国后方重要城市，于是市集成墟、灾民遍野，连委员长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都被炸得片瓦无存。这个时候委员长正在衡山开会，对日机如此盲目炸射十分恼火，这股火燃起了他的斗志与复仇的决心，因而酝酿一场全面性的大规模反击行动。 在衡山会议中，“小诸葛”白崇禧分析了目前中日双方的形势，他说：“日军有快、硬、锐、密四大优点。”所谓快，则是他们机械化部队行动迅速；硬，便是他们官兵具武士道精神，顽强勇敢，不轻言放弃；锐，表示他们的武器精良，锐不可当；密，指的是行动保密比我们做得好。不过，白崇禧也指出了日军的四大缺点，那便是小、短、浅、虚。所谓小，是相对于整个中国幅员之大而言的，所以日军无法在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短，是指时间，他们务须力求速战速决，拖不得；浅，根据上述的原因，他们不宜深入作战；至于虚，是指他们的后方、他们的补给是空虚的。这些正是日军目前的现实状况。最后，白崇禧表示了他的四点制敌之道： 一、以稳定制敌之快速。 二、以坚韧对敌之强硬。 三、以伏兵破敌之锐利。 四、以严明对敌之机密。 蒋委员长听进了这一番话，便在民国28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军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冰雪，又打了两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一为11月中旬开始的桂南会战，一为12月1日发动的冬季全面总攻势。 第二十三集 在北风中出击 民国28年底全面总攻击的发起，一方面是长沙之役击退敌军所带来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长于恶劣环境中的国军将领充分了解敌我当今状态的结果。这次总攻击虽然是全面的，但仍有主目标与副目标之别，象第二、第三、第五和第九4个战区的敌军便属主要攻击目标，而其它战区也同时展开了策应性的攻击，各战区攻击重点是这样的： 第二战区（阎锡山）切断铁路交通、肃清晋南敌军。 第三战区（顾祝同）以11个主力师突进长江沿岸，占领阵地逐段封锁。 第五战区（李宗仁）扫荡平汉路南段之敌，南压武汉并遮断西去宜昌的公路交通。 第九战区（薛岳）反扑粤汉路北段日军并袭击沿南浔路一带敌人。 第一战区（蒋鼎文）“豫南兵团”、“鄂北兵团”、“河东兵团”联手成一气，分向开封、沁阳、安阳出击。 第四战区（张发奎）我军在昆仑关和日军血拼。 第八战区（朱绍良）进袭包头、五原。 苏鲁、冀察两个游击区都有行动。 各战区在得到中央战令之后便纷纷出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率部向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敌阵杀去。九战区薛岳越过长江北杀敌阵。第五战区李宗仁东渡襄河深入敌后直逼汉口。第三战区顾祝同向赣北、皖南分别进军。 一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线炮声隆隆杀声四起。日军总司令部里各地战报纷至沓来，搞得他们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波攻势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下旬才结束，前前后后双方大大小小的战斗达1340余次之多，我军参与此役的各种部队总共约有55余万人之多。 50多年后，我们访问到几位参加此役但不同战区的国军战士，他们对当事的战况记忆犹新。 第三战区： 刘汉城：“陈家大山是一种大山，日本人占的，长江啊，我们是要去打···把那个大山占了，把长江堵死，不许日本人上来，没有打过去啊。” 张福胜：“一个排有两个组，一个机枪手，一个步枪手嘛，喊步枪手上刺刀准备手榴弹，日本人上来再跟他拼，拼不过人就跑啊，因为腿快跑得快，腿慢就叫日本人打死了，义乌那个城死多少人啊。” 第九战区： 石松林：“他都是守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一线他就没办法守了，一线就是说他一线都要有人，没有。他就是说这一个山头到那一个山头，他的炮能够支持到他那个山头，他就是取定这些据点，下面都是我们的人。” 陆东明：“那个时候我们是个突击排，我当班长，我们去突击日本人的占掉的村庄啊，大概有十来户人家，他四面都修了···好像护城河一样啊，好宽啊，大概3、4公尺宽的那种河啊，摸向前，后来摸到一个桥前面就摸进去了。” 孙宏：“在那个河里面打得那个人的尸体往下流啊，流到长江、九江那边去啊。” 第五战区： 钱宝山：“来了5、6个人啊，他就在那个坟墓里面，我这边的枪也打不到他，他藏在那个坟墓里面啊，我就跟班长讲把手榴弹拿出来，我就弄这个手榴弹。他说：‘好！’我就把这手榴弹拿了两个出来，我就把这个盖子一揭开，保险一拉就把它甩过去了，甩过以后我又弄一个又甩过去了，才把他们打退了。” 第一战区： 李振武：“到了河北打巨鹿县，巨鹿县那天的口令是啥我到今天还记得，叫‘三合’，口令叫‘三合’，是哪‘三合’呢，八路军，就是八路军国共合作嘛，八路军一个，···这个···孙连仲一个骑军，有一个骑军游击队跟着我们第10军团，命令晚上是‘三合’。那一天石友三亲自攻不下来，头一天攻伤亡太多，石友三亲自到了第一线指挥，攻不下来，有一个营长他说‘攻不下来，好了，攻不下来你休息吧！’那休息是要枪毙啊。” 第四战区： 黄志强：“我们包围他打，他死不少，当然我们也死伤不少啊，死2、3百人啊。” 苏鲁战区： 孟玉海：“一看这老远火车来了的时候，那个扒铁路的就扒这个铁路，一扒铁路火车就不能动了，马上就开枪打。” 张福山：“那就把这个手榴弹啊，这里一个，这里一个，一甩，结果我就纵到河里去了，纵到水里我就不动了，就慢慢地往那边游、游、游，游到那边去了。” 战后，日方对这一役还做过一番检讨，综合日本陆军部对我军“冬季攻势”的反应与评价，大致可归纳出下列三点： 一、在中国事件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成决战状态，当以此次为最，我军虽有斩获，但损失亦不少。 二、我11军正面曾遭全线攻击，一度陷于苦战，若非支援“华南战场”作战，中国军自湖南调遣14个师团南下，其结果尚未可知。 三、今年因我军未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得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直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暗淡的时代。 从战后公布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国军带给敌方的压力是何等的困扰与沉重了， 刚才所提到的“华南战场”，指的便是“桂南会战”昆仑关之役，不过在没有谈到这一战之前，容我们先了解一下与本役关系十分密切的“湘桂铁路”，“湘”指的是湖南的衡阳，“桂”可不只是广西的桂林，因为这条路还向南延伸，过柳州、南宁，出镇南关，和当时还是法国属地的越南河内相连接而成为一条国际铁路，所以它的南段又称桂越铁路。 也许您还记得，民国27年10月间广州沦陷之后，我们几乎失掉了全部主要港口，从此，仰赖国外进口的军需和民生物资便是靠这条生命线来维持的。 河内旁边的海防是一个国际港口，东可以接香港，西可以连仰光、印度等港埠，本来是一个蛮理想的转运港，但是时至1938已经是民国27年了，河内北上的铁路只修到谅山北边的同登，距离我国国门镇南关还差两英里半，而衡阳到桂林这一段的修筑计划刚一开始就碰上淞沪之役，打得如火如荼，因而被迫停摆，所以这条线当时只能靠公路来运输。 民国27年春，上海、南京已相继沦陷，战火右旋北上，徐州会战一触即发，全国上下纷纷西迁内陆的同时，湘桂路的铺设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当时广西财政十分困窘，中央的情形更为拮据，根本没有钱，国民政府只好任法国人敲点竹杠，和他们合筑河内南宁段，至于衡阳到桂林、桂林到柳州、柳州到南宁这三段使用的路轨，大多是从北方拆下来的旧材料，前后更动用了60万民工投入筑路工程，他们几乎是在台儿庄血战的炮火声中同时动手赶工的，但不到半年广州就沦陷了，日军南下的目的本想要封锁海岸线切断我国外来补给的，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一条通往第三国的陆上运输干道正积极地抢筑中，于是便不断出动机群轮番炸射，所以湘桂铁路可以说是万千工程人员和民工在敌机密集轰炸之下，前赴后继日夜不分的困境中，和着汗水和血迹一段段接连起来的，战时交通建设之艰苦可谓一言难尽，我们将在下一集专文记述。 现在，再回到湘桂线上来。民国27年10月武汉撤守的同时，衡阳桂林全长360公里这一段通车了，（民国）28年11月，桂林柳州段的177公里也告完工，但柳州南宁段的260公里才修到来宾，镇南关北上的只接上宁明站，全线只差这么一点点了，这个时候日军却紧张了，他们眼见湘桂路行将接通，如此一来必将“遗患无穷”，由是便于11月1日这一天强行登陆钦州湾，发动了桂南之战。 一般人都听过“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广西的天然景色确实是兼具了朴拙奇伟与委婉秀丽的两种特色，但从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这里却不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并不足以叫日本人大动干戈的，但是假如从军事观点来看就不同了，因为桂南除了是我国对外的重要运补管道之外，一旦占领南宁、柳州，还可以建立对重庆形成威胁的空军前进基地，所以，这块世外桃源便于民国28年底引来了兵燹之灾。 11月15日，今村的第5师团加上盐田的“台湾旅团”，由第5舰队载运护送走水路于惊涛骇浪中突袭钦州湾，并在十万大山与六万大山的缝隙中强行登陆，当时为了准备冬季攻势，国军在这条防线上的防御能力至为孱弱，日军翻山越岭兵分三路节节推进，中路直奔大塘，从正南方逼进南宁；左路下防城绕过石埠墟包抄南宁的后方；右路走钦县，攻向南宁东北方的四塘。我军抵挡不住，南宁于11月24日陷敌。 12月4日，日军又攻占了昆仑关，这个时候白崇禧向中央要求桂系军队返回家乡为广西而战，但蒋中正立即调遣了包括中央军在内的15万4千多精锐部队交给白崇禧，希望他在自己的老家好好打一仗： 64军邓龙光（156师153师） 2军李延年（76师9师） 6军甘丽初（49师93师2师） 36军姚纯（96师5师） 66军叶肇（160师159师） 99军傅仲芳（188师99师92师） 5军杜聿明（22师1师200师） 46军何宣（19师175师170师） 31军韦云淞（188师135师131师） 当时湘桂铁路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运输功能，不到二十天，我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完成集结进入阵地了，这是今村万万料想不到的事情，因为从思陇、高峰隘到郁江旁这一带可谓万山重重，怎么算也容不下十几万大军通过。直到12月18日凌晨，高山岭上炮声响起，他才发现我军已经兵临昆仑关下。 国军反攻昆仑关的总指挥官为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下辖第四战区张发奎所统领的约25个师兵力，他们分北、西、东三方面向南宁地区猛扑。西路，沿大高峰之一线是第16集团军夏威的部队；东路，有蔡廷锴的4个师；北路为主力，有13个师之多，由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指挥。 徐庭瑶以杜聿明的第5军打前锋，这个军的3个师分别为200师，师长戴安澜；第1师，师长郑洞国；22师，师长邱清泉，是留德的将领，有“德国将军”之称，他所带的这个师是新编成的机械化部队，也是抗战以来第一个机械化师，这次担任切断昆仑关与南宁之间“后路”的任务。 主攻敌阵的则为戴安澜的200师。 12月18日，我军火炮以昆仑关为目标开始密集射击，一时山摇地动、硝尘蔽日，我方阵中但闻冲锋号声四起，200师的弟兄们便奋不顾身冲杀前去。今村发现苗头不对，连忙令中村旅团长从南宁火速驰援，但是他的部队一出城，就被夏威的几个师拦腰猛捶，在四塘、五塘被我军K得很惨，不久便完全陷于被动的劣势。 在这一役中，我国空军也搬出了仅有的家当，出动100余架飞机连番猛炸敌军阵地，与地面部队相呼相应，构组成了“七七”以来第一次步战联手、陆空联合的立体作战攻势。但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在及其险恶的环境之下仍能负隅顽抗直到弹尽粮绝。 12月21日，今村又将月初南去攻占镇南关的部队北调回援昆仑关，但一路上还是被我军东西两路的伏兵夹杀。 12月24日，中村仍然无法接近昆仑关营救受困的日军，他只好下令突围，但这位有“钢军”之誉的部队长也就在这一天被我军击毙于七塘附近的战场上。就这样，反攻昆仑关的战事还持续了一个星期，这七天战场上进行的惨烈战斗是很难形容的，身经这一役的国军战友回忆说： （第2军9师）刘翼庚：“昆仑关是两边一个山中，这个是条马路，非要走这个马路才能够过，连一棵树都挨了几百枪。我们师长阵亡（第2军第9师师长郑作民，昆仑关之役于九塘附近壮烈殉国，年38岁）第9师的师长啊，郑作民嘛，他也是湖南人。” （36军通讯兵）熊青云：“我们接200师的防，200师郑洞国（应为戴安澜），我们接他的防打昆仑关，把那个山都打平了。” （43师通讯兵）李群：“哎呀！不知道有好多，尤其是那200师啊，昆仑关的马路两边那个···那个尸体啊，我到现在看到还害怕，我到现在想起来···喔！那个两边死的太多了，200师死伤最多了。” （66军160师）李超群：“冲到敌人的战线了，前面就是铁丝网啊，铁丝网破掉它就爬进去，偏又掉到暗沟，让狗咬死了···咬死好多人啊。” （6军93师）黄昌富：“我们是两个对峙的啊，日本人在这边山，我们在那个山，我们守那个山啊，我们团长，那时候是旅长，‘你们第三连把那个山头守住了一百块钱加菜’，后来那天我们守住了，那一百块钱也没见到，我们加菜也没加成。” 昆仑关终于在民国28年的最后一天克复了，尽管第二年2月日军从广东调来援军，再度把它抢走，我们也于2月底又抢了回来，如此你来我往，使桂南这一仗僵持到（民国）29年的11月才告结束，但这一战的意义却是非同小可的，因为它是淞沪以来我军第一次在攻坚作战中得到了胜利。 打扫战场时，我军从旅团长中村正雄的身上搜出了一本日记簿，上面有一段话是他在战死前夕写的： “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为顽强的军队！” 1997年夏天，我们重返桂南战场，从柳州沿路南下，找到了南宁县境内的昆仑山区，再拾昆仑古道而上，昆仑关便赫然出现眼前。在阴云密布的午后，在陈旧破落不怎么起眼的古老门楼之前，令人不禁想起宋·狄青南讨侬智高，上元三鼓夺昆仑的故事和60年前勇猛的第5军千里驰援拿下昆仑关的雄风。 今天，山区里显得十分的宁静，因为当年的枪炮声、呐喊声早已随着战士的身躯长埋在历史之中。 一寸河山一寸血（24） 对一个国家而言，交通网路就如同循环系统对人体的重要性一样，一旦血管不畅通，器官必将窒息而亡，继而影响整个人体生命的存活。在农业社会中什么都慢，交通便捷的重要也许还不怎么凸显，因为，路毕竟是人走出来的，只要你走，就会有路，只是慢一点而已，至少还不至于窒息。但对日作战可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一场讲求速度迅雷不及掩耳的战争，在如此崭新的作战形态之下，我国当时的内陆交通条件就窳陋得难以形容了。 也许您还记得淞沪那一场为时3个月的血战，事实上，直到整个会战结束，还有20几个师尚在增援的途中而没有赶到战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嘛。 陆路有铁路没有车厢，有车厢又没有车头。公路呢，没有车子，就算有车子，又缺汽油，等到车子、汽油都全了，路却被炸毁了。水路呢，缺乏船只，剩下来的选择只能靠双腿徒步行军了。 一般而言，大部队长途行军一天能走一百华里已经很快的了，从云南、从贵州一步又一步走到上海，您算算要多久？难怪仗都打完了。我们在想，假如所有增援部队都能及时赶到，那么国军便有机会完成集结，给予敌人比较有效地打击，而不至于一天一个师、两个师零零散散往里丢，最后给人家一口口吃掉。 反观昆仑关之役，我们也是从几百里外调兵前来支援的，假如没有湘桂铁路，十几万大军连同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又怎么赶得上呢？由此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战机、时间与交通之间的连锁关系。 我国自清季以降，对幅员广大的国土就没有过通盘的交通规划，民国初年各地军阀割据，自行其是、战乱频仍，更无暇兼顾建设了，因此，直到北伐之后交通状况仍然呈现七零八落的态势，连最基础的全国交通网络都还没有形成。 到九一八事变，眼看战争脚步已经一天天迫近了，国民政府乃在内忧外患层层的艰难中大力投注交通事业的发展，亟力图使柔肠寸断的各个区间道路能够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统一交通网。在这期间我们赶筑完成了4800多公里的铁路，其中以横穿东西的陇海铁路和南北相接的粤汉铁路完工对全国铁运主架构形成的效益最为显著。 在公路方面，从民国16年开始，10年间曾辟了8万余公里，这些对尔后战时运补工作都提供了十分直接的功能，可惜，还有许多将要进行的计划因为战争爆发而暂时宣告中止。 当时，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为了救亡图存才被迫投入这一场现代化战争的，所以大部分配合现代作战的军备物资都要仰赖国外进口。日本人看准了我方的弱点，在开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便强占了我国几乎所有的对外港埠，他们想紧紧封锁海岸线，切断我对外运补管道，迫使我国弹尽援绝窒息而亡。 这种情形到了民国30年更为变本加厉，当时日本陆相东条英机为了彻底扼杀，纠集了相当于10个师团的兵力，东起浙江宁波，南迄雷州半岛，发动了一连串的海上封锁作战。2月4日切断香港到韶关的运输线，3月3日攻占雷州半岛，3月底占领并破坏汕头、潮州一带港埠，4月中强行登陆福州附近的马尾地区，4月19日占领浙江诸暨，封锁了从宁波到温州这一小段最后的缝隙，到此为止，可以说我国海上通道已经滴水不漏地被完全封锁了。 战争一开始，交通线便成了主战线，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那便是自己修路自己毁。修路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但一个据点被敌人占领了，只好把刚修好的路破坏，这也是战争的需要。象1937民国26年9月，钱塘江大桥好不容易才竣工通车，但当年11月杭州就沦陷了，我们不得已又将它炸毁，这种例子在战时不胜枚举，不过，不论是抢修还是破坏，都是在漫天炮火之下、一发千钧之时所进行的，其惊险与艰困一点也不亚于战场上的拼斗，这种情形当进入中期抗战之后更为严重，因为，战，一步步由东南沿海平原向西南高山地带延伸，路，也一段比一段更难修筑了。此时此地，我们几乎只是凭着一双手和极其简陋的工具加上无比坚韧的意志，完成了包括外国专家甚至自己人都难以相信的伟大工程。 第二十四集 突出封锁线 也许您还记得桂南昆仑关之役和湘赣铁路的故事，这一仗其实就是因修路而引起的，大约是在武汉会战的后期，我们抢通了衡阳到桂林的360公里路，日军打南昌的时候，从桂林到柳州的177公里也赶筑完工，接着又往南延伸了260公里到来宾，眼看着就要跟河内港北入国境的铁路接轨了，为此，今村才登陆钦州湾打一场跟长江主战线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战役。 其实，打从“七七”开始，华北铁路象陇海、平汉、津浦沿线便是两军的主要战场，由于中国军队不决战的迟滞后退战略，使铁路背负了相当沉重的运输工作。据统计，在开战后的六个月里，北战场的铁路员工在枪林弹雨和敌机轰炸之下，不眠不休抢运军队四百四十六万七千七百余人次，军需物品一百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余吨。战局逐渐恶化，铁路员工随着军事转移连挖带扒总是要带走一些物资到后方去，象前述的湘桂、后来的黔桂路、云南的叙昆路都是靠这些资源起家的。 抗战初期，在铁路抢筑方面除了分段完成了湘桂铁路之外，民国28年4月又从柳州向西开辟黔桂铁路，其目标终点站为贵阳，但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干扰，进度缓慢，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做到金城江，再过三年也只能到都匀。 另一条在战火中修筑的铁路为叙昆线，叙，指的是四川的宜宾，昆，则是云南的昆明。原来从昆明到越南河内就有一条由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当时日军已经入驻越南，这条线等于没有用了，于是我们便把中越接壤处老街以内的一百多公里铁轨拔掉，用来修建叙昆这条路。民国30年3月，昆明到曲靖这一段终于通车了，但由于西南战局吃紧，一直未能接上宜宾。 总的说起来，在八年抗战期间，铁路方面我们东拼西凑陆陆续续完成了3700余公里，总共运输军队2千7百40余万人次，军需物品5百42万9千2百余吨。在如此的恶劣环境之下能有如此的佳绩，教人不禁对战时铁路工作人员肃然起敬。 在公路方面，由于不受材料匮乏之影响，成本低，所以进度比较快一点，在那一段炸弹炮弹齐下。尘土血肉纷飞的日子里，我们先后赶建了1万4千多公里路。这些路不是要通过西南高山峻岭就是西北浩瀚荒漠，都属人烟罕至的地区，工程之难度实非后人所能想象。 在国际公路中，以昆明到腊戌的滇缅公路最负盛名，它不仅仅穿山越岭、工程艰巨，同时也是国家存亡绝续之秋突出封锁的一条生命线，因为民国28年底南宁失守桂越路被切断后，滇缅公路几乎已成我国对南洋一带的唯一国际通道了。滇缅路开路之初，负责新路勘察工作的林则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蒋委员长在23年1月时候自己到贵阳到昆明，他就说现在就应当出昆明啊，滇缅公路要赶紧做。完全是民工做的，所以抗战的时候老百姓不论怎么样，除了劳力之外还得自己带着粮食在那里昼夜的赶工。” 1949年林则彬岁国府来台，曾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 滇缅公路北起我国云南昆明，南迄当时英国殖民地缅甸的腊戌，然后接上缅甸铁路，经曼德里到仰光便可以出海了，其间昆明到大理段早已通车，缅境腊戌的公路也已延伸到畹町，但从下关到国门畹町这一段的500多公里由于地形十分特殊，必须通过层层叠叠的横断山脉和澜沧江、怒江等恶水，所以工程难度十分高。 云南省的人口本来就稀少，大部分壮丁当兵的的当兵、务农的务农，可征用的民工非常有限，但地方政府仍然发动了包括摆彝、猓猓、西藏人以及老弱妇孺等达25万余人之多，在语言不通、夜间露宿、饮水不洁、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中不断赶工，虽然有人在施工期间罹患各种疾病，甚至死亡，但却没有人中途退却。这条路终于在民国27年底初步通车了，最为艰辛的这一段其实只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当时还是云南大理中学学生的施治回忆参加筑路工程的往事，他说：“我们大理中学来讲，全校师生停课一周就开到下关，就是滇缅公路经过的地区，每天早上出发到附近一个叫藤桥的地方去做工，去修筑这个公路。在经过这个公路的中间有个天生桥，那一段工程啊是非常的艰难，为什么呢？它由那个半山腰里面把石岩能够打穿以后修出路面，那个时候完全是人工啊，所以就每天天一亮那些工人就要用手工去穿凿石洞，到下午填塞炸药，到太阳落的时候他们就去引爆炸山，因为引爆是非常原始的方法，这些去引爆的工人躲避不及，炸飞的那个石块炸下来，有些是炸伤，有些是炸死了。” 外景队从下关出发往保山方向沿途走来，一路上人烟稀少，车辆也不多，因为这条路目前已经废置了，但是前人留下的遗迹仍然依稀可辨。虽然这只是一条简易的便道，但还是有人很仔细地镶嵌了碎石头而筑成了一段段“高级路面”，在那么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下仍有此佳作，实在令人敬佩。 走在这条荒僻的山路上，50多年前漫山遍野扶老携幼捶石筑路的景象，一时间又浮上了眼前。也许那一段往事连他们的后人都已忘记，但那些无名英雄在战时所做的贡献却永远留在抗日的史册之中！ 但，滇缅公路毕竟是赶出来的，工程品质很难掌握，尤其是过了保山开往畹町的那一段，更可谓蜿蜒曲折、险象环生，当时跑过滇缅的驾驶人回忆说： （辎重兵第1团）何洁每：“公路这个转弯的地方，就是向左转的话，它（应该）另外有一边比较高，车子免得出去，它（滇缅路）那边不按规定来的，就是平平地下去，所以一个不小心，转弯稍微慢一点，就下去了，所以我们一共接收了???那一次差不多有50多车，一个连去的嘛，50多车一回来在路上大概摔了7、8个。滇缅路那个山啊，我们往往一上山的时候，半天或是一整天，因为那个山很长、很高、很大，所以万一车子一滚下去的话，不要去找了。”【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1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民国27年底，从腊戌启运的第一批军用物资是购自苏联的武器和弹药，这便是我国在战时借道仰光输入物资的开始。问题是在当时国内会开车的人不多，现学现卖要跑这么危险的路程无异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所以便委请南洋侨领陈嘉庚在海外招募了一批司机，这批爱国华侨计有3千零33人，便成了滇缅线上的第一梯次开路先锋，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罗杰：“就是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我们华侨青年有志的，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出力。我们是没有钱的。” 林英：“我们出去相当艰苦的，过那个功果桥，原来那个铁索桥，那个车子一下去啊一摇一摆的，你就这样过去，慢慢地过，不敢快，就刚刚好够一辆车过。惠通桥比较好过，但是过了桥以后往前面就要靠着那个山的???江边，靠山崖呢，岩上，那就要碰到那个???上面石头遮盖突出来的。” 谢川周：“那一段才惨呢，苦的惨，苦得很哪，日夜地运输啊，不分日夜天天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从畹町到昆明要跑7天。” 林广怀：“到晚上开车到部队去的话，真的啊，稍微志气不坚的话吃不了那个苦，晚上开车又怕飞机，没有押运兵，又看不到，自己开车不敢开大灯，就摸着走。唉呀，那个路呀，山高路不平，转弯假如开车不正的话，那下去肯定看不到尸首，看不到底，烟雾层层。” 杨保华：“那条路跑起来的时候，以前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不通，东西他不卖给你的，你有钱他也不卖给你。我第一次出差在芒市的时候，离芒市8公里的地方车子就过不来，那个也不是夸张的，整个路是软的，一下雨车子就不能过了，怕陷下去，只有等。当时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做事，伙食带三天的吃一个星期，粮食吃完了没有卖的，没有粮食的时候我们就挖那个竹笋来吃，挖来的时候就放点盐巴，没有油什么都没有，煮着吃了我们个个都得疟疾打摆子，那时候我们个个都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那就靠在车轮上烤太阳。” 事实上，战时交通的无奈还不仅于此，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一方面拼命修筑一方面又在努力破坏的循环之中，这里面的艰险、忙碌与混乱，岂止是“一言难尽”所能形容？但这项跟救火一样的工作却从头开始都未曾间断过，问题是任凭我们是多么的努力也赶不上战争所带来的庞大压力，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到了最原始驿运。 所谓驿运就是利用人力以及牛、马、骡子、骆驼的兽力来分担运输的工作。驿运的路面要求比较低，我国自古以来便有驿站与驿运通路的设置。丝绸南路从康定、拉萨到印度的2千5百多公里便是典型的古代对外贸易途径，没想到千年古道如今又派上了用场。 民国28年元月，交通部成立了驮运管理所，现代驿运便由此开展了新叶。总计战时以重庆为中心启用的旧道以及另辟新道所组成的驿运干线就有八条之多，由是，骡子、骆驼、板车、鸡公车不绝于途，在宽广的国土上交织而成一幅壮观的交通网，这些生命也为它们苦难的国家延续了行将窒息的生命。 民国31年是我国对外交通最为黑暗的一年。当时日军攻陷仰光直杀腊戌，滇缅公路自保山以下都不保了，这意味着对外的唯一管道已被截断，赖以运补的一线生机只剩下（民国）30年底甫经开辟成功的喜马拉雅山驼峰空运线了。 有关驼峰故事，由于国际背景因素十分复杂，我们以后再谈。但无论如何单靠空运一个月3、4千吨物资，对庞大的中国战场而言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所以又赶修了中印公路。 这条路从印度的雷多经目前缅甸的新平阳、密支那到我国云南境内的腾冲、保山便可以接上滇缅公路北段，但其重要穿通层层原始山岭森林，都是旷古以来人类足迹从未涉猎过的蛮荒之地，工程异常艰困，光是勘测的工作就够骇人听闻的了。参加滇缅开路的林则彬这回也来到了中印公路勘测队，他回忆说： “我们在中国境内这边还有人、有乡村，一过了高黎贡山，它等于是山那边就是缅甸的境内，都是原始森林，在里边看不见太阳的，钻进去的！都是从古以来没人走过的，地下树叶都是很深，一踩踩下去看不见底，所以沿路我们找了这个土人，找了几十个人，一路就砍???砍树啊砍草啊砍树叶，跟着他开着一条路走，走到那里边蚂蟥很多，叮到这里就吃到肉里边，一拉出来就是一条。蛇，都爬来爬去。晚上呢，找个平地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那地下都是蚂蟥啊蛇的，我们就在树顶上，那树是大树，树上面在树桠桠里边就砍了竹子铺在上面，就在上面睡。到天亮的时候，树叶有阳光透进来，树林里鸟啊，各种叫都有，起来一看，我们衣服都没有了，都是猴子啊！满山都是猴子，猴子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当时，我国自行开采的石油非常有限，所以在中印路开辟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项任务，那便是铺设油管?????? 林则彬：“油管它那边印度铺到密支那，再由密支那这边再铺到昆明，这一条路差不多2000多公里，所以这个工程也很大。” 中印公路的西端由美军先行开工，不久，我国工兵第10团也加入修筑的行列。 民国32年秋，雷多到密支那正式通车，至于保山经腾冲到密支那这一段的完工则为民国34年元月，距离胜利只差7个月的时间了。这条大半由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打造出来的通道便是名闻全球的“史迪威公路”。 一寸河山一寸血（25） 长江，这条汇聚了三千六百余条支流而成的大河，是我国横贯东西的水路主动脉，在抗战八年的艰苦过程中，它也是枪林弹雨血肉纷飞的主战场。民国27年10月武汉陷敌后，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似乎已失去了长江中下游这一片广大的菁华地区，但事实上日军并未能充分占领、控制这条长约1200多公里的水域以及两岸无尽延伸的土地，因为神出鬼没的游击部队随时都可能出其不备发动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疲于奔命······ 记得白崇禧在衡山会议中曾经提到日军小、短、浅、虚的四大缺点，其中的“浅”是指他们不宜深入作战，当初冈村便是犯了深入武汉的忌，因此不得不在南昌打一战，以保住自己的脑袋。我方深知日军的缺点，因此，在（民国）28年底冬季攻势中，便令第三、第九两个战区合力猛捅沿着长江的敌军据点，搞得日本人顾了头却顾不了尾，伤透脑筋！不过，更让日军头疼的却是另一组见首不见尾的隐形部队，这支队伍才真正的在持续不断地破坏、截断、甚至瘫痪敌人，利用长江这一条滚滚大河作为主要运补线的功臣却是我国的海军。 海军，这个抗战以来接受过最完整的养成教育的军种，由于国家穷、船舰的残破落伍，先是失去了海洋，武汉之役又在洞庭湖毁掉了几乎所有可资作战的舰艇，因而使他们为国效命的舞台尽失！但，中国海军并没有在战争中从此缺席，后来他们有的编入了陆军、炮兵、装甲兵，有的转役空军，有的则潜入敌后成了游击队。虽然，在角色上白云苍狗、沧海桑田，有了极大的转变，但出生入死奋勇杀敌的豪情并未稍减，在长江中游冒死布雷，吓阻敌军运输船舰的通行并给予致命打击的任务便是这些勇士们的杰作。 第二十五集 火并大江中游 海军布雷作战早在淞沪会战的同时便已开始，（民国）26年底南京失守的同时便正式成立了布雷队，以迟滞日本第三舰队的溯江长驱直入。武汉沦敌后，敌人倚赖长江进袭西南并为数十万挺进部队运补，生命线的重要性更形浮现于台面。 海军部于民国29年间先后规划了三个布雷作战游击区：由东向西第一区为芜湖江阴段；第二区为鄂城九江段；第三区为监利黄陵矶段。计有刘德浦6个中队；林祥光、周仲山4个挺进队；李向刚两个布雷游击队。在战时，就这些人以最为经济的人力与财力，发挥了难以估计的封锁效果。 雷，统称水雷，我们可以视之为漂在水上的炸弹。抗战军兴，欧阳格在电雷学校时代就开始研制了，当年潜入苏州河炸“出云号”的便是我们自制的水雷。后来制雷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但制造的环境却越来越简陋，因为他们多在紧邻沦陷区的荒山僻壤，甚至敌后秘密施工的。即使如此，从民国27年到31年五年间，还是凭着双手，靠人工打造出了2万多枚，其中经敷设施放的共有1万8千余具之多。 雷的形状有圆筒形和圆球形两种，敷设方式可以固定，也可以随波逐流。至于引发的过程，有“视发”，也就是看到有敌船过来才引发的意思。另一种为“触发”，只要一碰上就倒霉了······ 海军军官，后来成了布雷游击队的池孟彬描述了水雷的样子，他说： “一个雷这样子4个角，它漂浮，我们可以给它定位，定到在水面底下3尺或者2尺或者1尺看情况，它漂下去敌人看不见，晚上更看不见。假使他船溯江而上，他有任务的话，一碰到这个雷它就炸掉了，因为它碰到这个雷，它这个触角就破掉了，那个玻璃瓶的，这个硫酸就破掉了，破掉就流到电池里面，电池就发生电了，这个雷就炸了。” 雷，有小到只装15磅TNT炸药的，但也有大到270磅的，象这么大的水雷一旦引爆，其威力半径可达2、30尺，一般中型船只只要碰上就没命了。 根据军方统计，从（民国）29年布雷游击队成立开始到民国31年，3年间共炸毁炸沉敌舰140余艘，使他们在长江的交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日本恨透了布雷队，到处告贴悬赏，缉拿我方布雷队员，这便是当时伪政府的悬赏公告，在这张告示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奖金为50元以上”几个字。50元当时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薪资，可谓重赏了。 由于当时汪伪政府已经粉墨登场，并盗用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同时极力配合敌人从事“清乡”的工作，这张告示似可以用来证明了汪精卫的汉奸行径。 虽然昧着良心赚这种赏钱的中国人不多，但潜入敌后布雷还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任务，布雷的整个过程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一、先要抬着雷具通过俗称“鬼门关”的警戒线。 二、靠敌后的“线人”准备好船只，登船进行布雷工作。 三、再通过敌哨层层的鬼门关返回安全区。 池孟彬回忆他的布雷经验说： “那么雷一个的话，通常总是要有100多公斤吧，要4个人抬，抬50华里到100华里不等，看这个警戒线是在后面还是在前面。通常的话你出了这个警戒线一定是在日落以后，我们开始走，走到江边一定要在午夜之前到达，为什么一定要午夜之前到达呢，假使午夜以后的话我们就来不及回来了，雷到了江边，谍报员的这个船就来应接我们，我们就把雷分批运到这个船上，划到有流水的江心中间把雷放下去，那雷就自然而然漂下去了。” 但是，布雷工作并非都像池孟彬这么顺利，象刘耀璇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回忆说： “我们出发去布雷，布完雷以后回来，要游秋浦河（安徽境内），游过去了，日本人他等着你回头的时候，他在高的地方就用机关枪射，打我们，就没办法过去了，这个秋浦河里面死伤的很多。后来躲到哪里去呢，玉米田里，就钻到里面去，在里面呆了7天，我只吃两餐的饭。日本人是很残暴的，他把四个角落，四个方面放火烧，火点着以后你没地方走哪，非烧死不行的啊，但我们那时候也不想，你问我那时候怎么想也不晓得。那个兵冲冲冲到秋浦河的旁边了。” 在战时，想要保一条命，除了勇气，显然还要运气，象刘耀璇就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再来听听池孟彬的惊险故事： “30年10月18日，正好双十节以后的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们出去布雷，当时一到了江边，忽然间发现船没有了，掩护部队同担架队非常紧张，尤其是担架队非常紧张，因为没有船不能布他一定要抬回去啊，抬回去不可能回到警戒线，那一定会被敌人发现，担架队队长向我跪下来，他讲‘队长啊’，其实我不是队长，我是队员，他讲‘队长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个雷下下去，要不然的话，不但我们被抓，这个附近的老百姓都要被杀死。’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我就调这个士兵，我讲你们谁愿意跟我下水的举手，结果有四个水兵，11个雷恐怕总要在水里面泡上差不多快一个钟头，半个多钟头。我在工作的时候咬着牙齿不怕冷，那个时候还不感觉僵冷，后来这个雷一推完之后，唉呀，忽然间感觉到整个身体非常的僵冷，我咬着牙齿就游回来了，游到岸上人已经倒下了，已经没有知觉了。” 敌后布雷固然危险，但敌前布雷也不见得轻松，因为这项工作基本上必须在空无遮掩的水面上进行，倪行祺回忆他的布雷经验说： “去布雷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师部沿江的部队，就说我今天要去布雷，因为江边都有机关枪的堡垒，防御敌人的，我们是从上游下来，可能因为这个通讯不好，结果我们给师部（电话）师部没有传达下面，士兵在里头···陆军士兵和这个比较少接触，（因为一般）上游下来全部都是敌船，我们一开始去布雷，他机关枪扫射，两个士兵一看就跳水了，我那时也没有办法，我就趴下来，那前面的小火轮的队长赶紧拿话筒来叫‘同志啊，自己人不要打了’，他机关枪才没有再打。换一句话说，去布雷的时候你要预防敌人打，还要预防自己部队打。” 在湘北战役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一连三次的长沙大捷，但却很少人知道在此水乡泽国地区作战，为什么日本强大的第三舰队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事实上，海军布雷队在湘阴一带水域冒着生命危险布下数以千计的固定雷，确实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吓阻力量，倪行祺还保留着50多年前被枪弹贯穿过的旧军服和一只遇险中弹的小铁盒，可以为当时布雷任务的艰险留下永恒的证物。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陆上战斗，时间已经是民国29年，日本陆相畑俊六于这年春暖花开的4月下令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率部向我第五战区进行攻击，11军在鄂北集结了第3、13、39三个师团和湘北调来的2个支队，约10万之众，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准备给李宗仁一次报复性的重击。这场仗始自鄂北枣阳，终于宜昌，因此战史中称之谓枣宜会战。 这个时候五战区的国军部队约有37个师之多，分左中右三线布防。左翼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中央军是黄琪翔的第11集团军，右翼总司令张自忠辖第33集团军和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此外还有郭忏的江防军沿长江以北地区设防。 4月初，军事委员会指令五战区：避开日军进攻锋芒，以小股部队狙击迟滞，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灭敌人。 蒋委员长更严令郭忏：按兵不动，坚守江防，以防敌军突击汉宜公路线。 民国29年5月1日，日军第3师团突破我左翼防地，5日陷泌阳，7日下唐河，回旋转向枣阳。我军机动兵团自确山方面西奔驰援，收复唐河，跟着日军尾巴猛追。 日军13师团于6日从钟阳出发陷丰乐河，过田家集，8日到了张家集和第3师团会合。 5月4日，第39师团从随县向西打，84军174师首当其冲，在唐县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战斗。174师为了掩护友军主力撤退，边打边退，牺牲惨重，师长钟毅于是役阵亡。钟毅，广西人，在突围时遭敌军伏击，战至最后仅余30余人，弹尽援绝，举枪自杀，年39岁。枣阳于是日陷落，但日军没有捕捉到我军主力。 同日，日军集结于枣阳以西、唐白两河之畔的襄东平原的时候，原先撤离核心的国军部队此时已形成了反包围的态势。 5月10日，我军约4个集团军的兵力分从唐河、新野、光化等方面以左、中、右三路围攻日军主力，但这一路过来并未造成日军的严重损耗，战斗力还相当的顽强，所以，本是个主动的围歼作战，却演变成了一场殊死的大火并。 5月13日，日军终于在重重包围中向南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在黄龙垱和方家集却遇上我方右翼守军张自忠的部队。园部和一郎听说张自忠是带了5个师的部队东渡汉水进入战场的，一时心头有点发毛，于是他连忙把13、39两个师团以及池田支队主力全数集中向南压缩······ 但事实上，张自忠于5月上旬奉命东渡襄河截击日军的时候留在河西的只剩下一个74师，换句话说，他这个时候渡江只带了74师和司令部的一个特务营而已。行前，他的副手冯治安曾力阻他亲自披挂上阵，但张自忠执意不依，并悄悄留下“遗书”逐波而去。这封给冯治安的信，大意是： 仰之（冯治安字）我弟：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奔着我们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都得请我弟负责，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自忠率74师于5月8日与绝对优势的敌军在新街遭遇，恶战了一场。9日北进峪山，有展开一轮血战。11日，圆部得知了张自忠的行踪，于是倾其所部全力围攻，两军连战五昼夜，张部粮尽援绝，直到16日，张将军身中数弹，终于求仁得仁，随同他作战的少将高参张敬以及全体将士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长山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张自忠将军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午后殉国了。回想（民国）27年春，他一昼夜行军180里营救临沂，击溃板垣、武汉保卫战阻敌于潢川、随枣之役歼敌于田家集的英勇往事，就如同昨日一样，虽然今天我们所能取得的只剩下他殉国前三天所留下的战斗详报，但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他已是一个永恒的英雄！ 1997年，湍湍而去的汉江流水依旧，只是夕阳下襄阳的身影却已是一幢幢高耸的现代建筑。襄阳，这座身经百战的历史名城，连个名字都已在岁月中渐渐淹没，新社区连接了汉江两岸的襄阳和樊城，取了个新的名字，叫襄樊市。唯一留存的一点历史痕迹，大概只剩下这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吧。 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城墙的建筑上花了不少功夫，这一点可以用来说明，她是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曾几何时，城墙在人类文明的精进中慢慢失去了它的价值，如今，只能伴着荒草供有心人凭吊了！ 十里长山在襄阳南去一百多里地靠近宜城北边的一带山区，这里便是1940民国29年5月间张自忠率领33集团军74师将士们和日军恶战五昼夜的战场。在十里长山一座不知名山头的山脚下，留有一座同难官兵冢，算是当年在这个战场上捐躯的官兵们最后的归宿之处！ 从山脚下遥望山顶，可以看到一座碑，据说那里就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处，由于没有路标，要爬上那座山头并不容易，所以这几十年来上去的人不多，幸好如此，而使这座山头保有了它自己的庄严与肃穆。 张自忠的纪念碑是民国30年建的，正是南瓜店之役的后一年，显然，后来国军又光复了这一块土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改变人间面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象这一座碑一样。 张自忠的殉国对我军的士气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个时候，日军第4师团已经接上了平汉路方面的防线，使他们有比较充裕的兵力南逼宜昌。6月初，日军纷纷西渡襄河向南进袭，荆门、当阳、沙市相继陷落。13师团一部又自白沙洋向西直捣，宜昌岌岌可危！ 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终点，也是重庆的玄关，一旦陷落，不仅重庆的大门洞开，连五、九两个战区的呼应也被切断了。这个时候，陈诚临危受命驰援疆场，但由于襄枣吃紧的时候，李宗仁调走了郭忏的94军，来不及回防，因而削弱了防御能力。 14日，宜昌终告陷落。 15日，陈诚下令反攻，虽然尾随日军南下的国军连克襄阳、宜城，进至荆门、当阳，彭善的18军也曾一度杀进宜昌，但最后这个玄关重镇还是拿不下来。当年参加是役的官兵们回忆这场激战的情形说： （94军55师见习官）杨书田：“我们守宜昌，守宜昌外围机场的上面，叫鸦雀岭啊。” （77军132师）姜金生：“飞机轰炸他每一天一批一批地炸，后方也炸前方也炸。” （18军军长）彭善：“飞机来了就让它来吧，我要打它，我要打敌人的，唉？我们的飞机来了，出发。到了终点休息的时候，我那个参谋长、副官问，他说‘刚刚出发的时候你为什么把敌人的的飞机说是我们的飞机啊？’我说我是说给司机听的嘛，这些家伙他说是日本飞机来了，他把车子给我开到田里去，我怎么办呢？” （32军141师）石敦书：“我们一个师只下来了4个人，全部没有了，我也是负伤，我也是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啊，我以后住院很久啊，住院保养以后回到部队，我回去他们都不认识我了，人都换了嘛，还不要我去，不要我进去，那伙夫送开水看到了，他说‘这个小鬼是我们这里的，是我们连的’，这样子才让我进去的。” 民国29年7月，军事委员会在宜昌地区新辟了第六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他表示这里的仗还没打完。 一寸河山一寸血（26） 1937·民国26年11月，国府西迁重庆。这个月20日发布了一篇宣言，十分坚决地表示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这篇宣言的最后是这么写的： 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国家民族独立之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确实是洒着泪、淌着血的一番肺腑之言，因为，以当时而言，国际上并没有朋友同情我们，在国内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团结，所以，中国之“玉碎”是极有可能的。国府当时的这篇官方宣言所凭借的，说穿了只是一份精神力量，一股维护民族人格尊严高洁情操，以一种不可捉摸的无形力量去对抗无比残酷的现实，对后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但事后证明这一股无形的力量确实构成了当时中国人熬过最艰苦岁月并于最后获得胜利的基本动力。 国府迁都重庆三年间，整个国家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我们几乎失去了全国九成以上重要城市以及向外求援的所有补给管道，五百万人丧生于炮火之中，家园破碎、灾民遍野，几乎没有人有把握明天是否能活着，但他们还是努力活下去，支持他们活下去的力量是希望，而具象的希望便是重庆，因此，我们称这个战时的首都为希望之城。 我们曾多次提及日本对华的策略打从头开始就是摇摆不定的，早在战争伊始，他打的便是泰山压顶、速战速决的算盘，后来发现整件事情似乎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便改辕易辙，以战逼和，所以在淞沪战后，在攻下南京的同时，都有过类似的动作，但并没有达到目的，直到1938·民国27年拿下了武汉，想这下总可以了吧！由是，又找了意大利人、英国人等出面穿针引线，劝降促和，关于这些动作，国民政府的态度还是坚定不移，不予搭理，这一来搞得日本人有招耍到无招，困惑不已。其实，日本人最大的败笔在于不了解中国人的韧性和民族性，以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最后陷自己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劝和不成，他们的下一步棋便是分化。很不幸，汪精卫把不住了，于是便有了27年底媚敌出走的事件发生。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实说，当时作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一个，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我们是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何在？！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的存在着，古人有道“时穷节乃见”，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 第二十六集 重庆精神 1940·民国29年，宜昌沦敌后，军委会在这里新辟了第六战区，以拱卫首都的大门。重庆的玄关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尽头，在往里走便是三峡天险了。民国30年3月，日军曾企图溯江叩关，但被我国江防部队据险击溃，日本陆海军头一次尝到了中国西南高山峻岭险恶地形的苦头，从此不敢轻易造次。 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对俄国人来讲至少减轻了后顾之忧，因此对中国的军援也不那么积极了。 话说我国空军，在武汉一役之后，几乎已是无机可乘的停顿状态，在这一段时间里，只有靠苏联的援助弄到100多架性能远不如日本零式的战斗机支撑困局，苏联一撒手，连这些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从1939·民国28年开始，中国便陷入天空开放无以设防的危局。日本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展开了他们继速战速决、以战逼和以及内部分化后的第四套策略——滥炸攻势，企图以此瓦解中国军心。 民国28年，日机对我川、黔、甘、滇腹地各省乡进行密集轰炸。单以这一年来统计，日机空袭的次数即达2600余次，出动飞机14000余架次，投弹60000枚，我国各地平民被炸死的达28000余人，伤31000余人，全毁房屋有138000余幢之多！可谓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其中，尤以重庆被炸得最惨，因为日本人渐渐感受到原来南京并不重要，武汉也不足奇，只要军事委员会设在哪里，那个地方便成了对日作战的指挥中枢，只要蒋委员长存在一天，中国战场的战事就一天不能结束，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探寻委员长行踪，包括桂林行营、重庆军事委员会，甚至乐山都被炸得稀烂过。当时人在四川的知名女作家苏雪林回忆说： “乐山是一个三等县，是介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一个三等县，敌机故意不来这个地方，没有目标可以炸嘛，它可以不来嘛，但是有个谣言，说是蒋主席蒋介石先生在这个地方开会，所以那一天就来了十几架飞机，把这个乐山城投了炸弹，也投了烧夷弹，把整个的城市都烧完了，炸掉了四分之三，人啊死了4千多人，那是非常之悲惨的一件事情。” 民国28年11月2日，日本人恼羞成怒，竟然猛炸委员长位于浙江溪口的故里，这里既无工厂矿山也非战略要地，只是个宁静秀美的山乡小镇而已，但是当天，在山崩地裂的轰炸之下，委员长长公子经国的生母毛夫人被活活炸死，教授经国夫人蒋方良华语的黄姓老师也被炸得血肉模糊，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溪口镇，一瞬间竟成了废墟！ 在战时，凡是住过重庆的人，都难忘记民国28年5·3和5·4这两个惊心动魄的日子，那种经验是“非过来人”所不能想象的。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访问到了许多位亲身经历过大轰炸的人士，从他们口中，也许您可以感受到一些人间炼狱的景象： （重庆市民医院）苏顾毅：“飞机象叶子似的一排，很远就看见那个天空小小的东西就冲着我们那个树林那个方向来了，等到近的时候看它一个一个黑的东西往下掉，就听见声音了，听见‘日···’的声音，等到快要到地下了，那声音就不是‘日’的声音了，就好像一筐子破铁在那里筛的样子，‘沙沙’响，‘轰’一声不见了，都钻到地底下去了，那火就冒起来，连那个楼房哪、地皮哪简直···那声音就好响啊。” （重庆市民）刘治安：“炸弹啊就甩在我那个门口，把老子我在那个床铺上跳起来的丢好高。” （军委会政三厅）陶涤亚：“那炸弹一下来呀，那一个风打得我的耳光啊，打得痛得不得了，又是风又是沙，就赶快进防空洞，在经过几个小时出来以后，那种···真是惨不忍睹啊，我看见一个路灯上面的电线上挂着很多尸体，有的是一块肉，有的是一个膀子，有的是一条腿，我看到还有女人穿的玻璃丝袜的一条腿，连高跟鞋都挂在上面。” （重庆市民）张国方：“就拿那一种卡车来装到那个断的头断的脚的时候啊，那看见了惨不忍睹啊，那有的还看到，譬如说把母亲炸死了，那孩子还在那里活着的也有啊，那有时候把孩子炸死了过后啊那母亲还在旁边的还有啊，那看起来的话那一种哀号的样子啊，那你们没有看过哪一种情况。” 如此人间惨剧，活在太平世纪的后人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再大动乱的时代里也有一些有趣的轶事，刘方圆说： “那一年，就是炸合川，她那个男人就在合川办馆子，那个婆娘就在重庆帮人（帮佣），她说‘我那个男人啊炸死了’我就在看，那个死人炸得脑壳黑不隆冬的一身血又认不到，结果她拖到就搂起来哭，后来她的男人在她屁股后头一拍，他说：‘我还没死’。” 尽管空袭已经成为战时后方老百姓的最大灾难，但它并不能动摇重庆老百姓抗战到底的决心。 （民国）29年春，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企图将重庆贬为地方政府。 5月，纠众进袭枣阳宜昌。 6月，重庆的大门宜昌陷落。 7月，英国人凛于日本淫威封锁了滇缅公路。 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国民政府做出了坚决的回应：9月6日，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 陪都一制始于周室，当时以“镐”为京，洛邑为东都，也就是国都之外另立一都的意思。国府在此时发表此一宣示，目的便是在正告世人：抗日的中国政府“现”在重庆！从此，重庆便成了“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了。 为了报复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日本飞机这一年更变本加厉，对重庆展开了疲劳轰炸。“疲劳轰炸”实战时待过重庆的人毕生难忘的痛苦经历，但是它也具体地呈现了无形的重庆精神： （中央大学学生）王作荣：“他每天搞几架飞机来，他连续来，就是说一次来几架、一次来几架，从早来到晚。” （战时中影厂演员）王珏：“那么有的是从柳州，有的是从武汉，有的是从河北，也就是说整个大西北（南）他没有拿去啦，他算好了时间，譬如这一批飞机到了以后，他算好时间，一走，这个就接过去，24小时给你轰炸。” 王作荣：“你就躲在防空洞里面，那当然是很疲劳，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疲劳轰炸’。” 张国方：“因为重庆是那种山城嘛，那重庆就像一个磨子一样的，那个防空洞不大，都是山边毂进去十几公尺二十公尺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个炸弹一丢的时候啊，他那个炸弹丢的非常的密集，到处丢的时候到处都死人嘛。我经过有这一种情况，好像有3天3夜都没解除警报。” （重庆市民）余绍南：“有一年8月间，我生小孩子的时候，刚生完的第二天晚上，那个夜袭不解除，现在我背部都驼啦，我现在天天来公园来锻炼，我不锻炼我人已经死啦。” （重庆市民）周模昌：“红灯笼一挂，那就是紧急警报，刚刚红灯笼插上去了，好，它一下来就休息，后来就是挂绿灯笼，刚刚才放下来，那里又搽红灯笼上去，就这样7天7夜啊，一直没解除警报。” 苏顾毅：“重庆市都看不清楚了，不认得路了，就到江边一看，重庆本来是个山，就像一个火山一样，就看江里面那个倒影完全是那个火苗。” 蒋委员长在黄山目睹劫后重庆，他在日记上写道：“中心市区自午至晚焚烧之区，大小火头有三、四十处，延烧至夜八时后尚未熄，使人灭寝忘食，坐立皆不能安······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之高度爆炸弹、炮弹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我们很难想象，当蒋中正写下这一段话的同时，心头，是何等的辛酸与沉重！ 在这一年的5月，政府将重庆市的老弱妇孺疏散到乡间去，为数达25万人之多，而其他人仍留在满城的断垣残壁中。政府竭尽所能，一面赈济灾民、安定人心，一面挖筑防空洞，使重庆成为一座地下城市。在一个个花岗岩凿成的岩洞中，工厂照常生产，机关照常上班。重庆，不是不怕敌人轰炸，只是它深深知道，自己必须熬下去······ (战时作家)胡秋原：“到重庆的电线杆子上都是肠子，人的肠子跟肚子，也没有收尸的人，也没有人流泪。房子打垮了，房子烧光了，他们在旁边重建，我看见他们又重新把那个房子要搭起来，也没有人流泪，这就是中国人啊，无泪可流。” （重庆驻军）梁绍文：“他来轰炸，房子炸掉了，今天炸掉走了，明天第二天就开始修。” 陶涤亚：“炸得自来水没有了，到河里面去挑水吃；炸得电灯没有了，点蜡烛、点油灯，每天大家就等日本飞机来，一大早，很多人家全家都是提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面装的是热水瓶、装着干粮，就是持久抗战。一听到警报一响，就到防空洞门口，等到这个紧急警报再一响，大家就进洞子。等到这个飞机走了，炸过了，大家就出来透空气，透了空气还是照样息作》” 刘方圆：“那个狗见到拉紧急警报啊，把尾巴一夹，脑壳也跟着直起，就要找躲挡，要跑，狗喔，我们在城墙边那儿一躲，那个紧急警报一拉，把那个家里喂的有个肥猪可真是大哦，起码有300多斤，拱进来哦，它又不叫又不啥子，人要进洞子它也要进洞子。” 在重庆大轰炸的历程中，最为不幸的一次惨案发生在民国30年。 王作荣：“那么在重庆街上,正街上面下面，就是那个底下啦开了很长一个大隧道，这个隧道里面可以容纳好几万的人躲在里面。民国30年的6月5号他这个飞机集中来炸嘛。” 苏顾毅：“那个时候做小生意的钱财都在身上，看电影的这些年轻人都往里挤。” 王作荣：“那一天大轰炸了，那个地下室就容纳几万人在里面，在里面时间久了，他从一早晨一直炸到晚上，这样就是空气没有了，空气没有了只有闷死啊，都拼命要找这个出路出来嘛。” 苏顾毅：“他们就拼命地挤啊，人都堵在那个洞口，把那个洞口都堵死了。” 王作荣：“当时真是不科学，它这个防空洞的开门，它这个门是向里面开的，那里面的人挤出来的时候，越挤那个门就越开不开。” 胡秋原：“结果两万人，一、二万人就在这个洞里面统统都窒息而死了。” 王作荣：“第二天那个附近的一条一条街啊，那个商店都没有开门的，连伙计带老板全家都闷死在里面嘛。” 苏顾毅：“卫生局上班的时候就派我们去了，这个洞口外边摆个桌子，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我是公共卫生护士，穿那个蓝的衣服，不是白的。那个医生就坐那儿，就看他们下去挖出第一个···拿出这些死人嘛，先都不肯有人下去拿，说那儿有鬼，好可怕，这马灯下去就熄掉了，那个碳气太重了，没有氧气。” （重庆市民）刘延明：“挖出来那个人哪，那个脑袋都钻到土里去了，都这样子，那个难受啊。” 苏顾毅：“有的都自己把自己抓得血淋淋的，一条一条的，有的他肿的涨的已经好像吹的气似的，这个样子。” 这是6·5惨案发生当时所拍下的一张照片。近60多年后，我们又造访了这个当年叫人惊心动魄的地方，大隧道朝天门的这个洞口，深邃依旧，但昔日躲警报的防空洞如今已改成时髦的KTV了。人，虽然是一种容易“忘记”的动物，但这些搬不走的“洞子”却不容后人漠视、曲解，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似乎应该试着去了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挺着腰杆维护民族自尊的担子有何等之沉重？！ 蒋纬国：“到了台湾以后啊，有一次，他来视察我们装甲兵的一个修造工厂，走到一个老的工人，年岁比较大的工人的旁边，父亲觉得：哎，这个年岁怎么还在军中啊？就问他：‘你是什么时候从军的？’他说：‘我是在汉阳兵工厂就参加的，我到了台湾以后，我也没得家了，所以工厂里头还缺少人手嘛，我就留下，只要我身体做得动一天，我还是在此地。’父亲说···鼓励他，鼓励了他几句。正预备回过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啊，这位老工人呢，他突然的，他没有叫‘总统’，他说：‘委员长，你这个几十年，太辛苦了，太委屈了，你要保重。’那一天晚上啊，我回到家里同父亲一起吃晚饭，父亲他说：‘今天厂里面这个老工人对我说的话，安慰我的话，鼓励我的话，只有你的祖母······’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啊，‘只有你祖母跟我讲过之外，我没有听见第二个人讲。’” 嘉陵江的水缓缓地流着，临江门前的石台阶依然如故，只是聚集在这里的熙攘人潮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回想五、六十年前，数以万计的各省同胞从水路逆江而上，便是沿着这一层层石台阶一步步投奔重庆的，所以，它不仅是战时重庆的地标，也具象了无以捉摸的重庆精神。 一寸河山一寸血（27） 没有走过生命，不知道生命的可贵，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同样的，没有吃过苦的人也无法去体会穷困的滋味。 在《山河岁月》这一系列节目中我们纪录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日战争的部分战史以及发生在当时的重要事件，其目的希望您能够从我们所提供的血淋淋的画面和活生生的证言中，去感受生命的意义与战争的本质。今天，我们要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看战时生活，以此为您构建一个“穷困滋味”的想象空间。 战争本来是经济社会的超级杀手，它摧毁了人们赖以维生的一切，吃的、穿得、住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过去，也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是生、是死，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就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人只凭着一股子气和一股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熬过了八年。至于这八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实在不是后人所能想象的。 以下的访问便是出自亲身经历过战时生活过来人口中，这些话其实只是说出战时物质生活条件低劣的一小部分而已，先讲到穿，后来官拜行政院长的孙运璇回忆他当时所见说： “我在大西北看到穷到连裤子都没有的穿。”【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2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成都华西坝居民）严济于：“衣服有时候洗干净就好了，难免是补来补去的啦，这个事实是嘛，大家你也不笑我，我也不笑你，没有哪个说，喔，你今天穿得不好干什么的，没有，没有的。” 至于吃呢，那就更简陋了。战时在太行山打游击，后来当上立法委员的吴延环回忆说： “根本没有油啊，吃饭不说香不香，没有油怎么香呢，就酸不酸，我们几年没吃过油啊。现在我都是，因为岁数大了，说是脂肪别太多了，我碰着油我都把它倒出来，那时候还得了，哈，碰着了油我得喝两瓢才过瘾呢。” 李国鼎，这位后来曾任经济部和财政部长的内阁大员也提到了缺油的故事，他说： “有一个同事啊叫陈志仁，好久没休息到路上看到他，他说‘我觉得干得很，肠子也不那个，所以就买了一瓶麻油带回去，尽量吃那个麻油’，就这样度过这个生活。” （空军高炮部队）梁绍文：“米啊，发的米啊，你也不能不碾，不碾的话不打一道过后实在是不能吃，你打多了过后又不够吃，因为没有油啊，那个士兵吃的饭呢吃的特别多，他本来吃两碗他要吃三碗，吃三碗的要吃四碗，这油水不够嘛他饭就吃得多嘛。” （冀鲁山区游击队）翟醒宇：“我们的士兵饿了以后没办法，又听见狗叫，就派了三个队员去打狗去，拿着枪去把狗射杀了，那狗除了皮以后一点肉都没得，皮都不剥就煮一煮，大家就是喝那个汤。” 孙运璇：“就在那样对政府打日本大家还是一直拥护，不要投降，要干到底。” 战时，民众支持政府抗战到底的情操是可感的，但政府是否有能力照顾老百姓获得最低程度的生活条件却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老实说，日本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868年明治维新的时候就起步了，而我们直到北伐之后才开始急起直追，其间足足落后了60个年头，所以在当时我们即使不打仗，日子都很难过下去了，更何况战争呢？ 先就粮食一项来讲，也许您难以置信，我们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时至1933也就是民国22年，还得对外进口粮食达260余万公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农地有一部分用来种植烟草、鸦片等高“经济”效益的作物，大部分又是所谓的“靠天田”，一旦碰上旱灾、水灾，大家就只好饿肚子了。 民国23年，可以视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开始，政府在艰困的“建国十年”中大力投注水利灌溉工程、开发耕地面积，中央农业研究所象孙恩麐、沈宗瀚更努力着改良土壤、培养新优良作物品种以及防治植物病虫害等的研究工作。当这些新思维、新方法注入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的同时，立竿见影，确实有了显着的改善，可惜，眼见自足有望的时机将要来临的时候，战争却爆发了。还好政府在建国十年间做了许多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苦工在抗战时期产生了难以估计的效用，使一个苦难国家不绝于缕的命脉得以延续。 假如我们把农业视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中的传统部分的话，那么象征现代化的工业状况就更凄惨了。虽然“九一八”以后我国每年的工业生产成长率都高过9%，但它占全国生产毛额也不过13%而已，可见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社会。更糟糕的是这些现代化的生产“机器”都属外人投资，而且集中于沿海通商口岸一带，开战不久，这些港埠便纷纷失守，换句话说，我国刚刚萌芽的现代化工业幼苗也跟着夭折了！ 现在，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看当时的工业生产状况： 民国29年国民政府可以充分或部分掌握的大约为14个省份，这些省份的工厂数目在战前仅占全国的13%，以民生必需品布料为例，这14个省所有织布厂织出来的布事实上只占全国总产量的5%，可谓少得可怜，但据估计，到了民国29年，从战区、沦陷区涌入后方的老百姓、军人已达5千万之多，使后方人口从战前的1亿8千万骤增到2亿3千万，约当全国总人口的50%。换句话说，5%的民生工业生产能力要提供50%民众的民生需求，由此看来，没有裤子穿便不足为奇了！ 还有个数据也颇令人吃惊，那便是汽车运输的状况。以公路公里数而言，这14个省虽然占全国42%，但行驶车辆的总数却只占全国的8%，由此，您大概可以想象路上车马寥落的景象了。 以如此原始简陋的物质条件去从事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但中国人往往能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作出别的民族办不到的事，常言道：“穷则变，变则通”，但怎么变却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一集节目中我们搜集到的部分资料便是中国人如何在极端艰困中变通的故事。 第二十七集 资源开发 民国27年，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扛下了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沉重担子。在海运无门、孤军作战的岁月中，他们就地取材，无中生有，从民生必需品到军事物资样样自己来。 早在淞沪战役中，日军就罔顾国际道义，对屡攻不下的国军阵地施放毒气。当时，中国军队面对化学武器除了捂鼻子之外，简直无计可施，因此，丧生、重伤于毒气之下的国军无以计数。后来，当我们从事制造防毒面具的时候，又陷入了没有原料的困境。当时任职中工所的工程师顾毓瑔回忆陈立夫支援他制造活性炭的一段故事，他说： “陈立夫先生他是工程界的老前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教育部部长呢，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常到我中央工业实验所来，我们俩个人谈得非常投机，他喜欢新的事件。他看见我们中工所有一个空房子里厢（里面）堆了一大堆这个椰子壳，他就问‘这许多椰子壳是哪里来的？’我说这个是九一八以后许多中国（在）海外的华侨，特别是南洋的，东南亚的许多华侨，每人都说没有什么东西捐，我们这儿有得是椰子壳，椰子壳是做活性炭最好的原料，活性炭防毒面具嘛，我说就是没有钱啊，要不然就可以做成功活性炭了。他说‘中央党部来出钱。’那个时候出多少钱啊？两千快钱！我们造一个炉子，就把这一大堆，一个屋子的这个椰子壳都做成活性炭，经过工兵处（组）来验收合格，好了，我们第一件啊，就是对防毒面具的这个···活性炭啊解决了。” 在民生物资中，食盐是十分基本而重要的一项，在海盐线尽被封锁，海盐无从取得的窘境之下，2亿多军民的食盐问题如何解决呢？ 顾毓瑔：“四川天府之国啦，四川成都啦，重庆新中国，但是盐呢都是土法做的，3000尺以下的卤水，把那个白铁皮做成空的桶，到底下去把这个盐卤水把它吊上来，怎么吊上来呢？牛车转圈子把这个水吊上来，顶顶简单用一个锅炉，不是很好吗，有27个重要的盐井，我们把它机械化，每一个盐井我们给它一个锅炉，锅炉的这个钢板怎么讲，我们没有转扳机怎么办呢？我们人工转。山西有班工人，机械工人，他懂得怎么样把一块钢板在没有转扳机的情形下做成功一个简单···顶顶简单的一个锅炉的，这个燃烧加压式的这种锅炉，做了27个，这个人工的伟大呢，我们老百姓真有智慧。27个锅炉一来的话，盐产量加了两倍。” 糖，也是个问题。战前，制糖可以慢工出细活，用土法炮制，但是一下涌进了5千多万人口，供需便产生问题了。中工所在红糖变白糖的制程中也做了贡献。 顾毓瑔：“糖的做法是土法得不得了的，这个甘蔗大家都知道的，甘蔗榨成功糖水，糖水熬···熬成功黄糖、红糖，红糖变成白糖这个事，这一个过程非常之···时间非常之长，要差不多···要7、8个8、9个月，它把一块泥巴，一滴一滴一滴通过一个泥巴把这个红糖变成红白糖。我们机械厂，中工所有一个机械厂，制造一个手摇的离心机，离心机是顶顶普通的，15分钟可以代替它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对后人而言，洗洁剂应属生活中最为普通的日用品，但是在当时由于没有碱，所以连肥皂都做不出来。 顾毓瑔：“内地没有碱，肥皂没办法做，所以洗衣服用稻草灰，稻草灰中间有一点点泥沙。后来我们在内蒙古找到一个碱湖，我把这个内蒙古的碱湖里头的碱水，冬天结成冰以后把它切成个快，用毛驴把它驮到石嘴山，把它炼成功精···纯碱，那个时候才有肥皂可以做。” 当年，中工所在物质至为艰困的条件下，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成就显然不仅于此，但我们从这些普通的例子中已足够去想象那段困苦的战时生活了。今天，在重庆北碚还留有当年工研所的旧址，这个地方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全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也是一群科学家日以继夜从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研究基地。如今这座西式楼房虽已改作“自然博物馆”，但打着补钉的水泥碑仍然留给后人许多激荡与怀想。 在许多民生物资之中粮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据估计，后方14个省份的稻米生产在战前占全国总产量的65%，照讲战时应该够吃才对，但民国29年秋重庆的米价却飞涨了两倍多，这一部分和当年欠收有关，但更大的原因是战争带给民众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响，该卖的不卖，不该买的也买，于是“囤积应变”，使市场形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失调现象，加上奸商哄抬物价，后方经济的阵脚就更稳不住了。为了挽救此一危机，国民政府于（民国）30年底颁布国家总动员纲领，次年5月成立了总动员会议。这个动员会议主要的作用便在于打击经济犯罪，稳定民生。严灵峰——这位蒋经国留俄时期的同学，回国后就在这个组织中任职，他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 “那个时候委员长就组织了国家总动员会议，他当主席。国家总动员会议下面又有几个组，譬如说经济组啊、军事组啊、经济检查组啊，我是经济检查组，他们就是几十个人办公而已，我们有几千人，我们粮查，我们下面有几个经济检查队，专门处理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我们可以抓人，也可以查封他们。粮食部就是30万石的粮食存在江津，我们把它查封了，因为它最红嘛。他要我们放，我们不放。” 民国29年，政府采纳沈宗瀚的意见，实施“田赋征实”办法，由严家淦在福建先行试办，（民国）30年全国全面实施，同时并对有余粮的人实行“给价征购”，为了怕引起通货膨胀，政府印行了像这样的“粮食库券”搭发，在多管齐下的措施中，才勉强遏阻了投机风气。 我国号称地大物博，但是由于疏于开发，所以很多东西有等于没有，象战时最重要的自给油源“甘肃玉门油矿”的原油还是战前一年才正式开发的。玉门钻探可以说是我国石油史上最光彩也是最艰辛的一页。当年参与玉门油井开掘工作的金开英回忆说： “到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从前有人去过，盖过一个老君庙。2400公尺高，到冬天有的时候零下40度。” 民国28年，由于设备陈旧，玉门的原油年产量仅有400多吨，为了争取更新机具，我国石油界先驱孙越崎直接去找了孔祥熙，在外汇奇缺的窘境之下，孔祥熙还是拨了500万美元向美国采购新的钻凿器材。没想到当这批货运到仰光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一箱箱器材竟被日机炸得七零八落！ 金开英：“炸掉怎么办，就缺零件嘛，所以20几部的机器只有几部凑齐的，就靠这几部啊。现在180万加仑不算什么，那个时候180万加仑是个大号召。重庆到我们矿场2400公里，这个汽油运到重庆去用，三桶油去，留一桶在那里，一桶沿途烧掉，回来就再拿一桶去开回来。” 为了开发辅助能源，中国人在战时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弥补燃油的不足。李国鼎回忆说： “第一个方法，贵州生产的酒很多，这个酒的浓度···贵州很出名的酒酒精的成分有百分之七十几，经过一个蒸馏之后，就可以变成了燃料。” 金开英：“到四川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做植物油提炼轻油。” 李国鼎：“还有一个呢，刚好那时有一家工厂用那个木炭做原料来产生煤气，这个煤气也可以做燃料，这个车子上要装一个（炭炉），就可以拿去给引擎就可以开动。” 这就是木炭车，车厢外的黑桶便是炭炉子。这型车目前可能在任何汽车博物馆都找不到，但它却是战时民间交通的重要工具。在这张照片的右下方是一只轮胎，虽然破旧但不能丢，只好塞上一坨坨棉花凑合着跑吧！八年的仗还是打下来了。 在一场战争中，战场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也是呈现结果的舞台，所以军队便成了耀眼的明星角色，但我们也别忽略了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放枪、打仗，后面需要10个老百姓来供养，所以，仗，对全民而言是休戚与共的。民国29年到30年，国军兵员从250万一下子扩充到了450万，老百姓等于增加了一倍的负担。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共识之下，民间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劣似乎是必然的事。在此一恶性循环中，政府的角色最为痛苦，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开发资源，改善整个经济环境便成了十万火急的要务，但“改善经济环境”和“十万火急”之间本来就具有其冲突性，于是士兵在未获得较好装备之前牺牲了，民众在未获得足够粮食和安全保障之前死亡了。在远水和近火之间，大家好像只能靠着不确定的机运存活下来。八年抗战，也就在这么恶劣艰险的环境中撑过来的。 我们很难想象，假如当初没有这些人赤手空拳无中生有，为战时经济开拓一线生机，其结果将会如何？所以，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场的军人那么响亮，甚至我们连究竟有多少“战士”在经济战线上奋斗都无法统计，但他们对整个民族的贡献却将永志于抗日战争的青史之中。 一寸河山一寸血（28）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敌后进行无间无断、没完没了的游击战争，包括正规军、地方部队甚至老百姓，人数之多几乎难以计数，分布区域之广更难尽数，但游击战对日军所造成的困扰、打击与牵制则是一致的。游击队员在对日作战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处境和作战条件则又是所有国军部队中最为窳陋的。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就这一方面搜集素材，整理出一个轮廓来，让后人有机会领略一下在非常时期中一群从是非常任务的英雄们和他们的非常生活。 第二十八集 游击战 游击战，被解释为：非正规部队，以小规模的局部行动，袭击正规军的一种作战形式。 《中国大百科全书》 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使是正规部队同样可以以游击战法获得制敌致胜的战争目的。 游击，从字面上看有游移不定之意，击，则为攻击，所以比较接近兵法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奇袭，不过游击战基本上是以小吃大、以弱制强的一种有效战法，所以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就是避开正面冲突，不跟你硬碰硬，专挑你松懈、疲惫、落单的时候在狠狠地咬上一口！ 德国军事学者克洛塞维茨更进一步认为： “劣势的一方不定要以消灭敌军为胜，而宜以拖垮其进行战争的意志为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定义似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中，以神出鬼没的行踪、以变化无穷的手段、以疾风迅雷的方式，咬一口是一口，一旦目的达到，瞬间便消失于无形，如此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继而动弹不得。 在对日抗战的过程中，敌我之间的实力正处于人强我弱的态势。开打不久，日军虽然攻下了许多重要的点和线，但我军并没有在整个面上完全退却，如此，便已形成了进行游击战的良好条件。 民国27年，日本孤军深入，占领了武汉。11月，蒋委员长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便明白宣示：“以三分之一的国军，配备于敌军后方担任游击。” 事实上，当战事一开始，华北形势逐渐恶化的同时，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令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八等战区分别在绥远、山西、豫北、鄂、皖等地据险建立基地，展开游击战。后来又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战区，更加强了敌后游击的战力。 在对日抗战中，最先投入游击队伍的应该是东北老乡，因为他们家园早在民国20年就沦陷了。同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从此展开了赓续不断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民国21年到30年10年间，这些抗日义勇军先后发起了13600多次攻击行动，给予日本关东军以及伪满部队莫大的威胁与困扰，日本人莫不视为眼中钉。这些义勇军一旦不幸就逮便以“土匪”治罪，其手段之狠毒教人不忍卒睹，但即使是如此，也未能完全吓阻民间抗日的游击行动。 “七七”之后，他们几经演变而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继续作战，直到战争结束还保有10——15万人之多，其中以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等人实力较为雄厚。可惜赵尚志和杨靖宇都在作战中壮烈殉国，只有他们英勇的故事还留存于白山黑水之间。 从事游击作战虽然来去如风，但仍然需要一个隐秘安全的处所以为补给和歇脚的基地。我国绵亘千里的山脉象五台、太行、太岳、中条、吕梁、恒山以及大别山脉等高山峻岭便成了游击健儿出没的庇护所，但是，这些鸟不生蛋的地方虽然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却无法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所以他们必须以战斗来换取生存，天天都过着拼命保命的日子。 六十年后，我们分别访问了战时曾在山区作战的前游击战士们，他们回忆当时的生活状况说： （浙东四明山游击区）赵如林：“中央已经退得远远啦，我们浙江那个地方，换句话说，没有国军部队，这都是叫地方部队，县政府嘛，县政府哪有军队啊，没有的，只有警察。” （察哈尔五台山游击区）李仁修：“因为我们那个没有薪水拿，没有钱嘛，就是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贴个条子给这个村的村长，给我送500斤稻子或500斤面粉，有武器，那时候在山西···有鸦片，那时候日本人种鸦片，要500斤烟土，···就这样生活。” （苏鲁游击区）林卿瑞：“我们那会儿游击队不要化妆，本身就是化妆的。” （海南五指山游击区）钟天作：“多数都是向敌人拿的啦，所以要打敌人那个仓库，那个穿衣服那个布啊都是从他那个仓库抢出来的，都是靠敌人的，你靠自己呀，自己补给啊补给不来的。” （苏鲁游击区）史洁民：“我们就是偷，专门偷他们的武器，专门偷他们的，晚上我们出来就去摸他嘛，游击队这是常有的事情啦。” （苏鲁崂山游击区）仇肇先：“那时候很苦啊，那时候我们饭都没得吃啊，我们都是吃老百姓的饭，都是老百姓剩几样就送几样，弄到就吃，弄不到就不吃，跟日本作战那时候我们的武器没什么好武器。都是突击啊，晚上突击去摸哨。” 钟天作：“上面发30发子弹，打一仗不能够超过10发子弹啊。” （苏北游击区）张耀先：“那我们的部队他要大批的来我们就没有批条了，那支持不住啦，我们是游击队嘛，就是有机会就打嘛，没有机会就跑了嘛。” 李仁修：“钻来钻去啊，神出鬼没的啊就这样。” 仇肇先：“不敢正面冲啊，正面冲打不过他，他们的武器很强大，武力也很强大，他们来了我们就让一边。” 打游击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斗志，尤其在沦陷区里，一般老百姓都经历过家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战火荼毒，他们对日军的怨恨一时间化作了复仇的怒火奔腾起伏，因此，只要锣声一响，农夫可以放下锄头握紧枪把，妇女也可以丢下家务不让须眉，于是，人人拼命，全国皆兵！ 但对日本人而言，游击队的行径跟打家劫舍的土匪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怕的是土匪要的只是财货，而游击队却要他们的命。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游击队放的正是暗箭，暗箭虽然难防，但并非不能防，一般而言，日军对付游击战的方法是“扫荡”，所谓“扫荡”便是地毯式的“赶尽杀绝”的意思，这一点，日本军队心狠手辣，做的十分彻底。 （苏鲁战区日军59师团）小岛隆男：“国民党的军队会把军服脱掉换上便服，就像平常老百姓所穿的衣服一样，因此到了战区根本分不清到底是军人还是老百姓，所以，只要一到作战地区战区，只要是男的就全部都杀，从军司令部下了一道这样的命令。” （苏鲁战区日军59师团）金子安次：“在那个时候也发射瓦斯弹，因为瓦斯扩散开来大家都会感到极为痛苦难受，结果就会从村庄里跑了出来，那时，我们是机枪部队，跑出来的不管是小孩、女人、老人，尤其是八路军，都把他们扫得精光，那一次大约死了一百多人吧！” 小岛隆男：“当时我在···在河川的堤防附近有一栋房子，里面住了一位老先生和一对年轻的夫妇，还有一个10岁、一个6岁的兄弟两人，是个五口之家，当时和我一起进去的士兵就问我：‘队长，该怎么办？这些人该怎么处置他们呢？’我就命令说：‘杀了他们！’那些士兵回答：‘遵命！’一下子就把他们全给杀死了。” 日军对付游击队“连坐”手段之凶残可以从这两位日本老兵的回忆中看得出来，但是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妥协、气馁，相反的，在刀光血影中他们把自己训练得更壮大、更机灵，他们学会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掩护逃生，哪怕是一口锅灶也可以成为逃出生天的孔道。他们也许不识字，但却深谙“避其锐气”之精髓，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活着，就是本钱，慢慢的，他们也学会了制造武器。 史洁民：“我们就是自己那时候有个小型的兵工厂，就是造那个土枪，打个两、三发就打不开了。” 苏鲁游击区：“有时候枪都爆炸了，在里面在后面都爆炸了，有的时候。” 仇肇先：“地雷我们自己做，自己用炸药自己做地雷，我们有专门人才，有专门会做地雷的，就···土药，铁渣子掺进去，有专门做地雷的，我们有专门人才。” （豫北游击区）张德林：“4个人拽6个地雷，一下子就爆炸了，这时候一炸，敌人炸得满街走，往北跑了、往南跑了一大部分，往回跑的也有。” 地雷虽然是使用最原始方式来制成的，但埋雷、置雷的方式却巧费心思，您看，就这么一来，看起来便了无痕迹了。自制的土雷也许并不怎么好看，但杀伤力却依然惊人，日军为此吃了不少亏，这可以从日军的证词中得到证实，但是他们却想出了更毒的方式来对付，今田说： （豫北战区日军39师团）今田实夫：“埋地雷的面积相当的可观，怎样都没有办法前进，日军只有调动工兵队使用探测仪器甚至也用狗，一边搜查一边前进，但有的时候来不及了，就使用被逮捕来的俘虏，没有的时候就强拉当地的住民，让他们先行2、30公尺，而这些人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就踩着了，‘怦’的一声，然后又派新的一位往前走。” 游击队的战法正如克娄塞维茨所说，他们有时并不以射杀敌人为念，象破坏交通、切断补给线、制造混乱不安的局面，让敌人心神不宁、伤透脑筋、了无斗志也是个目的，其他诸如刺探军情搜集情报等等，对我方正规部队而言就帮上大忙了。 （豫北游击区）张德明：“我就是军队的耳目，军队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作战，我们就先走，最好是贴近他那个···日本人的营区附近，调查他的状况。” 史洁民：“天天都要到敌后去，每天要看，要到城里去、要到镇上去看日本人的动作，这个什么时候他要出来，我们就再赶紧往后跑去报告。” 李仁修：“岗哨上面有机关枪哪，有卫兵哪，我们有一种办法，游击队也有女孩子哪，就专门训练她，训练她就化妆，日本人好色啊，这个女孩子专门来搞这个···来搞他们的卫兵啊，就是假装哪卖弄风骚啦，日本人一看，哎，这个女生还不错，以后专门利用女孩子到这个碉堡上去啊，在碉堡上面看，他在站卫兵，这个女孩子在后边，就是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把这个岗哨摸掉了以后他们就没有眼睛了嘛。“ 游击战只问目的，不讲章法，也许没有章法正是他们的章法。在恶劣的环境中，在生死一线的危机意识之下，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达成任务，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 （第九战区99军）金志桂：“把那个稻草同那个棉花放在那个火车道上，人都趴在两边，部队都趴在两边啊，那个火车一来了，它有那个稻草棉花，火车就开不动了，然后我们就两边人就冲上去啦，有枪好多我们就吃好多，抢他的武器啊，抢他的粮食啊，这样子啦。“ 赵如林：“日本人经过燕山那个时候，那是非常危险的，假使我们这个草里面有一动啊，他那边也看得见，他马上机关枪就会扫啊，所以坐在那里从早到晚都不敢动啊，甚至于···说的不好听，大小便就在那个地方解决。“ 显然，日军对我方游击队的死缠活砍是恨之入骨的，因此便展开了报复行动，其对象不仅游击队员，即连无辜的老百姓也不放过，日军对付游击队和平民的手段残暴狠毒可谓罄竹难书，那些丧尽天良的行径假如由中国人说出来，您甚至会不相信，那么，就听听身历其事的日本人怎么说吧： （苏鲁战区日军59师团）新井宗太郎：“有3名中国的农民被反绑在树上，小队长就下命令：‘伍长！拿这个被绑在树上的中国人当靶子做刺枪模范表演吧！’我应声回答：‘遵命！’之后就开始进行示范，接着我又对自己的部下们喊口令：‘拿着步枪，快跑！向前！刺！’然后就射杀过去，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喊着同样的口令13次。那一个中国的老百姓就连续被刺了13次。“ 金子安次：“有一次我和我的战友两个人走进一个村庄，碰到了一个女的，我的同伴想骚扰她，可是虽然想强暴她，那个女人却拼了命地在反抗，他非常生气，‘喂，金子君，过来帮一下忙，将她的手绑起来。’我们俩个人就合力把她丢进井里去，就在这时，女人的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妈妈，妈妈！’地叫着跑了过来，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处理那个小孩，结果，就干脆把小孩子也丢到井里去，接着，再扔了个手榴弹，手榴弹一爆炸就一起炸死了。” 游击队的处境、生活和战斗的实情是很难尽言的，前立委吴延环于民国28年起在太行山区打了4年游击，在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中，我们截取了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故事： 吴延环：“挑水啊要爬过3个那种···这个石头很什么的难爬的那个，爬那么3个山才能过去，过去才能挑一挑的水，那个水就那么困难，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所以容易守的缘故啊，就是因为那儿水困难。他那儿包围着我们了，我们没水他也没水啊，没水他怎么办呢，他就往下投水，那空气飘的啊飘到我们阵地里头去了，哈，那简直皆大欢喜，哈···那简直是欢声雷动啊，哎，我们就足喝一顿啊，那真是···，那么他那儿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命令他也不敢退，可是以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只好退了。有一个兵（指日军）我现在印象里十分深刻，他就这么一个大字形的在那儿躺在那儿，一点伤没有，这只手拿着枪，不对，这只手拿着一个笔，这只手拿着笔记本，他就在那笔记本上写‘水’，他日本字跟中国字一样啊，写了那么2、30个‘水’啊，最后那个水刚写了一半，这一半还没写完呢，他就死了。” 战时，陕西的延安是最大的游击基地之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部队从江西井冈山开始便以游击起家。战前，他们的游击对象是国民党，战时的对象虽然转向日本人，但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攻击，当年在第三战区担任宣传工作的马树礼回忆国军和中共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往事说： “新四军是当年国共合作抗日嘛，政府让留在赣南和其他各地的共军的残部，编组啊成为一个军，由军事委员会正式给他‘新四军’的番号，以叶挺为军长，项英做副军长。那么指定他驻在皖南的泾县和繁昌作为他们的游击根据地，新四军后来不到两年，在第三战区皖南一带已经扩展到三万人以上了，为着扩充实力不断地与国军摩擦，甚至于武装冲突。在（民国）29年10月初，就同我们驻在苏北的89军冲突起来，89军军长李守为阵亡。到了12月呢，蒋委员长亲自下手令，要新四军限于···限在12月30号以前全部撤退到长江的···江苏省的长江以北。新四军在1月6号的夜里，趁我们第40师调防的时候向第40师发动进攻啊发动战争，上官云相就下令他部署的军队支援40师，同时呢把那个山区啊对外的要道统统啊封锁起来，正好那时候天天阴雨，锁起来一个礼拜，他们因为啊补给断绝，已经没有···失去作战能力了，所以自然就败了，那这个时候呢，到了···1月15日，项英···阵亡，副军长项英阵亡。叶挺呢，他只带一个副官，他就想到108师去投降，结果呢···就把他送到32集团军上官云相总司令部，那叶挺呢，见了上官云相总司令，第一句话是说‘总司令，我今天是阶下囚了。’因为他们很熟啦······。” 显然，国军游击部队的任务是单纯的，他们的目的只是拖垮日军，而中共游击队的终极目标却要扳倒国民党，但无论如何游击战总归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战法，也是弱者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壮烈行为。在抗战期间，游击战士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整个战争所做的贡献可以从这张表上看得出来：根据民国30年的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配置的兵力，“治安”地区比作战部队多出了3个师团又20个独立旅。这便是游击部队在敌后发挥牵制作用的具体实证。 在此时此地，我们仅以至诚向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致以无上的敬意！ 寸河山一寸血（29） 中国幅员广阔，山系绵亘交错，这些地理因素形成了天然的国防屏障，也为游击部队提供了生存与落脚的基地。在八年抗战期间，出没在山区的这一股武装力量牵制了日军120万正规部队，使之动弹不得，这是日本军阀侵华之初始料未及的事，然而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些条件在八年间成长茁壮，最后终于扳倒了国民政府，这也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应该是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最大赢家！ 我们承认，无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是凡游击战士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与其贡献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单靠打游击企图去赢取整个战争则属不可能，因为游击战的属性本来是消极的骚扰、消耗与牵制，所以，两国交战，最后的胜利仍然决定于主战场硬碰硬的阵地决战，这个道理应该是十分显现的。几十年来，中共不断宣传对日抗战是八路军打游击赢来的，刻意模糊了国民政府在每一个主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实！更断章取义声指民国24、25年间蒋中正的“不能打”为“不肯打”、“不抗日”，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事隔60多年，多少往事都已过去，许多变化也已成定局，今天的中共已经壮大到有足够的实力去面对历史，亦当有足够的勇气把事实还给事实，让真相长白千秋，否则，我们将永远惭疚与不安。 第二十九集 历史的血迹 也许您还记得，“七七事变”后中共曾发表一篇“共赴国难宣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联名上电蒋委员长，表达共同抗日的意愿，他们在电文中说： “红军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8月22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与彭德怀为正副指挥，下辖3个师分别为：林彪115师、贺龙120师以及刘伯承的129师，总兵力约45000人左右。 从表面上看，国共好像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但10月4日中共“人民抗日军政治部”却在他们编的“几个问题的解答”中把自己的立场交代的十分清楚，那本小册子说： “红军的名义虽然改变，那是为了全国抗日的统一指挥，虽然在名义上是改变了，但实际上还是照红军一样的办法······，通俗地说，外面虽是白的，内面还是红的。我们改了名义，要他们发给我们军需粮饷，我们处处占着便宜，丝毫不曾变成国民党的军队，” 就这样，他们和国军不断地周旋着。 无可讳言，中共从清党之后便以打游击起家，在经验的不断累积中也确实发展出许多游击战法，毛泽东说：“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疾风一样，迅速转移其位置，兵力转移时，要秘密、取巧、欺骗、诱惑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显然，这些招数都是典型的游击战术，毛泽东利用这一套战法从1927年开始和绝对优势的国民政府部队周旋达10年之久，直到1936年才溃退逃到延安，由此可见游击战法难缠之处。 在华北，日军控制的点线多属城市和主要交通干道，对于这些地方他们多以重兵镇守，加上外围汪伪部队的把风，老实说，可游之机是蛮有限的，但是对于同在边区山区打游击的国民政府部队就不一样了，因为“蚕食”自己人要比打日本容易得多，所以在敌后国共之间的冲突不断，因而抵销了不少对日作战的功能。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提到了皖南中共的新四军和上官云相部队冲突的故事，在华北，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现在，我们来看看民国28年发生在冀察战区的一段往事：这个战区包括河北、察哈尔和部分山西地带，一共分为五个游击区，在这里面第一和第五是刘伯承部队的地盘，第二游击区是地方部队张荫梧的地盘，第三游击区是石友三的地盘，第四则是朱怀冰的地盘。石和朱原属西北军，以当时而言算是亲中央的地方军，但仍不脱划地为王的草莽本色，所以这三种背景不同的部队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而实质上则各怀鬼胎，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算计自己人，象这年秋天，刘伯承就把朱怀冰的部队给吃掉了，石友三深感唇亡齿寒，于是发动了对刘伯承的猛烈攻击，当年服役于石友三部队的李振武回忆他亲眼目睹的一段闹剧，他说： （60军特务连连长）李振武：“石友三一火，你知道这一火可不要紧喔，这一火可死的人可是太多了，冤枉死的人也不少哦，整个这么大河北的南半部包围了，缩小包围圈，一家伙缴枪了，缴谁枪呢，缴刘伯承。我们下了命令，光要枪、子弹，除了这以外什么都不准拿，身上不准搜身子，什么都不准拿，如果拿，回来就枪毙。这时候你知道谁来了？刘伯承，国共合作嘛。刘伯承喊口号了，说：‘石友三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贴了满地都是标语，一边走一边喊，一路喊道石友三这个···住的地方，一个大门，就在那儿上，石友三拉他进屋哩，进院哩，他一回头还说‘石总司令是民族救星’、‘拥护石总司令抗战到底’，他这样子的，所以我看得清楚得很嘛，刘伯承什么样我没大很看清楚，这是刘伯承，说是一个眼睛，就这样，没看清他是左眼还是右眼，没看清楚就这样子，真的，这是真的。进去以后，交涉，好，枪给他，兵给他，还了，走了，这可还他了，还他以后不要紧，标语就换了，‘石友三是汉奸’、‘打倒石友三’。”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当时中共打国民党的样板脚本，能屈能伸的多变本质使中共在天高皇帝远的华北有机会一步又一步地发展了起来。 是凡当年在敌后打过游击战的人都有过三面受敌的惨痛经验，他们必须在日本正规军、汪伪所谓的和平军以及中共游击部队的夹缝中求生存······ (四明山区游击指挥部特务长)赵如林：“那个时候是没有政府的军队，没有警察，没有什么人，三不管，有叫和平军的，和平军就是大概伪政府一类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匪，要嘛就是共产党。” （29军161师）钱宝山：“我们那个打日本人啊，那时共产党啊他不打日本人，他反过来打国民党，你们不晓得。” （暂编12师）乐永湖：“我们两边跑，北边我们跟共产党打，南边我们就打日本，不一定。” （32军12师）陈扬庭：“合作，合作个屁合作，合作他要打你呢，他合作？” 国军以正规部队在敌后从事游击战，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便不断在进行着。民国28年的冬季攻势便是一次典型的全面游击攻势。严格说起来，在这个时候除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由于地处敌前，多为正面冲突之外，全国其他八个战区约当150个正规师的兵力都在敌后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游击战，由此可见，国军不仅在各主战场担当守土保国的重责大任，在敌后还投注了十分可观的兵力从事游击战与敌人斡旋，中共为了政治因素而扭曲了整个战争的模样，令人遗憾。 民国29年8月22日，重庆，蒋委员长接到了来自冀察战区的一份电文，上款写的是：委员长蒋 钧鉴：，内容大意为：为打击敌人企图，配合晋南及华中友军作战，保卫西北······职部决以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攻击战······百团大战已经历一月之准备，但恐电报机密不密，恐有泄漏，故未早报特此申明······。接着这份电文又将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作了扼要的叙述，最后提到：“请分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之进展，仅电奉闻。”下款署名为：职 朱德 彭德怀 养（22日）。 军事委员会当局收下这份电文，确实有点讶异，一、动员百团作战，少说也要聚众50余万人，换句话说，中共部队在三年间竟然成长了十倍，其速度相当惊人。二、中央对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做大自己的行径早有所闻，这回居然自动请缨上阵杀敌，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但为了民族生存的共同目标，蒋中正仍然下令各战区留意日军动态并牵制其转兵北上，并电令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派兵协助18集团军这次的百团攻击。 百团大战是中共军队在抗战期间所发动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斗。这场仗以突袭揭开序幕，一开始，“八路军”发挥了奇袭战术，打得日本人昏头转向不知其所以，但最后还是惹来了无尽的灾难，由国军与无辜的老百姓承担。有关百团大战的详细过程及其结果在国军战史上未见披载，中共战史则恐多失实之处，因此，连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发起这一次攻击都很难得到一个确实的数字，但由战后委员长对18集团军的嘉奖显示，中共这次是真的打了！ 百团之战对正太、同蒲铁路沿线以及井陉矿区等所造成的破坏，可以由日本军方的事后处置看的出一些端倪出来，为了承担这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袭击的责任，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被“体面”卸职，参谋长笠原幸雄降职回关东军，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也因此退出了现役。但整个事件并未从此了结，冬天过后，日军纠集大军开始报复性的“扫荡”，这场天罗地网的强力扫荡战逼使中共部队纷纷向西撤退并造成了十分可观的伤亡。事实上打从开始毛泽东便不赞成如此“大干”的，但是为了一扫游而不击的不良形象，做点事给老百姓看看，才勉强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孤注一掷。大战初期，中共突袭成功，老毛确实也曾乐歪过，但等到日本人聚众前来报复，彭老总还咬住不放，并准备“反扫荡”，这下子可惹火了老毛了，他一直记恨心头，把损失20%“革命武力”的帐一股脑都算在彭德怀头上，这笔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没算完。 “百团”过后紧跟着受打击的是卫立煌的晋南中条山游击基地，这个基地早在1937年太原会战之后便建立的，也是国军留在华北的最后基地。前此，日军曾经七度来犯都没有得逞，这次为了扫荡“八路军”，从上海调来了第37师团、武汉调来第33师团，实力大增，于是便结合了华北的部队，共7个半师团，展开了第八度进攻中条山的“中原会战”。 中条山脉位于山西南部，打横平躺约170公里长、50公里宽，东接太行山，西连吕梁山脉，南枕黄河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因此日军称之为“华北盲肠”。国军计有16个师据险固守这块防地，由西到东分别为：孔令徇的80军、唐淮源的第3军、高桂滋的17军，然后是43军、武士敏的98军、武庭麟的15军以及裴昌会靠东边的第9军。 民国30年5月7日，日军分北、东、西三个方向由8个集结点向我中条山基地发动攻击，攻击一开始日军就夹着优势火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猛轰我军阵地，不久，日军41师团从桑池、横岭关间隘道突破，直杀到了垣曲，中条山被切成两段了。西路日军第37师团、16旅团也穿越了80军和第3军在张店这一带的防区向东推进，21师团则由东向西打，当日，济源不守，这个时候垣曲的41师团左右开弓，分别于10日和12日与东西两军会师于五福涧和邵源，中条山守不住了。 从太原战后，国军在这个条件至为恶劣的山区已经苦守了4个年头了，由于运补不易、给养难求，日子本来就很艰苦，战斗一开始，四出通路包括黄河渡口又被封锁得死死的，所以这场仗过程十分惨酷，身经是役的国军袍泽回忆当时的作战状况说： （40军）臧金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中条山呢，大部分都是在山里头、山上边打，山上边打他战车上不去啦，都是炮，上边飞机下边炮。” （17军84师）严忠发：“中条山有个山名字叫天台山，为了争夺这一个山头啊，双方拼刺刀拼得很厉害，那个时间我们的部队啊，就是···凡是到了拼刺刀之前啊，每一个兵都有一个‘飞刺刀’，什么叫‘飞刺刀’呢，就是一定有一颗子弹在枪膛里面，结果的时候啊，我都只顾着前边哪，左边来了一个人哪，他想刺我，我那个兵呢看到了，就一枪把他给打死了，那是最激烈的时候。” （47军178师）廖兴如：“日本人包围着我们在中条山，补给不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呀，没有办法啦。” （9军24师）王常延：“（你说吃那个骡马肉啊？）嗯，（是吃死的骡马还是活的把它杀死吃的？）活的啊，没有办法，吃了，哪有吃的，40天没有吃饭嘛你看看，那新兵啊都是，连这个坡都上不去啊。” （15军64师）王子健：“那时候我们上那个山攻击那个山嘛，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就···打不过日本人啊，讲实在话，那时候日本人凶得很那时候。” （196师）张福昌：“整个一个步兵师整个都没有了，所以说我那个···我当了一辈子兵啊，这个地方实在我···最终的我···我的挂念是在这个地方，一生忘不掉的这个地方。” 就这样，我军还是在他们的防地里苦苦地支撑了8天，直到弹尽援绝，大部分只好化整为零，分别向太岳、吕梁以及南边的黄河夺路突围，少部分国军不愿意离开，又熬了4个月，最后捐躯于阵地之中。 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我军有两位军长以及六位旅长以上的将级军官为国牺牲，他们分别是： 第3军上将军长唐淮源，于13日自杀殉国，年57岁。 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坚守阵地中弹殉国，年39岁。 12师少将师长寸性奇，云南人，三度负伤自戕殉国，年38岁。 70师中将师长石作衡，在重围中被炮弹击中，临终高呼‘亲爱团结，保卫国家，吾死而无憾！’年34岁。 27师中将师长王俊及少将参谋长陈文杞以下全师官兵全部战死，陈文杞年仅29岁。 205旅少将旅长徐积障，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年33岁。 215旅中将旅长赵锡章，负伤累累，裹伤再战，直至气绝，年36岁。【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3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一场战役下来，阵亡的将级军官竟达八位之多，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至于在“中条山会战”中团、营、连长等军官殉难者就更难以计数了。 反观整个“百团大战”，却仅有谢家庆和李林两位团长级军官阵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击战与阵地战付出代价不同的地方。 接着，日军开始在冀中、冀南、冀东、晋西北、太行、太岳以及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长达两年的“治安强化运动”。如何强化呢？其实，所谓治安强化便是恶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所谓“三光”便是烧光、抢光、杀光的意思。日本军人为了“维护”占领区的“安全”，在他们占领的点和线的周围制造一个无人的真空地带以为安全区，是凡原本生活在被他们核定为安全区内的房屋、人畜、作物，一律烧光、抢光、杀光。 日军执行这一项灭绝人性的行动十分彻底，在可怕的“安全区”内很难留下活口，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只有执行“三光”的日本军人对他们六十年前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他们回忆说： （59师团）小山一郎：“当时的命令是将村落全部烧毁，如果有人抗拒就枪杀，至于有用的东西就系数搜刮，这就是所谓的包围歼灭战，其目的就是将那里制造成一个无人地带，东西都不准留剩下来，全部要焚毁殆尽，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三光作战’。” （影像资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这是命令，是军队的命令，也是国家的命令。” 小山一郎：“更正式地来说是天皇的命令，而我们身为日本军人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在中国山东省那一带山区的房舍并不是砖瓦盖的，而是用茅草铺成的，因此火一点马上就会燃烧起来，我们一间接一间地点，有20间烧20间，有50间烧50间，一下子就全部烧完了。” （59师团）铃木良雄：“我和其他少年兵奉命一起去烧毁一些残留下来的房子，那里边有几位刚生过小孩的妇女住着，突然间有一位老婆婆跑进来苦苦哀求：‘求求你们不要放火烧这里’，我一脚向那个老婆婆踢了过去，后来就把她还有一对夫妻和小孩子一起关到屋子里面，再放一把火把他们统统烧死。” （59师团）矢崎新二：“部队一进去就去强夺老百姓的小麦，虽然说名称上是叫做收买，但实际上并没有付钱，更过份的是我们到了村庄去宿营的时候会将牛的脚砍下来一只来煮了吃，从老百姓们立场来看这是农耕用的牛，是多么的贵重，但是我们照吃不误。” 小山一郎：“我在中国前后待了5年，渐渐的也就习惯了‘战场’，虽然一开始会觉得可怜，但是后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不这样做战争是绝对打不赢的，所以能够毫不在乎的就把人杀死，渐渐地改变从人性转化成魔鬼，就像中国人说的‘日本鬼子’一般，而事实上正是如此。” （59师团）高桥哲郎：“日本的军队在中国做了许多难以尽数的残暴行为，可是在表面上日本的队伍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军队，我们是非常有礼貌，很会为老百姓着想的军队，像这样的宣传不断在进行着。” 战时，在沦陷区内被日本人戕害的无辜老百姓其人数很难估计，单就“百团”后的两年而言大约在两百万人以上，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大概就如同以上那几位亲历其事的日本退伍军人所说的那样吧!虽然，迄今日本当局仍然否认他们的野蛮行径，但总有人难以释怀他们双手曾经造下的罪孽，而在晚年以文字记录下他们终生的梦魇。 面对此一滩滩被遗忘了的历史血迹，我们只能祈求自己的子子孙孙不再流血! 寸河山一寸血（30） 日本军人以仇恨为动力的杀人爆发力是惊人的，其杀人的方法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有关“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的悲惨过程，我们在节目中都有过翔实的纪录和血淋淋的报导，但是，您万万没有想到还有更惨绝人寰的杀人阴谋在日本人的策划之下悄悄地进行着，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其危害人类之大将远超过“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其实当这个计划还在实验的过程之中，中国人所受到的戕害就已经够骇人听闻的了。 第三十集 死亡工厂 731 “731”是日本一个以研究细菌、制造瘟疫来杀人的部队番号，总部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方20多公里一个叫做“平房”的地方。1945年日本战败，这个占地36平方公里，包括150几座建筑物的“死亡工业城”被工兵部队用了3天时间夷为平地。 （“平房居民”）靖福和：“1945年8月15号的前几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销赃灭迹，就把这座细菌工厂呢全部的炸毁了，这炸的时候这个炮声在我们那个地方看得听得清清楚楚，火光呢冲天，同时呢把这个大量的动物全部放了出来。” 为了湮灭所有不可告人的犯罪证据，最后离开平房的日本员工两千余人被迫宣誓： 一、忘掉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终生绝口不提。 二、同僚之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三、今后不许担任任何公职。 至今，绝大多数731员工信守了他们的誓言并将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仍有少部分日本人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挺身而出为他们自己曾经犯下的过失作证。今天，有关“731”的研究报告、文献便是靠他们的证言和一些文字档案拼凑而成的，但这些人所知道的充其量仅只整个故事的百分之一，而真正了解、感受“731”恐怖的是3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少数的蒙古人和苏联人，只是他们都已在无尽的煎熬和凌迟中死去，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平房”。 “731”事件丧尽天良之处不仅止于“平房”等地的一切残忍过程，战后，更因为强权介入的丑陋交易而使整个事件被刻意地遮掩、模糊、扭曲了30多年，直到近十几年来才逐渐地剥茧抽丝公诸于世。 在铁证如山的报告中，我们不得不相信以下不忍卒读的记载： 为了测验人类对瓦斯浓度的承受能力，一对白俄母女被送进毒气室，医生在玻璃窗外观察她们的反应过程，直到母亲趴在孩子身上企图挽救的努力中痉挛、抽搐、死亡。 为了研究冻疮，测试者被迫光脚站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直到双脚敲起来锵锵作响为止。这是唯一曝光的一张冻疮实验照片。 他们也把病菌感染者和正常人同囚一室，观察、记录健康人如何感染的全部过程。 “活体实验”是“731”一切“研究”的基本手段，由于注射麻药会造成体内“生态”的变化而影响“研究”结果，所以许多人是被活生生的开肠破肚的。 “731”事件牵涉的层面十分广泛。战后，美、俄、日各国对这个案子的研究与追踪的报告可谓盈眶满颊。也许，我们很难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您勾绘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来，但无论如何您都要认识石井四郎这个人，因为他是日本细菌战的原始策划者、推动者以及执行者。 石井出身于千叶县加茂村的一个望族，这个老幺据说自幼聪颖，读书每能过目不忘，这可能是他后来考进京都帝大和逐渐形成傲慢刚愎性格的原因。 1922年大学毕业后，身高180cm的石井在强烈的国家主义思想驱使之下投身了军旅，成为一名军医，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 1925年，29个国家在日内瓦集会，基于人道精神，决定废止使用瓦斯与细菌武器，但美国与日本并没有参与这一项公约的签署。 石井的思维模式是“既然可怕，必然管用”，于是他更醉心于这项领域的“科学钻研”。 1927年，他终于拿到了帝大病理学和细菌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娶了校长荒木的女儿敏子。此后，石井自费考察了欧美近30个国家，当他目睹先进列强在国防科技上的成就时，更坚定了发展“独门生意”的决心，回国后便大力推销他的计划，并诿称西方列强无不秘密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对日本而言，这更是穷人的原子弹。 研究战时中日关系和“731”专案的学者吴天威说： “因为细菌战它因为效力最大同时最这个···省钱，最适合日本的国情。” 不久，他（石井）得到了陆军部军务局长永田和荒木贞夫的支持，在陆军军医学院的防疫研究室开始小规模的研究，地点就在今天的东京新宿地区。1992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早稻田人骨事件”，经过鉴定后，有人疑是石井早期人体实验的遗物，但他本人墓木已拱死无对证，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九一八”以后，石井在哈尔滨东北方背阴河设厂发展细菌武器的事，可是陆军部正式下的命令。在这段时间里，石井部队的对外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单位曾发明“石井式滤水器”，解决了部队的饮水问题，因此还得过“皇上”的褒奖。事实上石井终其一生“努力”的课题只有两个，那便是“疫”和“水”，其泯灭人性之处在于把正面的结果留给自己，而将负面的用于别人。 石井极力攀附权贵推销自己，到了1936年，也就是战前一年终于有了结果。吴天威说： “到1936年，那个天皇，日本的天皇下命令，那么给那两个细菌部队改啦，一个是100部队，就在长春孟家屯，另外就是给扩大，在哈尔滨附近背阴河这个。” 其实，裕仁给的是25万日元，再后来曝光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拨发这笔经费时关关卡卡所留下的公文旅行的痕迹。踩在这些殷红印鉴之上，石井展开了他的杀人事业。 这个对外声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单位，到1941年正式赋有“731”番号的时候，员工已达3000人。我们在东京访问到了原731部队队员筱冢良雄，他回忆说： “我过去是731部队的队员，在那一年的5月12日来到了哈尔滨，地点是哈尔滨以南25公里处的‘平房’，那里被设为特别军事区，我们这个部队一般通称为‘石井部队’，后来又改称为‘加茂部队’、‘731部队’，虽然改成这样的名称，但对外一致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可是事实上‘平房’是在不断大量制造病原菌，以及为了发动细菌战而进行病原菌繁殖的研究，后来更进一步实施的‘活体实验’。” “平房”确实称得上是一座设施完善的“尖端科技”工业城，这里包括了庞大的R&D机构、制造工厂以及陆空运输设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四部“生产”和第一部。 筱冢良雄：“第一部主要是负责‘研究’的部门，如同我所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助教这样的人，将这些人集中组织起来。在那个部门曾进行过许多次的重大实验，这是绝对错不了的。” 据统计，从1938年开始，石井以军令征召了日本国内各知名大学的优秀科学家一千余人参与这项杀人计划。即使如此，石井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因为“细菌可以致人于死命”是一回事，利用细菌杀人却是另一回事，他必须了解：哪一种细菌最为“有效”？如何培养？怎么包装、运送以及扩散成疫，进而达到“最佳”的杀人效果？这一连串的“技术”问题石井都从活体实验中“有效率”地得到了解答。他十分清楚这是违反人道的行为，所以称“平房”的四方楼为“秘密中的秘密”。 筱冢良雄：“那里面有两栋‘7号栋’和‘8号栋’两层楼的建筑物，中间有走廊，这个‘7号栋’和‘8号栋’就是我们所指的‘特别班’，那些被送到731部队的人连我们都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不去问这些人的名字，来到731部队的人只有号码而已。” 筱冢的话在我们后来得到的“研究”记录中得到证实。画面左上方就是这个人的编号，图形在于说明细菌扩散的过程与状况，至于这些被编号的人呢？日本人称之为“丸太”，中文发音为“马路大”， “MARUTA”也就是“原木”的意思，换句话说，“731”并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只当作一块可以任意切割的素材而已。 开始，“马路大”的处理是在十分机密的状况下进行的，姜树学说： （沈阳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姜树学：“1941年冬的一天，解剖实验室的一个技术员，（有个）日本人叫西村，叫他去焚烧尸体，他把这尸体就拖到焚烧炉去烧，回来以后他就问这个西村，就是‘尸体哪儿来的啊？’后来西村说是‘从宪兵队来的’，他说宪兵队来的，后来他又问‘宪兵队来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啊？’他说这些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但是在1941年以后，“马路大”需求量大增，日本宪兵几乎可以任意抓人了，田中庆孝说： “我是关东军的宪兵，1943年到大连宪兵队本部时，逮捕了中国的间谍和地下电台人员，总共逮捕了20多个人，被判‘特别输送’送到731部队。” 不幸被抓的人先送到“HOGOIN”保护院，这一“ＨＯＧＯ”就表示凶多吉少了，因为在这里甚至连口供都不问就被送去“平房”了。 （关东军大连宪兵队）三尾丰：“在哈尔滨火车站有专属７３１部队宪兵队使用的车子，那个车子是非常大的车子，是铁制的没有窗子。” 这里就是从哈尔滨到“平房”“死亡列车”的终点。“马路大”一旦进入这条通往四方楼的地下道，就表示将永远的消失了。 在“ＨＯＧＯＩＮ”被移送“平房”的名单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刘万会的中国人，他的后裔证实了“731”残杀无辜的暴行： （刘万会之子）刘忠勋：“4月5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 （刘万会之孙）刘兴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我的祖父这个历史搞清。” 四方楼是“平房”一切罪行的核心地带，而“特别班”更是核心的核心，即连“731”一般成员也不许进入，这里的“狱长”是石井的二哥刚男，三哥三男则负责动物的饲养。“特别班”的警卫几乎全是来自加茂村的同乡，由此我们当可想象四方楼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了。 “731”研究发展的细菌种类至少有15种之多，其“生产效率”之高更为惊人。 筱冢良雄：“那些被采集来的细菌利用石井制造的培养罐来培养，一个培养罐可以繁殖出10公克以上的细菌，以时间来计算的话，大约要30小时，当时有300个培养罐在‘生产’，每30个小时就可以产出3公斤的细菌了。” 细菌竟然以公斤论计，确实骇人听闻。据专家统计，假如“731”所生产的细菌都能“成功”为害的话，那么，其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但是当时石井还不能解决装运与施放的技术问题，这便是1939年石井第一次参与“诺门坎之役”（此役中石井第一次使用细菌战）未能“奏功”的原因所在。后来，他终于“研发”成功一种用陶瓷制成的“石井式细菌弹”，大致解决了细菌装载与扩散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已经把细菌研究的范围锁定在三种最有“价值”的死亡媒介上，那便是伤寒、霍乱和鼠疫。有一次疫菌被送到了杭州，但却发生了意外，石桥说： （731少年队）石桥直方：“到杭州的时候，开始搬运带鼠疫菌的跳蚤，这都是从哈尔滨运来的，可是在装机的时候不小心让那些跳蚤跳走了，因此赶快喷洒杀虫剂。” 由此可见，石井的“武器”还十分的简陋，不过为了省得麻烦，他们有的时候干脆把老鼠直接从飞机上扔了出去。 筱冢良雄：“这些被繁殖出来的老鼠身上都有跳蚤，被丢出飞机那些老鼠就摔死了，而跳蚤这种动物有个习性，就是会从死掉的动物身上逃离，这么一来，那些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就会转附到人类身上或其他动物的身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731”的“业务”发展更为神速，除了孙吴、大连支部以及长春的100部队之外，在北平有1855部队，南京有1644部队，甚至东南亚也遍布爪牙，“731”山西支部的成员汤浅回忆说： （“731”太原支部军医）汤浅谦：“那些部队的军医为了学习盲肠、截肢、腹部解剖等手术的技能，就抓中国的俘虏来当实验品，我也很认真地教他们，在7次活体解剖中一共杀掉了14个人。” 汤浅的话证明“活体实验”已被广泛地用于训练，这么说，战后日本外科医术手艺精进就不无道理了。 残酷的实验显然不限于四方楼，在离“平房”5小时车程的安达就是个户外实验场。为了了解瓦斯在零下20度的低温中是否仍然有效，“马路大”被绑在木柱上围成距离不等的一个圆圈，并戴上了护具，以防他们被炸死而失去了研究价值，那瓦斯爆破点正是这个圆的中心。有一次正要引爆的时候却出了意外，目击者越定男回忆说： （“731”第三部）越定男：“正好在要点火的前一瞬间，有一个人的结解开了，他就去解开别人一个个的结，一下子40个人就都被解开了，他们往四处零散逃命，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开车过去将40个人全部压死。” “731”的残忍实在难以尽述，但石井的“伟大计划”才刚开始，他一心一意，想以个人的“才华”创造奇迹，赢取战胜的光荣。 1944年，塞班岛之役，他的“部队”正式参战了，可是细菌还没上岸，船却被老美打沉了，他也曾空飘过200多个细菌气球到美国本土，但效果并不理想，为了改进缺失，使细菌战跨出理论的门槛，落实于战场，1945年，石井在“平房”日以继夜跟时间赛跑，还好，老天有眼，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投降了，这是石井万万料想不到的事，但参谋本部作战课朝枝繁春的电话却不容他迟疑，（朝枝繁春访问原音）：“请贵部队永久地从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并请完美地将所有的证据湮灭掉。” （“731”第四部）森下清人：“我奉了部队长命令，将‘马路大’用BAR-B-Q的方法烧死。” 吴天威：“很多的老鼠，感染的老鼠放出来了，造成鼠疫啊！造成这个22县所谓鼠疫这个灾区，一共因鼠疫而死的在东北这22个县总共有4万多人。” 在同一个时间里，石井的女儿春海曾经听到她父亲电告“731”新加坡支部增田知贞的一段话，春海说： （石井春海访问原音）“队长！请你自杀，也把你家人杀掉，并把所有的证据湮灭。” 从这两段录音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处理“731”事件时的惊慌与彻底，不过，石井虽然下令别人去死，而自己却悄悄地假道朝鲜溜回日本，从此又呈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种龌龊。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的5月，同盟军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国际法庭，提审战争中日本甲级战犯28人，但石井不在其中。石井之所以能够脱罪，是当时太平洋盟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手遮天，在一个比四方楼更黑暗的交易中完成的。负责这项交易的“中人”是美国细菌学者桑德士。其实桑德士也受骗了，因为统帅部派给他的翻译官内藤正是石井的好友，因此大部分对石井不利的证据都被隐瞒了，相继而来的“调查员”汤普逊虽然使石井走上了法庭，但石井对自己的罪行一概否认，最后美国总统决定“放弃”调查，因为“得到这份资料比继续追查来得重要”。说的也是，有人送命、有人出钱、有人犯罪，你却捡到个便宜，还查什么查呢？ 但苏联可不这么想，他们在东北也逮到了一干战犯，包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在内。1949年12月，“731”的真相终于在伯利城连续六天的审讯中真相大白了。当时，苏联把全案结果的报告译成12国语言公诸于世，这对老美而言可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还好”当时在自由世界中苏俄早已被塑造成“撒谎者”形象，所以这一次“放羊孩子”的呼喊不久便趋于沉静了。 那么，在整个事件中中国人在哪里呢？中国人利用“731”本部原址的一角成立了个纪念馆，在那里还保留了一些当时的遗物和遗址，参观一次门票并不贵。还有的话，大概只剩下那些“马路大”的家属永远流不完的泪和千呼万唤也得不到正义回应的无奈了。 至于“731”部队的那些人下场又如何呢？那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社会上的名流。至于石井，自从拿了美国陆军部“赞助”的4万5千美元退休金之后，日子过得很好，直到1959年因喉癌逝世，享年67岁。 也许您有兴趣知道，那些用几千条人命换来的宝贵的科学资料下落如何呢？这一点您可别担心，因为它被妥善地保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德崔克一个防疫研究中心的某一座大楼中，这栋楼的编号正是“731”。 一寸河山一寸血（31） 历史学者汤恩比（A·J·TOYNBEE）针对近代史的形成曾经说： “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能由国内一切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一切······。” 假如我们从这个切点来观察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当可发现无论当时国内情势如何变化，对中国而言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那个时候相去庚子拳乱才不过三十来年，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国际地位可言。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一旦没有实力，就没有了筹码，没有筹码，就会变成人家的筹码而被轮番出卖着，中国人，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扛起了一场不得不打的民族战争。那么，我们的胜算究竟何在呢?当时中国的一位著名军事学者蒋百里说： “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和武力的守势，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 显然，蒋百里所指的致胜之道是充分发挥民族特性，以无形的民族性去对抗大炮飞机，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悬殊局面，但在当时却鼓舞了全国民心。打从“七七”开始，中国政府便充分掌握了这一股精神力量，宣誓“持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克洛塞维茨说： “真正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活动须受唯一思想之指挥，向唯一之目标进发，政略乃指挥战争之大道，欲决定战争之方针当着眼于政略。” 我们的“唯一思想，唯一目标”便是“持久抗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也许，当时相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甚至渺茫，但我国的立场却十分坚定。 现在我们掉过头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看日本的“政略”。严格地说起来，他们几可用“杂乱无章”四个字来形容。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天皇、五相会议、参谋本部和派遣军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毫无伦理可言。（战略学者）徐培根说： “日本此次侵华战争，战略始终脱逸政略之指导，而政略始终追随战略······吾人由此可见其政略与战略之失调，军人不知将走入何道也。” 日方这种异常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学者唐德刚更进一步加以分析，他说： “日本人他出不了希特勒，他也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得上一层分裂了，天皇是个虚的，他底下的军人，海军同陆军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就发生摩擦，明治天皇还可以控制他们，到后来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对他们没有法子掌握了，他们就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在抗战时期呢，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们海军有海军的办法，陆军有陆军的办法，陆军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就主张弄垮太平洋，他们的目标相同，他这个最后的归属是相同的啦，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中日双方在政略执行上的优劣虽然最后验证了克罗塞维茨的理论，但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作战并不只是思想与意志之争，它还要凭借着更残酷的实力决胜于战场，换句话说，任凭日方的决策是如何杂乱无章，我方是如何始终如一，但一旦我们撑不下去熬不到头，那么什么理论也都验证不了了，这便是中国政府当时心知肚明的重大压力，也是苦撑待变的基本动力。 民国30年，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的战力曾经以数据做了以下的分析： 以攻势而言，在“武汉会战”前，日军占94%，我军仅为6%，到民国29年2月，日军进攻率衰退到56%，我军为44%，（民国）30年3月更提高到47%，快扯平了。 以日军侵占我国疆土的前进速度计，“武汉”，也就是民国27年10月以前，平均每天可向前推进4公里，但到（民国）28年底，一天只能推进200公尺。 显然，在战火连连的淬炼之中，国军先烈确确实实在血泊中为自己的国家打出了一片天地，凭此，使我们得能在残酷的现实、诡谲多变的国际社会中累计筹码，进以风云际会、扭转乾坤。 第三十一集 苦撑待变 1941·民国30年，是世界大局呈剧烈变化的一年，此一变动的震央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 自从1939欧战爆发开打之始，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漩涡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但是当时美国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只好顺应民意保证中立“观火”的立场。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象日本，只要付帐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Made in U.S.A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任凭使了多大的劲也无法透过外交途径向美国银行借一毛钱，因为他们担心国民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垮台。民国27年，国民政府使出最后一张王牌，任命在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胡适博士接任驻美大使。当时胡适人在欧洲，当他临危受命时写了一封信给傅斯年，他说： “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外，别无他法！” 这张照片正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过河卒子”这句话便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名句。 在胡适“拼命向前”的努力之下，花了一年的功夫和陈光甫联手合作，终于借到了2500万美金，并以五年为期运出桐油22万吨，偿还本息。可怜的中国人在海岸线被悉数封锁的窘境之下，拼了老命想尽办法如期交货，生怕山姆叔叔生气，以后借不到钱。陈光甫曾经在日记中记载争取这笔借款时的困苦处境，他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存个人地位为目标。远东司长贺伯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胡适字），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作大使之痛苦矣！”读罢叫人心酸。 当时，交战双方各国都眼睁睁地期待着美国的表态，英法希望赶快把老美拖下水，德国则想尽办法吓唬美国，希望他继续保持中立。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下了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便在把美国隔离于欧战之外，以便自己先好好收拾了英国佬再说。罗斯福接过这一招，马上就意味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第二年，他击败对手威尔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了三届的总统。在就职典礼宣言中，他要民众审慎地思考： “我们在历史上占了什么地位？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 显然，美国磨刀霍霍，准备“进场”了。 苏联方面此时也处于屏息观望静待其变之中。在远东，当初他也给了中国人一些援助，其目的在于寄望我国缠住日本，替他把紧后门。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日俄冲突中，苏俄感受到了自己的施舍所得到的回馈，因为日军确实在中国战场陷入了泥沼，现在他要面对的大敌是希特勒，虽然1939年德苏签过互不侵犯条约，但斯大林十分了解在国际上有些约是可以形同虚文的。 1941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经莫斯科东返，4月，苏联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么一来，在东方总算多了一份安全感。果然，不到两个月，德国大军就铺天盖地地朝苏联杀了过来。 早在1940年德国曾怂恿日本南进东南亚，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尽速解决英国在远东的势力，乘美国还来不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西线的战局搞定，但英吉利海峡一水之屏障却救了英国佬，而使德国进攻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迟迟不能实现，但是当希特勒掉过头来挥军北杀的时候，才发现北起波罗的海，南迄黑海，这一条横宽3000公里的战线实在够宽阔，因此，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急着想把日本拉进来，两头夹杀斯大林，换句话说，这回要日本北进了。 这一来，“北进？南进？”的老问题又在东京五相会议的台面上争执了起来。席间，主张“北进”最力的是刚和苏联签妥中立条约的外相松冈，他认为苏联是宿敌，为了保障“满洲国”的绝对安全，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假如，当年在五相会议的议桌上，日本决定“北进”，那么历史就可能要重写了，但其它人着眼的则是更现实的问题，因为“南进”可以取得橡胶石油等宝贵的战争资源，这正是现在他们当前亟需的东西，于是松冈输了。 接下来，横在日本人面前的还有两大问题： 一、“南进”如何不触怒美国？ 二、中国战场的“摊子”怎么了？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钥匙都指向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是，松冈训令日本驻美大使野村： 一、促成美日两国中立条约的签订。 二、极力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唆使美国对中华民国施压，逼使中国走向谈判桌。 为了这两项任务，野村前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驻军等“技术”层面之上而迟迟未决。 民国30年9月7日，日方为了加多一点谈判的筹码，令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派神田师团从忠坊、西塘向我大云山阵地发动攻击，和杨森27集团军的欧震第4军以及孙度的58军守军杀了起来，在国军战史上称这一役为第二次长沙大会战。 今天，我们反思在抗日八年中，每一场战役事实上都在执行最高当局坚定的政略决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行进于历史关键之中，但确实是在千钧一发中一分一秒苦撑待变的英雄。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回忆是役的过程说： （第4军102师）刘才喜：“你那个冲锋号一吹，那个当兵的都是上了刺刀端着枪的，你冲锋号一冲就‘杀···’一口气喊‘杀’那就冲过去了，你冲的过去就冲，冲不过你就退回来。” （58军新41师）陆国保：“我当代理排长好几次，今天补充明天补充，都没有···没有人了，死太多了补给不到一个来。” （第4军90师）杨国清：“守新墙河啊，我们一个师，两个师的预备队嘛，他猛一下就冲过来了，那就一个劲跟他打，他全部都退却了，他退却了就是战术了，让你，你进，你进，你进攻。我们两个···几个师啊完全退到那个大山里去了，又是···完全山多啦，我们占了便宜。” 杨森和神田在大云山旁厮杀了10天，让薛岳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投入战场，象萧之楚的26军是从浏阳来的，李玉堂的第10军是从衡山来的，韩全朴的72军和王耀武的74军是从江西修水和万载来的，夏楚中的79军是从湖北六战区来的，邹洪的暂编第2军则是远从广东赶到的，一时“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各路英豪齐集湘水之畔准备迎击来敌。但阿南也不含糊，他有鉴于上一次冈村采“分进合击”战术的缺失，这次改取集中兵力中央突破的战法倾巢而来，以期直拿长沙。上一次，日军备受交通破坏而寸步难行之苦，这一次他则强征了好几万民夫来解决行的问题。前日军藤冈证实了此一做法，他说： “在我们步兵中队中，大约配给了30名左右的苦力民夫，主要作用是代替马、车用。” 9月16日，薛岳电杨森不必恋战，宜向东入山再伺机尾击来敌。杨森奉命后，部队纷纷撤进幕阜山。 9月17日，阿南兵分六路强渡新墙河，就像瀑布一样直泻汨罗江。日军不惜以两、三个师团的兵力猛咬杨森在此一战场的守军。杨森最后撤离战场的两个军是杨汉域的20军和欧震的第4军，他们边挡变闪，慢慢地向东转移，到了幕阜山旁又转过头来在杨林街和洪源洞侧击神田和天谷师团。 这次长沙之役，显示出国军机动与应变能力已大为增强。阿南虽然企图以大吃小，但国军仍能在伤亡极其惨重的状况之下保持队形未被彻底击溃，因而形成了敌人后方和侧面的强大压力。 9月20日，日军分从黄棠、浯口、长乐街。归义等集结点南渡汨罗江。在金井、福临铺、三姐桥等线和我守军陈沛的37军、李玉堂的第10军、萧之楚的26军以及傅仲芳的99军厮杀了起来，其中以第10军的伤亡最为惨重，因为李玉堂的3个师整补尚未完备，阵中大多是新兵，一上来就碰上了这么大的场面，难免手足无措招架不住败下阵来。 藤冈：“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到天亮的时候对方阵地死了很多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脸，大多15、16、17岁左右的少年兵，当时他们正在煮早餐，汤都还在滚着。” 从藤冈的回忆中充分显示了当时国军兵源不足的潜在危机，此一危机后来不断扩大，直到战争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役，日军是采中间突破的战术进行攻击的，因此，我军也可以集中兵力予以反击。这一战激烈精彩，留给参战的战士们难忘的回忆： （99师99团）林伟年：“在二次会战的时候，我们99师295团第1营守湘阴城，日本人从这个···营田···汨罗江这边过江之后就开始攻击这个湘阴县城，打了2、3天啊，最后全营官兵牺牲，营长啊，负伤，被俘，日军要他投降，他不投降，最后···最后用火啊把他烧死的。” （第4军102师）雷定康：“一个排上去，死光了，由第二个排上去，硬是一波一波上去，后面有督战，就这样子打，打到最后头呢，好了，师长差一点就被俘虏了，师长被一个人，被我们一个同事给他背走了，背出来了。” （99军99师）孔庆云：“他部队一下被我们阻挡了，没办法前进了，没办法前进他飞机就来了。” （26军32师）黄道清：“都是晚上，偷袭，白天都是他那个飞机炸，晚上就在那里偷袭，那真是死的可怜。” 9月26日，敌军丰嶋的第3师团绕过长沙东方，南下西旋直逼株洲。北野的第4师团还配合了伞兵部队，连越捞刀河、浏河两道防线直逼长沙。 27日下午，一小部便衣和日军先头部队甚至还窜入了长沙城。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连长）蒋荣森：“长沙对面有个岳麓山，长沙的部队，守的部队，这个敌人攻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个电话是不断地到来。”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岳麓山那个时间有6门大炮，这个功劳最大的，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时候，岳麓山上的重炮齐放，使日军先头部队慌了手脚，因为他们搞不清这些炮弹从哪里来的，攻势很快地就受挫了。【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4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几乎在同时间，顾祝同的三战区，李宗仁的五战区都发动了牵制攻势，尤其是陈诚的六战区，更集结了25个师的兵力猛扑宜昌。战报纷纷传来，一时间阿南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不得不抽兵回援，藤冈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本来要开往长沙作战，但因为后方遭中国军队包围，只好回过头来反击。” 岳麓山这方面，冷静沉着的薛岳看出敌人阵脚不稳，正表示“天炉”盖顶的时机到了，由是一声令下，外围的国军将士便排山倒海的缩紧包围圈，接下来头捶、脚剁、腰斩，把日军的“尾巴”越切越短、越零碎。 （37军95师）萧佩芝：“那个时间，敌人一近，我们部队朝两边撤了，日本人认为我们又跑了又···不打了呢，日本人一进来，进来我们在后头一捉，将日本人捉到里头了，捉到里头那一下子就消灭它4万多人，我们团长死···都死了好几个团长。” 藤冈：“这时在我旁边的中队长正打算用望眼镜看看前方，只微微起个身，‘呜···’就弯下腰来，‘队长！你怎么了？’从腹部到后背血就啪的一声喷出来。” 阿南这个时候才发现大事不妙，匆忙间下令全军后撤拔腿开溜，日军于9月30日起开始突围北窜。此时，我军乘胜追击，连砍了9天，日军才过新墙河逃回湖北的老窝，长沙第二次会战我军以全胜收场。 长沙这一役到底在国际上造成了多少影响我们姑且不提，但至少它让美国重新评估了这个穷“朋友”的份量，起码也不止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单薄与脆弱，这一点至为重要，因为美日会谈还在华盛顿进行着。当然，这种结果对日本而言肯定是始料未及的，他们本来想拿长沙加注，没想到却在这里栽了个筋斗。 这一年的7月，日本获得法国维琪政府贝当的“同意”，进驻了法属越南。这对美国而言是极难接受的。显然，此一事件更窒抑了野村与美国谈判的斡旋空间，面对罗斯福一步又一步的对日制裁措施，日本外相松冈仍然一意孤行，以同样强硬的态度回应。 为了缓和美日关系，近卫首相不惜以内阁总辞的手段来摆平桀骜不驯的松冈洋右，但三度组阁的近卫已经无法掌握全局，只好于10月16日总辞。 18日，关东军出身的陆相东条英机出任阁揆。 11月1日，日本大本营进行了一次长达1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其结果经裕仁裁决。 12月8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下了一子险棋——奇袭珍珠港。 苦撑了四年又六个月，中国在千辛万苦中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2月9日，中华民国对日本、德国、意大利正式宣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32） 第三十二集 悲情·豪情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他们南进策略的前哨战，彻底摧毁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目的在于能够充分掌握西太平洋的海上军事优势，所以，早已做好了席卷东南亚美、英、荷各国属地的攻击准备。 同一天，酒井隆23军第38师团佐野的部队衔命从深圳南下，由九龙渡海直取香港。在这个战场，英国佬靠中国老百姓象陈策这种抗日志士的协同作战，总算撑了18天。徐亨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13号我们就听到这个···日本军队已经要占领九龙了，25号因为水也没有了，电灯也发生问题了，所以港督以为啊他非投降不可了，所以就准备从这个···20···25号下午就坐着小船啊，竖一个白旗子啊就过九龙，到这个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 那一天正是1941年的圣诞节，而沙捞越的首府古晋也同时成了日军的圣诞“礼物”。 10日，日本空军击沉了停泊在马来半岛外海两艘远东地区盟军仅有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清光了从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这一线上的英国海上武力。 1942年元旦，从高雄南下的日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元月18日，日军在婆罗洲东南端峇里巴板登陆，日本海军顺便收拾了现在的印尼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的舰队，一路势如破竹，就象切豆腐一样把英美荷在远东苦苦经营的“基业”一片片地吃掉。 到2月15日，日军攻下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新加坡，前后仅仅65天。当英军总司令卜锡弗率7万多部队投降的时候，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可谓踌躇满志，因为拿下新加坡比他预计得手的日期早了1个月。这个时候，日本梦想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版图”眼看着即将形成了。 在这一轮海陆空联合猛攻之下，日军偶有遇到的抵抗除了香港之外，大概要算菲律宾了。在马尼拉南方巴丹半岛地区，指挥抵抗日军的美国将领正是后来被誉为大战英雄的麦克阿瑟。他在回忆录中曾经夸大地描述道：“巴丹半岛和克里几多岛，已成为全球抗日的象征······”好像完全不知道有中国战场的存在一样，而事实上他在那里也只不过打了3个月就奉召离开了战场。当麦克阿瑟到了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时，虽然讲过一句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言：“我将回去！”但当时留在巴丹的7万多美国部队不久之后便悉数投降。5月，菲律宾全域沦陷。 在太平洋早期战役中，英美将领都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国家“重欧轻亚”的政策，由于此一政策，而使在亚洲的军队补给不继，物资缺乏，最后演成了失败的命运。其实，麦克阿瑟和卜锡弗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补给不继”，什么叫做“物资缺乏”，因为当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时候掳获的英军步枪就达6万支之多，山炮300余门，高射炮100门，要塞炮50门和军用汽车1万余辆，这个数目比当时全中国的汽车总数要多出一倍有余。 珍珠港事变同日，日本向英美正式宣战，而一向担心美国过早“进场”的德国这个时候也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于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了。 12月下旬，丘吉尔访美，双方军事首长在华盛顿取得了共识，他们一致认定：德国是轴心国家的龙头，擒贼要先擒王，所以打倒德国才是胜利的关键，从此“重欧轻亚”便成为同盟国的战略方针，虽然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发表了“共同宣言”：“决心一致对轴心国作战，直到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但就当时而言，同盟国的重点仍然摆在欧洲，至于亚洲的仗，一时还帮不上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要硬着头皮自己撑着。事实上还不单如此，因为当时中国已身为同盟国之一份子，所以总得善尽国际责任帮亚洲盟军其他战场打仗，这个担子对穷困疲惫的中国而言，无异雪上加霜。 可见，我们虽然走进了国际组织，却走不出国际间冷暖的悲情，因为，从嗣后的发展显示，他们轻亚实在是轻过了头，但是中国战场上拼命的国军此时却依然豪气干云，在节骨眼上风风光光地在湖南赢得了一场胜仗，那便是扬名国际的长沙三度大捷。 1941年12月13日，东京，一个酷寒的下午。陆军总长杉山元很得意地向裕仁报告日军攻略香港一路顺风的捷报，裕仁问道：你们有没有顾虑到中国军队从广东反攻的威胁？这句话正是长沙第三次会战的由来。 事实上，两个月前长沙战后国军的部署是做了一番调整，王耀武的74军确实正往广西移动，而欧震的第4军也来到了广东。日军大本营警觉到这个动向，旋即下令阿南的第11军向我第九战区发动牵制性的攻击，同时从华北调来第9旅团归阿南指挥，加上11军原来的第3、第6和40师团以及直属部队，总共也不过6万余人，比起前两次的规模要小得多，因为在当时不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也好，阿南惟几也好，都没有打算攻取长沙城，其目的只是牵制国军而已，但后来由于阿南求功心切抗令冒进，最后才掉入了薛岳设下的陷阱，一步步被诱入天炉之中而成了挂炉烤鸭。 1941·民国30年12月14日，阿南命34师团在江西向南浔一线佯攻，24日“平安夜”，在风雪交加的天候中，日军徒步冰冷的新墙河向南推进，一过河就碰上老冤家杨森的部队挡住了去路。25日，阿南令第3师团投入战斗，守将杨汉域第20军的弟兄们和敌军杀得难解难分。其实，阿南大可不必打这场仗的，因为他动作太慢，已经延误了发动攻击的时机，到他过新墙河的时候香港那边的战斗已成定局，所谓的牵制任务事实上也失去了意义。同样，由于香港已经沦陷，原先驰援的国军部队很快的又奉命回防加入作战，因而增加了不少实力。不过，这个时候阿南心想好不容易才过了河，不打到汨罗江实在有失“皇军”的面子，于是便决定继续南行。 12月30日，蒋委员长电令薛岳： “我第二线兵团应位置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主动地位把握战机，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集举各方全力齐向残敌攻击！” 这次长沙之役便是忠于这个“脚本”确实执行的。事实上，薛岳对后退决战的战法已经运用的十分娴熟，所谓艺高人胆大。这次除了新墙河之外，往南直到浏河北，几乎没有什么“第一线”，原先在这一带驻防的37军陈沛部队只见日军一到，纷纷让路，消失无踪。日军过汨水，高奎元的99师和梁汉明的92师也只是稍一接触就闪开，等于让出一条路给日军通过，而把长沙城“孤零零”地呈现于敌前。拿长沙做“铒”着实有点大胆，但薛老总却有他的打法，原来他早把王陵基的30集团军从江西调到平江一带，罗卓英的19集团军也从上高调来浏阳，这两支队伍在长沙东方形成南北长达100余公里的侧击大包围圈。彭位仁的73军从益阳推到了湘江西岸的宁乡据高策应。奉命开闪的杨森和傅仲芳部队则等待日军主力南下过后再行集结，伺机从北往下压，这便是薛岳的“天炉”布局。外围各线并奉命于民国31年元月4日子夜前抵达第一波攻击线，至于炉中心，镇守长沙的大责重任则落在第10军李玉堂的肩膀上。 1941·民国30年最后一天，阿南和两年多前的冈村一样，顺顺当当地来到了捞刀河畔，可是，他远不如冈村那么聪明，因而未能正确判断自己的处境，加上擅自越汨水南下已经触犯了军令，很想拿下长沙戴罪立功，没想到这正是薛岳求之不得的事。 民国31年元旦早上11点，阿南在浓雾中发出第一颗攻势信号弹，丰嶋的第3师团分三路向长沙城的东南方直扑而来。守长沙的第10军计有三个师，分别为周庆祥的第3师，宋岳的190师和方先觉的预10师。在这三个师里方先觉的部队装备较佳，但在二次会战中伤亡严重，至今未获充分补充，因此兵员最缺，象葛先才的30团只有500多人，约当一个营左右的兵力，而他守的正是长沙南门主阵地，日军突破长沙东南角时对他的前哨据点修械所冲杀了11次之多，从元旦到4日这4天，30团弟兄大部分阵亡战死，只剩下58人，但30团还是拼死把住了南门。亲历这一役的预10师作战参谋臧肖侠描述了当时的作战情形，他说： “那个仗打得是最激烈，最后，由于这个他的部队伤亡完了，师部里把这个担架兵，担架兵你知道卫生部队啦，还有输送兵，光是挑扁担的，那个时候没有部队运输靠人力运输啊，输送兵都给他补充上去。他这个号长在吹冲锋号的时候，大概给敌人把号都给打穿了，打穿了马上把他绑腿拿下来把打穿的那个孔又裹起来，再吹，那其他的部队看团部的号长在吹冲锋号，大家一起都跟着吹，可以说以这个冲锋号的威力啊，把敌人这个···抵住了。” 1月3日，神田的第6师团兵临长沙城下，当他从北边向城里突进的同时，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炮兵再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时炮声四起，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第10军预10师）王文汉：“那个时候他为什么退呢？那长沙岳麓山那个炮啊，那个野炮啊太厉害很了，他死了两个师团来牺牲了。” （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战史编辑）吴相湘：“我们在岳麓山湘江西岸啊有个炮兵阵地，是用德国制的45公分的榴弹炮，这个炮筒啊有一个菜盘子这样大，那时候我们发射500多发，等我们4天之后回到长沙的时候，那房子已经毁成平地了。那个时候日本人之野蛮粗鄙啊，他占领我们北门外这个···YALE IN CHINA 所谓雅礼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钢琴，他们居然就在钢琴···把那钢琴盖子打开啊在上面大便。” 这个时候外围各路国军已如预期抵攻势到达线，于是万枪齐鸣众炮齐发，朝着长沙向心围剿。 元月5日，阿南终于搞懂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连忙下令在金井的40师团接应，协助第3与第6师团突出重围，但为时已晚，因为优势的国军已从四面八方涌进，一时多向夹杀，超越追击，造成日军极为惨重的伤亡。当时由于两军已混作一团，使日机搞不清该不该投弹，因而失去了“空优”。就这样，从浏河到新墙河，阿南前后被捆着砍了10天，最后，在19旅团营救之下才灰头土脸地于元月15日逃过新墙河。 自从开战以来，日军的惯例都要把战死沙场的袍泽尸体拖走焚化送回本土的，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们办不到了，因为，死得太多，逃得太狼狈！ （第10军190师）禹琪：“他撤退了以后很快他就···留下来尸首啊很多，尸首还是全的不是残缺的。” （26军32师）汪中泉：“他的人和马没有一个存活的，都填在那个山沟里头，跟山差不多都平起来了。他来不及啊，他本来日本人要烧尸体，来不及烧啊，都是割一个耳朵拿走了，其他都没有。” 臧肖侠：“他另外有个习惯呢，万一尸首拖不回去要把左手剁回去，烧成骨灰带回去，就是连左手剁下来，我们看到他那个尸首里面左手给剁了二、三刀，没有剁下来他就跑掉了。” （40师团）藤冈明义：“没有办法去将尸体扛回来，只有将他们小指切下，这小指就是遗物，只能取这部分。” （司令长官部特务团营长）陈寿恒：“那么多的尸体啊，这清扫很难的，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所以过后啊，好像挖了个很大的坑啊，过后把那个尸体啊都把他埋下去，好像过后称呼这个‘万人冢’，冢就是坟墓啦。” 长沙这一役是中日开战以来我军最彻底、最丰硕的一次胜仗，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所向披靡，甚至欧战开始以来，反侵略、反轴心的同盟国家第一次扎扎实实的胜利，当时全球各大媒体争先报道此一捷讯以鼓舞人心，其中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最为传神，他说： “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英美军事首长此时也都纷纷来电道贺，美国海军部长更发表一篇告中国人民书，指出此役是： “所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 锦上添花可谓如雪片般飞来，可惜雪中送炭的人却音讯渺渺。 1997年，我们重返这一座当年的抗日名城。从北面南望去，湍湍湘水的右边就是长沙，赫赫有名的岳麓山坐落在城西，环绕于山南的建筑现在叫湖南师大，而远处的电视塔正是岳麓山巅。山上的景象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人事早已全非了。象这座古老的建筑，据说就是当年的薛岳指挥部，而现在却改作疗养院了。 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座73军阵亡将士碑。73军是彭位仁的部队，属王陵基30集团军的劲旅。这个部队前后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伤亡惨重。阵亡将士有一部分骨灰收藏在一个叫做忠义观的灵骨塔中。在幽暗的塔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单位名称，而那些骨灰罐子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捣毁而荡然无存，所以这空荡荡、阴森森的忠义观被临近湖南师大的学生称鬼门关。 今天，岳麓山已是长沙近郊的一处新兴游乐区，不过，游客们的聚点在山头的电视塔，那山后丛树杂草间被埋葬了的故事却依然相伴着万古寂寞与冷清。 1942·民国31年元月3日，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蒋委员长出任战区统帅。从此一刻开始，我国对日抗战也进入了决定性的第三阶段了。 委员长出任统帅后，电新上任不久的外长宋子文，请华府派一个战区参谋长来，以示合作的诚意与尊重。起先，他们找的是段澜中将，段澜建议从缅甸发动反攻，东进泰国，再下越南打通我国对外运输线，然后协助我国建立强大空军对日作战。这显然是一个攻击性的作战策略，史汀生表示赞成，但马歇尔却反对，因为他认为此时还没有大量援华的准备。这么一来，段澜不干了，后来，才找到史迪威。 根据史汀生的说帖，这个“参谋长”的角色与蒋委员长的原意有了很大的差距，其中出入最大的在“实施计划”部分四条中的第二条，其原文为： “在委员长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以及华方拨给的部分中国军队，这些军队若在缅甸作战，则需听命英军统帅之指示，但由美军官指挥。” 假如，我国同意，那么：美国将协助我国扩建华南地区空军军力，并提供我方拨给该一美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军队全部装备······。 换句话说，他们派来的不是个参谋长而是个指挥官，而且军援也变成有条件的了，那意思是“你要东西，就得听我使唤”，姿态之高已完全失去了“租借法案”和“麦格鲁承诺”的基本精神。当蒋委员长收到这份说帖的时，立即去电宋子文，强调“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而行”的立场，并请美方澄清史汀生的说法，但宋子文竟然没有把此一重要指示转告陆军部，而史迪威却于2月12日就飞来了，此时他身兼六项重职： 一、美军驻华代表 二、在缅中、美司令官 三、对华租界总管 四、滇缅路监督人 五、在华美空军指挥官 六、中国战区参谋长 但是当他于3月3日在腊戌晋见统帅时，只提了前五项，直到委员长追问才补充说：“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接受钧座之指挥。”状颇委屈。 我国与美军部对“参谋长”一职的角色与职权之解释不同，以及史迪威个人性格的倨傲，后来造成了彼此之间极大的困扰。蒋纬国就委员长与史迪威之间矛盾一事想起了一段往事，他说： “那个时候是史迪威，有一天，他提出来说，‘我们每一次出去到战区去视察啊，都是坐着委员长你的飞机，这一次我们换换口味啊，坐我的飞机吧。’其实呢，是他们有一个暗算，上面准备了降落伞，那么那一次他们准备了一人一顶降落伞，唯有给父亲用的那一顶啊，是拉不开的。那说起来，你中国的高级将领连拉个降落伞都不会，摔死的是自己负责。没想到啊，等到从官邸出来预备上史迪威的汽车的时候，后面有一位参谋来请，说‘报告委员长，有一个紧急的电话’。” 据说，接过电话，委员长就改变了行程了。到底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甚至整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我们也难以求证，但此一传闻当时在重庆却甚嚣尘上，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恶劣了。 一寸河山一寸血（33） 第三十三集 一狼·二虎·“四强” 1942年元月，中国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发表了对侵略者德、意、日三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使中华民国国号破天换地与美、英、苏列强平起平坐，并号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四强”。这对当时我国的民心士气是一大鼓舞，大家以为我们熬出头了。其实，所谓“四强”的组合，说穿了只是一匹狼、两只老虎和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相处在一起而已。在那段与狼共舞伴虎入眠的岁月中，中国人所遭受的辛酸、委屈、挫折、但又不能说的苦楚，在当时甚至过后都是鲜为人知的。 蒋中正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日记里写道： “今而复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牺牲耳。”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狼二虎是如何对待他的“盟友”的。我们先说苏联这匹狼吧。 苏联本为我国北方大敌，他们觊觎华夏疆土已非一日，远的不提，单就1942年并列“四强”后来说，就够“朋友”的。当时我国对外运补线尽绝，美国建议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西伯利亚到新疆的航线，但是被苏方拒绝了。后来改提从伊朗经中亚俄境到新疆的陆路运输线，苏联说这还可以考虑，不过条件是“你们运多少吨物资，重庆就要付多少吨农产品”以为“过路费”。这一招等于戳穿了他们当初援华的假面具，因为在苏联眼里，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即已造成了必败的命运，既然他的后门太平了，还要你重庆干什么？从此，苏联便全力扶持延安，而造成国共之间冲突的白热化。 再说英国，本来就是一个至为现实的帝国主义者，打从鸦片战争开始他就从未对中国友善过。此时由于自己正处于泥菩萨过江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亟力说服美国把全副精力用于欧洲，挽救英国的危亡。以当时世局而言，英美“重欧轻亚”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欧”要“重”到什么程度呢？ 陈香梅引用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说： “英国的丘吉尔，大家觉得他是英雄啊什么的，可是他一直不主张帮忙中国，所以他说：‘欧洲第一、欧洲第二、欧洲第三’。” 好吧，就算欧洲第一、欧洲第二，连第三也是欧洲，那么亚洲总可以排上第四吧？假如亚洲排第四的话，那么她的份量有多重呢？据统计，在1941年这一年当中，美国援欧与援华的比例为100：1·7，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数据足以表示英美在全球战略上对亚洲战场的轻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那便是日本人在武攻席卷东南亚的同时，也利用南洋诸国殖民地人民的心态发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英美”等心战攻势，象当时的印度就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谓“不合作运动”，英印关系可谓空前恶劣，假如这种态势任其发展，日本有可能很快拿下印度直取中东，进而与德意在南欧东进的军队会师，如此一来，麻烦就大了。 为此，蒋委员长于1942年2月便有了印度之行。这位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希望以其自身的抗日经验和宏观世局的视野来影响印度朝野使其合作，共御敌寇。虽然此行未能挽救英印关系决裂的命运，但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诚意。 英国当局轻视亚洲的另一恶果是造成远东英军士气低落、无心恋战，但是当时中国战场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正在此地区，他们不打，我们不得不打。为了维护这条补给线的安全，为了一尽身为“同盟国”的一份心力，我国早在年前，也就是长沙之役正酣的同时，即已建议国军入缅协助作战，但是当时英军总司令胡敦认为让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是英国人的“耻辱”，因而不同意。 到了元月20日，日本大军果然从泰国杀过来了，这个时候英国人才慌了手脚，允许国军第6军甘丽初的93师入缅护路，不过他们撂下了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也就是说，是你们自己要来的，便当自立吧！ 等到2月6日仰光失守时，他们才真的急了，于是便主动申请我军入缅作战，可惜这个时候已经延误了足足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参与入缅作战的远征军战士回忆这段往事说： （第6军49师）黄宪：“那仰光还没失守嘛，仰光没有失守他不叫我们进去嘛，叫我们驻在那个···边界，驻在那个营房子里头，等到仰光已经失守了，才叫我们进去。进去的时候，一个55师，我们是49师，热死啦，我们进去的时候是穿着棉衣，到了把棉衣整个棉花给它搞掉，穿着只是那个···，那里也没有东西吃，吃什么？木瓜打汤、树叶，吃那些东西。” 严格说起来，英国人要求国军入缅其实是个陷阱，因为英国驻印缅最高长官魏菲尔明白地说：“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目的。”所以当日军自仰光汹汹北上的时候，英军都往西边闪，而留下空旷的主战线给中国军队去守。象罗城以东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就分给了甘丽初，可怜的第6军，一个士兵要管250公尺正面。国军更大的不幸是来自于他们的司令官——身兼六职的大红人史迪威，原来此君根本就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而且还跋扈刚愎、自命不凡，因而把缅甸战场搞得一团乱。 话说1942年入缅的我国“远征军”，共有三个军，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丽初的第6军，张轸的66军，以及约当两个师的直属部队。假如您还记得的话，其中杜聿明的第5军便是（民国）28年底在桂南打下昆仑关的部队，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军实为当时国军中的精锐之师。 当第5军和第6军开进缅甸时，蒋委员长即明告史迪威，这两个军是国军精锐部队，宜以防守曼德勒为要务，因为曼德勒是滇缅路的重要据点。但史迪威的想法却要用第5军的3个师去协助英国佬反攻，所以打一开始戴安澜的200师就奉命直开东古以南的最前线。这个时候盟军的部署是这样的：右翼是英军，他们坐拥150辆坦克守普罗美，中路也是主战线由戴安澜守东古，再往东去就是左翼的第6军了。 200师只有9000多人，刚一到防就和迎面而来拥有2万多兵力的日军第55师团打了起来，这一仗整整打了14天，才奉命由廖耀湘掩护后撤到平满纳。至于右翼的英军，还没开打就纷纷北撤，没想到4月17日还是被日军第33师团包围于平河以南的仁安羌。史迪威不顾委员长禁令，急调驻守曼德勒的孙立人新38师驰援。 4月19日，孙部渡平河击破33师团日军防线，救出英军7千余人以及传教士、新闻记者和英美平民等500余人。 （新38师112团）杨一立：“那么113团就有命令，要去支援英军，英军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了。” （新38师112团）李纯明：“记载上面是有1000···1112个人，但是在我知道的，他们那个113团真正上战场的只有700多个人。那么敌人那时···剩7000多，被围的英军也是7000多人，他们有战车、有大炮、有坦克，为什么让人围在那地方出不来，我们38师草鞋部队最大的炮就是···那个时候就是82迫击炮。” 杨一立：“以少胜多啊，这个战争（斗）实际上非常之奇迹，完全功劳在指挥官一个人这个···掌握之中啊。” 李纯明：“那个英国人一看到我们把大拇指举起来，有好多人就在流泪，有好多人来抱着我们那个兵啊，大家就是···在那里跳了。” 杨一立：“后来呢，为什么不能继续狙击敌人呢，因为友军的阵地啊，有第5军啊、第6军啊，还有这个···美支队啊、英印军哪，这些单位啊阵地都受到···不利了。” 4月20日，史迪威又把平满纳的200师调去乔克巴当支援英军，因而形成了主战线平满纳和曼德勒的兵力不足，让日军有机可乘终至全线溃败。 当重庆的统帅部得知前方吃紧的同时，立即电告史迪威将国军3个军的主力即速向密支那、片马方向移动，但史迪威置之不理而任由大军徘徊于曼德勒与西保之间。等日军56师团迂回切断后通密支那的铁路时，史迪威才发现大势不妙。 面对如此局面，他“玩”不下去了，于是便甩下中国人托付他的3个军精锐部队，自己一个人溜到印度去。直到6月3日史迪威在重庆露面的时候，我们这位司令官竟然两个月未曾给他的上司盟军统帅一份报告、一个电话。 5月，正是缅甸丛林山区多雨的季节，象孤儿一样被抛弃了的国军只有冒着恶劣的环境和强悍的追兵各寻生路了。200师师长戴安澜不幸在西保北撤的战役中受伤阵亡，使国军痛失一员悍将。当年流落中印缅边界的国军弟兄回忆那段艰辛的往事说： （第5军200师）吴振泉：“远征军那个时候我们师长还是戴安澜啦，就是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跟日本人抗，在那什么叫高黎贡山，在高黎贡山上，那个山高的，上山要一天一夜，下山要一天，师长都阵亡了。” （独立工兵营）何自如：“撤退还没撤退完，我们那个总司令哦，那时候是马总司令就堵到我们营长，就是要炸那个惠通桥，后头的都丢掉一部分人。” （第5军装甲兵团）张国华：“好在我们的命大在前面走过去了，那在后···跑到后来的，惠通桥那个桥啊等于就是这头也有车，这头也有车，炸桥的时候就不管啦，没有办法啦，都下到河里面去了···在底下去了。” 在3个军里，第5军的命运最为坎坷，他们被打散了之后，有一部在淫雨浓雾中迷途而误入了野人山。 （新38师112团）杨一立：“22师第5军呢他们就苦了，向西走呢就可以到达印度，同时他们走的方向啊太苦，路线太苦，真的是那些野人山啊···一言难尽啊，那苦头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吃草根吃蚂蚁蛋，煮香蕉树，那一段实在是没有补给那一段实在是···” 66军新38师孙立人的部队状况比较好一点，他选择直线西行进入印度的路线，但是当他带着两个团过印度过境的时候，英国军队竟然忘了仁安羌的救命之恩，要缴孙立人的械，李纯明当时就在国军的这个行列之中，他回忆说： “就到那个英国人···第1军在守着印度边境，印度缅甸的边防，他要缴械。” （新38师122团）杨一立：“孙立人将军的智慧非常之高，重要的兵力摆两边，不给他们缴械。” （新38师122团）李纯明：“我们这个草鞋部队还是草鞋穿着啦，但是装备好好的，一班一排的行进得整整齐齐的。” 杨一立：“你来看，我们的部队撤到这里来了，我们是这样礼貌我们还非常之整齐，因为我们不像他们英军。” 李纯明：“到了印度啊，没有一个班是完整的，有好多是把皮鞋拿到枪上扛着，有好多是打着光脚就跑回去了。” 杨一立：“孙师长就跟他讲了，请你派车给我们运输到后方去吧。” 李纯明：“老百姓如果丢掉一根稻草我陪你一根金条。” 杨一立：“马上他就拨了汽车啊把我们整个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啊就从英法尔运到迪布路加。” 总而言之，滇缅路这一役我们输得很窝囊，假如让我们自己来打，最起码也不致如此的狼狈，但是两个“盟邦”将领，一个不肯打，一个不会打，我们还能怎样！ 在一狼二虎中平心而论，罗斯福还算是睿智的，至少他的视野比较宽阔。 1941年元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美国要作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表示美国将供应武器与战略物资给盟国。 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明文该法案适用于中华民国。根据此一法案，外长宋子文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建立一支拥有一千架飞机的现代化中国空军。 二、协助装备训练30个陆军师。 三、巩固滇缅补给线。 罗斯福是批准了，但后来由于史汀生、马歇尔这些人从中作梗，使这个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加上英国的把持，在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CCS）中并没有我国的席次。CCS属下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也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以致当时罗斯福的承诺都成了虚言。 1942年，美国空军派个毕赛尔上校到重庆来担任史迪威的空军司令。毕赛尔新官上任就悄悄地进行一个空袭日本本土的伟大计划，意图表现一下。4月18日派空军中校杜立特率16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日本，原计划回航时降落浙江衢州机场，但由于事先并未知会我国军方，临头又联系不周，因而造成了十分悲惨的结果。前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回忆说： “就是他们军事上的机密守得太过了，他们本来是要在重庆午夜12点钟告诉衢州飞机场开灯的啊，所以呢他们10点钟就到了，提早两点钟，这飞机场不晓得，三战区也不晓得，三战区长官部也不晓得，有美国飞机来降落他也不知道，让这飞机在天上转了，转了没有办法了一个个飞机就掉了嘛。” 由于史迪威、毕赛尔的狭隘而造成16架美军飞机焚毁和部分飞行人员伤亡固属遗憾，但更倒霉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国老百姓，因为日本人当时还咽不下本土被炸的“耻辱”，于是便于4月下旬由日军第13军泽田中将纠集了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向我第三战区进行报复。 第三战区在全国战略上本属次要地位，民国27年后的作战多以游击为主，但面对此次日军大举来犯。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仍率其所属竭力抵抗。在金华、兰溪都有激烈的战斗。5月底，日军已进抵龙游。 6月3日，蒋委员长下令放弃衢州。在近3个月的战斗中，日机先后空袭此一地区达600次之多，军民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这便是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日本本土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在战时真心诚意帮中国人忙的美国人也并非没有，像陈纳德就是个例子。 陈纳德早在1931·民国20年就应聘来华协助国军建立空中武力，可是中日开战不久他就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被调回了美国，直到1940年才应委员长之邀再度东来。后来他和毛邦初一起到华盛顿去，极力促成“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协助作战的计划。 1941年4月，罗斯福“秘密”的批示了陈纳德的计划，准许后备空军官兵加入此志愿队。【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5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在缅甸东古的开道机场正式开训。 陈香梅：“当时人数很少，100多人，100多人也是他们要从空军退下来，就是说辞职才可以到中国来。” 当时，我国向美国买了100架P-40型战斗机，这是他们唯一家当，因为没有零件可以补充，但这些热心的美国朋友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差而稍减他们旺盛的战斗意志。从1941年12月20日昆明升空首开纪录为始，到1942年7月为止，志愿队先后出动500架次之多，击落日机达299架。这群“老百姓”在空战史上写下了全胜的纪录，而在各战役中为中国战争付出宝贵性命的队员也达20余人。 陈香梅：“人家说英雄流血不流泪，这个不是真的，英雄也会流泪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不过他···当然不是很容易流泪，可是牺牲了···每一次他这个飞行员出动的时候，他饭也吃不下去，他一定要等他们安全回归，可是有时候当然有一部就没有回来了，常常有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他就躲到他自己办公厅里面门关起来，他就···他不愿人家看见他流泪。” 也许因为陈纳德的表现还是隶属系统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因此他不断施加压力要撤销飞虎队的番号，毕赛尔甚至以不归并即不许作战相逼迫，使得志愿队只好于1942年7月4日宣告结束。 1995年，我们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航空博物馆里看到当年叱咤于中国领空的P-40，这里严格说起来其实只是飞虎队的纪念馆，里面完整的保存了飞虎队的战史、参与人员以及阵亡名册等等。50多年过去了，张着鲨鱼大嘴巴的P-40仍不失其英挺。我们觉得这些遗物代表着的不止是一架老飞机或几面奖牌，而是人间难得的正义与友情。 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当年使用过而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在一个久雨新霁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二十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 而今那万马奔腾似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情干云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的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 虽然这些圆石砣砣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有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石砣砣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纪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它们无缘陈列于战史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 一寸河山一寸血（34） 战争行为本来是经济社会的一大杀手，其破坏力之强、摧毁面之广是成长于承平时代的后人难以想象的，这种影响对交战国双方并无二致，所以到1942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日双方都面临到了无以为继的严重危机，这个时候彼此拼的好像已是持久的能力了，换句话说，谁撑的久谁便是赢家，不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可以说我们阶段性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话怎么讲呢？试想当年我们本来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被迫应战的，因为以双方国力而言，我们几无胜算可言，为了求存，唯一的选择只有“拖”，用我们幅员广阔的土地来换取时间拖垮敌人，至少把他拖到同一个“立足点”、同一个“起跑点”，然后再拼，这便是我们对日“持久抗战”的基本国策。 由于打一开始全国上下都有了苦撑下去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我们面对灾祸与横逆时，还能坚此百忍，默默承受。 反观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想三个月就把我们撂倒的，没想到摇摇晃晃的对手竟然死缠了他们达五年之久。此一“意外”逼使他们在焦躁。恼羞、与疯狂之中终于和我们一样的陷入了无尽的战争痛苦。 经过五年漫长的岁月，现在大家总算要扯平了，但此一结果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我们要的是赢，问题是我们还熬得下去吗？我们还挥得出决胜的一击吗？照常理推断，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状况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就不用打了，因此他们分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企图扼杀我国的生存命脉。老实说，任何一个国家一旦被这三把刀卡在脖子上，几无存活的机会可言，但在当时，日本虽然很确实地做到了以上三点，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弃械投降，由此可见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搏斗是何等的惨烈了。 第三十四集 黎明前的黑暗 我军重输新血·日军一号作战 民国31年9月——33年6月 有人认为，中国之对日抗战所以能获得最后胜利，是拜美英等列强之“赐”，是“西瓜往大的一边靠”而得到的结果。这话不仅不公平，而且对我国在孤军苦撑、血拼五年的岁月中那些战死官兵的英灵与全国上下不屈不挠的意志构成了莫大的诬蔑与不敬。试想，若不是我国坚决的抗战到底，在中国战场上陷128万日军于泥淖而无法抽身，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事的结果如何就很难料想了，至少他们将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这笔帐是不容一笔勾消的。 战争一开始，我国确实希望以苦撑待变的行动来博取友邦正义的声援，直到珍珠港事变，中国战区正式成立，照讲这一番期盼已经如愿以偿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美英列强全球战略重欧轻亚之故，我国不仅所得至为有限，而负担却增加了许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视此一时期为始战以来最为艰苦与黑暗的日子。象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而惹来了浙赣之役，日本人为了报复大肆轰炸，使20余万老百姓因之死于非命；象滇缅路之役，我们固然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补给线而战，但仍有一尽“既为盟友”之责的意味协助英军，不幸的是冒出个盟军“将领”史迪威来，最后，这条路不仅没保住，反而丢了3个精锐军。 老实说，我们不是怕打仗，事实上从“七七”开始我们天天都在打，光是“会战”在“中期战役”也就是“武汉会战”到珍珠港事变这段时间，除了节目中曾经提过的“南昌”、“随枣”、“长沙”、“桂南”昆仑关之役，以及“枣宜”、“晋南”中条山之役而外，（民国）30年元月有“豫南会战”，3月有“上高会战”，在“珍珠港”之后的“后期战役”中，则有民国32年的“鄂西会战”，都是动辄十数万人的大战役，事实上这些仗我们都达到了战略目的。换句话说，仗，本来是要打的，但要打得有意义，要清清楚楚为什么打，怎么打，它的胜算如何，而非胡打。但当我们成为同盟国一员的时候，在这个层面上乱了，因而增添了无尽的困扰与负担。 事实上，史迪威的麻烦还未了，此君自从滇缅路那一役“处女作”出师不利之后，便耿耿于怀，自忖有失出身维吉尼亚军校的面子，所以一心一意想“就地”捞回来，但中、美、英三国对他的“反攻缅甸”计划各有立场，可谓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很难交集，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发展我们留在以后再谈。但是当日军得知我国将南下远征的讯息时，便“先下手为强”，在常德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势以为牵制。 民国32年11月，这个时候武汉日本第11军的司令官已由横山勇接任，他率领澄田的藤兵团、赤鹿的镜兵团、山本的幸兵团、岩永的京兵团。佐久间的桧兵团，以及直属部队共6万余人，于11月2日从洞庭湖西北方长江南岸的华容与弥陀市之间全面发动攻势，向常德推进。 （桧兵团）原孝藏：“公元1943年的11月，常德作战的途中,以中国的军营为目标进行攻击，大炮一发都没有射击，随着天色渐亮，大家都能看得清楚，逼不得已只好乱糟糟地瞎打一通。” 常德属第六战区的防地，驻守国军有冯治安的两个军，王缵续、周碞、王敬久的各率两个军，以及吴奇伟江防军所属的三个军和直属部队，总共约等14个军的兵力。这一役由孙连仲代司令长官执行作战任务。 14日，日军在汉奸带路之下突破王敬久和王缵续两个集团军的防地，过暖水河南下。 16日，伞兵空降桃源，岩永的京兵团同时陷澧县进逼常德。 常德守城部队74军的57师，师长余程万仅以一个师的兵力和两个师团日军力拼苦斗，坚守城池血战了11昼夜，全师官兵伤亡殆尽，直到友军来援冲出重围时，只剩300余人，没有一个不挂彩的。 12月5日，常德陷落。 常德被围时，74军其余各师连同六战区的第18军、73军、79军、100军，以及九战区的第10军、99军和来自江西的58军纷纷赶到战场，对常德敌军形成了反包围。方先觉的第10军一马当先，于11月29日攻占德山，直扑常德公路南站和敌人展开猛烈战斗。日军炮弹与毒气弹齐发，战况惨烈。 （第10军190师）蒋志远：“两个师打（190师、预10师），头一天在观音铺啊打个胜仗，大家都高高兴兴哦，追击哦，一追追到像这个···我们荣家这个大坝子啊，两个师团在那里歇营，好，那给围的我们水泄不通。” 就这样，足足打了6昼夜。预10师师长孙明瑾于是役身中五弹，壮烈殉国。 好在此时各路援军都已各就攻击位置。12月11日，我军突入城内，和日军展开近身巷战。敌人补给线被我军后续部队节节切断，欲振乏力，终于13日撤离战场。临走，“731”的细菌战部队散播鼠疫，造成事后这个地区瘟疫蔓延。陆军则沿途烧杀以泄满腹恼羞之气。 （藤兵团）秋原隆：“要回去的时候，经过一个个的村庄。因为是夜间行军，所以一边放火一边行军。有一次在点火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突然起来要将火弄灭，我们两个人把她手脚抓着就把她丢进火里，她大叫着东洋鬼子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就死了。” 国军尾随残敌追杀了20多天，于民国33年元月5日双方又恢复了原来的态势。这一仗除了预10师师长孙明瑾而外，还有两位师级指挥官为国捐躯，一为44军150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于常德西北方太浮山防地，年37岁；一为73军暂编第5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殉国于桃源、石门一线，年38岁。 （18军11师）韩长生：“打常德也是打了一个多礼拜，把队伍集中起来就在前面攻啊，指挥部队，日本人来了跟他硬打，结果把他打退了。” （58军新11师）陆国保：“常德30多里路都打平完了，我过河轻机枪架后面，你不过也不行，要过河打···唉呦！好多金子钞票丢，到处丢，满天丢，没有人要的。” （27集团军）刘建忠：“整个都炸平了，那个常德都成了焦土了，两边炸，飞虎队的飞机来炸，那个日本就是那个打垮的嘛。” （72军新13师）李西田：“炸惨了，他那个师团也可以说就是在那里全军覆没了，我们十来个军在常德跟他会战哩，那时候打得差不多了，可是我们也是伤亡很惨啊。” 常德会战可以说是中后期我国对日作战历程中的典型战例，国军坚守猛攻、前赴后继的英勇事迹令人感佩，而空军在这一役中也有了相当优异的表现，这是“武汉”以后我空军最为庞大的一次编队出击。 陈纳德的“飞虎队”于1942年7月归并于第10航空队23战斗大队，可以视为美国对华空援化“暗”为明的分水岭。当时史迪威开出支票说，这个新的大队将有100架飞机以代替志愿队的任务，但在23大队接手的当时，他们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而已，美国陆军部并没有把我们买的飞机以及通讯配备、维修器材等装备及时运到远东来，所以尽管23大队后来成为中国战区功勋彪炳的“空中杀手”，但在当时他们却只能靠“志愿队”留下的51架老飞机过日子。 至于我们自己的空军，虽然在“武汉”以后能打仗的飞机凑不足几架，但番号依然存在，后来向老俄买了100来架E-15III、E-16III型的战斗机，但性能远不如新出炉的日本零式机，上天等于送命，所以那段日子可谓我国空军史上“急死人”的灰暗时期。直到民国31年春透过美国租借法案，我们才零零星星的弄到一些P字号的机种，而飞行和地勤人员也有了出国接受训练的机会。 （空军14期留美学员）郭汝霖：“这也是很···相当突然的事情，我们原来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机会，因为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啊，已经是到了几乎是山穷水尽这种程度，飞机让日本人给差不多打光了，后来拼几架飞机出来给我们训练用，汽油呢，那都是一小桶一小桶的，5加仑的桶啊，现在大家都没见过5加仑的桶。” （第三大队留美学员）刘绍尧：“在美国受训差不多两年的样子，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也是从头来起，开始在那里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然后这个OUT训练（实战训练）。” 郭汝霖：“他并不教你太深奥的东西，所以先把你基础打好，你该知道的东西他一定让你知道，让你学，让你学会，这是很重要的，很实用。” 刘绍尧：“那我们在那儿这个P-44训练完了之后就到印度，这个训练了个时期就回到昆明了。” 这便是我国空军在常德会战中能出动1700余架次的原因所在。空军虽然艰苦，但他们毕竟熬过了一段青黄不接的痛苦岁月。那么陆军呢？也许您还记得民国31年滇缅路那场“乌龙战役”，最后孙立人带着他新38师协械昂步开进印度的往事，这支队伍便是抗战期间我国陆军改头换面的种籽。 （新38师112团）杨一立：“我们从缅甸退到雷多，从雷多转到蓝加的时候，最初是我们38师。” （新38师112团）李纯明：“蓝加整训的时候，开初这个美国人派了300多军官来，他准备军官是由他们来当，我们孙先生不同意，他说不管你讲哪样东西，我们不会比你差。” 杨一立：“接到说重庆方面委员长啊也派来一个指挥部过来，这个时候指挥部里面有一个处长，就是景云增，他到了印度就是一手把这个···组成驻印军，景云增将军把这个新1军就组成了，当时的新1军只有22师跟38师这两个师。” 蓝加训练营更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训练教官。 杨一立：“在国内的这些团长以上的官，带兵官都要调到印度去训练。” 李纯明：“一种新武器到那个地方他给我们教两个钟头，我们拿回来照样的教我们的部队。” 由于他们把在此地学到的新观念和新战技带回国内去，后来便成为云南新军训练的主要干部，而中国陆军也从此开展了另一新页。 1942年5月，虽然日军在“南进”途中一帆风顺凯歌四起，但东京大本营并未忽忘中国战场上无法自拔的困境，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战事不能结束，西太平洋的奏捷便有如无根之花。 5月10日，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次长田边专程飞抵南京与畑俊六商讨“解决”之道，这便是“五十号作战”和“五十一号作战”的开始。所谓“五十号作战”，预定当年9月以5个师团的兵力渡黄河“歼灭”我国胡宗南的主力，尔后南下进迫四川。“五十一号作战”则以鄂西为攻击出发点，并拟于（民国）32年春寒过后，从宜昌动用8个师团大军，配合500架飞机溯长江西上直杀重庆，其最终企图为两路夹击陪都，以置我于“死地”。 这个计划于6月份被中国派遣军参谋会议修正，因为这些人都有过与我军交锋的实战经验，他们认为只是如此规模想攻略四川是没有胜算的，所以他们将地面攻击部队增加到42个师团，其中15个师团外带14个独立旅负责治安并对付敌后游击战，另以18个师团的主力从宜昌全力仰攻，“直捣”重庆，同时将这个计划改称为“五号作战”。 9月，经裕仁批准，但到了10月份，日军在太平洋的战事开始逆转，大本营发现已无力支援如此庞大的攻击计划。 12月，此一开战来最“伟大”的“百万远征”被迫中止。“五号作战”就象泡泡一样还没吹呢就破了。 随着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节节反攻，日本的海上霸权在屡遭重创之下开始“家道中落”了，这个时候他们尝到了我们的同样痛苦——海上运补线被切，加上民国31年之后我国空军重生日益壮大，西南一带机场遍布，眼看着制空权就要易手了，怎么办？于是便产生另一个孤注一掷的自救的计划，那便是民国33年春发动的“一号作战”。 简而言之，所谓“一号作战”的目的，其一为打通我国包括平汉、粤汉等路的南北纵贯铁路线，企图与东北、朝鲜的铁路网衔接，以维持南洋资源陆上运输的畅通；二，控制我国西南要点，摧毁盟国空军基地，进而攻略四川。 对日军而言，“一号作战”是志在必得的存亡之战，而国军呢？此时则处于另一个青黄不接的当口，因为庞大的训练计划正在云南进行着，以致各线国军都面临着兵源短缺的严重问题。 在日军雷霆万钧的压迫之下，“一号作战”的头端许昌、洛阳纷纷陷落。粤汉线上首当其冲的长沙也遭到了空前的威胁。 （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战史编辑）吴相湘：“日本人把驻在东三省的所谓关东军的主力都调来的，把驻在日本国内的近卫师团都调来打长沙，因为长沙经过三次会战啊，这一回他采取另一个战略了，因为他每一次打长沙失败是因为岳麓山，湘江西岸岳麓山，高地在我们手上，我们的炮可以打他。他这一次先用海军把湘江水里的水雷扫光，然后先占领长沙西岸，这样一来呢，中国这个国军的炮啊不能打。” 显然横山远比阿南来得聪明，他完全汲取了前三次失败的经验，除了利用海军的优势之外，在陆路进攻方面也有别于前，他以华容、益阳、宁乡和崇阳、平江、浏阳这两条外线来包抄长沙，构成一个比天炉更大的炉子。在压倒性火力支援之下，这回，薛岳输了。 （72军新13师）李西田：“就绕路，过了长江以后，他转到岳麓山背后，这时间我们的炮兵呢，还正望着前头望着长沙呢，可是日本人在后头来了，这一次失败了。” （第4军102师）刘才喜：“因为我们四面八方就都日本人围到的啦，我们整个一个师在城里头，还有一个90师也在城里头，我们过不了河，过不了长沙河，那时候涨大水，没有办法，结果部队在城里头匐到，匐到以后呢就到那个美国医院啊，长沙叫湘江医院，北门外突击，那时候就硬打硬用刺刀，拼刺刀拼出来的。” （37军60师）萧年晶：“长沙一失守，就一直就到了株洲，株洲就到了茶山，茶山就到了衡山。” 刘才喜：“那一次死的人不少啊，我们一个师最后整个下来编制一个团。” 长沙失守令人惋惜，其间值得我们反省之处太多了，但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冲刺奔杀的勇士们则是永远令人景仰的，因为在第一线他们从不问自己是生是死，也不问这场仗是赢，是输， 张家山、肖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当年白天霖炮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预10师和日军68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 跨越湘江，是日军68师团先进部队进袭衡阳的途径，也是老鼠过江的地方。当年湘江大桥已经毁了，只留下残缺不全的桥墩还在呜咽的江水中矗立着。当局在原大桥南约一公里处另建了双层铁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走火车，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也许是人之可贵之处吧，因为，他们能创造。 一寸河山一寸血（35） 1944·民国33年6月18日，长沙沦敌。 横山勇的第11军马不停蹄乘胜南压，企图在6月份以内下衡阳、取桂林、直杀柳州，结束“一号作战”。没想到光是衡阳这一役，就杀得“大日本皇军”灰头土脸，颜面无存，使他们在“一号作战”中遭受到了空前的挫折与尴尬。 当时日军在西太平洋诸岛的战事节节失利，败象尽出，加上中国战区战情胶着，使权重一时的东条首相深感无力挽回颓势，而于7月18日宣布垮台。 1944年6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欧洲。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之后，此时正向柏林一步步进逼之中。在国际上，大家正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欧战胜利，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湖南的这一战役的，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一役却是后期战役甚至整个抗日战争中极为艰苦壮烈可歌可泣的一场殊死搏斗。 第三十五集 惊天泣鬼保衡阳 对日作战已跨进第八个年头了，但在国内战场国军经由美国租借法案得到的军援仍十分有限，而大批军需物资此时正羁留于印度被史迪威把着，作为他协助英军反攻缅甸的筹码，即连陈纳德的14航空队也面临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境。在长沙陷落衡阳受困的这段日子中，史迪威在国内战场上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在6月21日撤走了桂林的外侨，他罔顾中国人的民心士气，直认为“较早放弃桂林实属必要”，总算林赛准将还有点良心，在紧要关头给了衡阳几门炮，这几尊炮后来在守城防御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再说我们自己。事实上在第四次长沙会战时即已呈现了至为严重的兵员缺额的问题，加上精锐师南调支持滇缅战场，所以当时长沙守军的实力是难以与二、三次会战时相比拟的，这至少是长沙失守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观日本，横山这次可是创下了中日开战以来的空前纪录，一共纠集了150个大队倾巢来犯，显然他们要的还不只是长沙。 当日军占领长沙兼程南下时，国军似已无力在渌水与衡山间做有效的抵抗，因为在长沙一役中，我军被绝对优势的来犯之敌“冲”散了，在一片混乱中，重建指挥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王陵基和杨森的部队在茶陵和醴陵这两条线上和敌人都有过激烈的战斗，但仍然挡不住日军锐利的攻势，衡阳终于被围了，国军这些部队从此便被隔绝于日军的包围圈之外，一直未能向守城部队伸出援手，而使衡阳形同一座孤城。 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方平原地带，北屏南岳衡山之南麓，东临湘江，是粤汉与湘桂路的交汇点，称得上是湘省中南部的交通枢纽，也是大西南的门户，因此，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长沙既失，衡阳之战在所难免，守城司令方先觉为能放手一搏，于6月中旬下令撤退衡阳城30万居民。 （第10军预10师29团副营长）李文秀：“我在衡阳西站疏散老百姓，我们希望距离开战地30华里，就是战争范围内30华里，就···不管你怎么走法，老百姓一大群，在战争中真是可怜，看他们逃难，难民嘛，那大路小路都···车子火车上都趴得满满的，上下都是满满的，没有车辆，车辆很少。” 30万居民是为了避免可预期的惨烈兵燹而奉命撤离的，但另一个大迁徙则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 （第10军预10师迫炮连长）白天霖：“有一天外面人大伙儿的街上人都叫‘赶快来看，赶快来看’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啊，那个老鼠啊，所有的老鼠一下到江边集合了。” 有关老鼠过江的故事，衡阳居民罗先生证实说： “这个老鼠过江由那个下面过去，就是那个下面的河边过去的，（那大概过了多久？）过了多久啊，过了差不多有个把小时，尾巴咬尾巴，接着前面一只后面一只咬着这一只尾巴，再后面再咬这一只尾巴，它咬着的等于一条线一样啦，（游泳过去的？）嗯，游过去了。” 白天霖：“一想啊，对，所有的轰炸都在江西岸，轰炸都炸掉了，想一想哎，老鼠一个也没有了，老早就搬了家了，这叫老鼠搬家。” 衡阳城横宽500公尺，南北纵深约1600余公尺，是个长方形的小城，除了东倚湘江外，城北还绕着一条草河，至于西边，不是鱼塘就是沼泽，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而言，这三方面都不是攻击的好途径，剩下来的就只有城南了。城南从江西会馆顺着铁路往西走，包括枫树山、张家山一直到汽车西站，这一路属丘陵地带，日军只要过湘江右旋便可以直扣衡阳了，所以双方都将南门外列为必争之地。 方先觉把最精锐的预10师葛先才的部队部署在这里，190师在右翼负责东起泉溪到湘江东岸五马归槽和橡皮塘一带阵地。第54师防区偏北，守耒河西岸冯家冲之线。第19师则管城西，他们的防区北起高家塘南迄汽车西站。军指挥所设在城内的中央银行。 第10军原编制辖三个师，其中190师为后调师，只有干部没有兵员，后来又把原来守城的部队第54师拨了过来，但这个师只有一个团的人。合着此时第10军虽然有4个师的番号，但实则只有7个团的人，连同直属部队统统加起来也不过1万7千余人。方先觉先觉到了自己的人员不足与弹药有限的弱点，所以把防卫圈缩得很小，他甚至放弃铁道以南原有的国防工事而退距城边，这种不留后路，向心凝聚的做法，可以说明他打一开始就下定了不准备活着走出衡阳的决心。 在工事设计方面，方先觉很聪明地在城南丘陵地带相接处的鞍部两侧配置机枪据点，而构成了严密的火网，他又把山坡的一侧挖成直角，就象座峭壁一样，逼使进攻的日军只有两种选择，一为用云梯攀登峭壁，一为匍匐前进靠运气过火网，显然此二者都将使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10军直属工兵营营长）陆伯皋：“47天前快20到25天就把这个工事啊，就是防御工事要做好，于是乎把肖家山、张家山、141高地这一面是最南边把它削成绝壁，削多高呢，6公尺，一个梯子爬不上去。湖南啊是一个池沼地带，把它想法子连系起来，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挖宽挖深，东边不讲了，南边和西边啊就是这样，南边就是削绝壁，北边就是连络水系。” 事先，横山勇并没有把衡阳看在眼里，他只用佐久间的68师团和岩永的116师团大约3万多人沿株洲南下进袭衡阳。6月23日，68师团从株洲过衡山，杀到了衡阳的东南郊区泉溪。6月26日黄昏，日军第68师团在湘江西岸与116师团会合，正式开始了衡阳的攻防战。 （68师团）北川升：“6月26日午后6点，我在衡阳打出的第一发子弹，衡阳会战就此展开。” 在猛烈的排炮轰击掩护之下，日军开始冲了，他们没想到守军能挨得起如此密集的炮击，直到潜进阵地才发现情况不妙，但还来不及会意就在我军火网之前纷纷倒下去了。 （68师团）山内礹：“进攻时日本军啪哒啪哒的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来，后来我们的小队长最先到达最前面的碉堡，后来我也到了，在我之后5公尺附近的士兵都不断啪哒啪哒地倒下去。回去后我们这个中队中队长以下几乎全灭，还活着的大约只有30多人。” 28日，师团长佐久间忍不住自己跑到高地上去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候突然飞来几发炮弹，佐久间和他几个参谋登时应声重伤倒地躺在血泊之中。这一排炮弹是从枫树山我军28团迫击炮阵地打过来的，当时迫炮连连长白天霖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他回忆说： “就在正前方8、9百公尺7、8百公尺的地方，叫欧家町，起码7、8个人，30个人都有，我一看这是好目标，怎么会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向我们阵地侦察呢？这证明到这不是个团长喔，我看到以后马上下决心各发一发，结果一下8发炮弹打出去以后啊，一下就命中了这个人，那才过瘾呢看着。” 68师团不止师团长挂彩退下阵去，攻城的士兵显然也遇到了相当的麻烦。 （68师团）北川升：“当时我们要徒步走几百公里，弹药又很重，所以就没有把弹药带着一起走，以为支援部队会跟在后面过来，可是支援部队的物资在途中却被中国的军队夺走，所以说攻击衡阳时弹药也逐渐殆尽。” 至于国军这方面，虽然也有弹药不继的问题，但他们坚守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死不打的三不主义，所以在守城之初还可以应付，但“看得见”、“瞄得准”、“打得死”则必然是近距离的搏斗，由此我们当可想象战况是何等惨烈。 （第10军直属搜索营连长）臧肖侠：“我就向后面申请这个迫击炮射击，等了很久很久，天都黄昏的时候啊，唉!一个迫击炮的排长来了，他打了7、8发停止了，喂！我说你迫击炮怎么这么打呢？他说‘报告连长，没炮弹了’。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这个···你要这个什么炮弹？我这个炮是81炮，81炮弹老早打完了，这是82炮还剩余的炮弹啊，由我们军部的幕僚人员把它用石头给它磨去了1厘米装上去打的。你说这个东西他们一天能够磨几发啊，这个军部幕僚人员手都磨破了。’” 从6月26日开始，日军等于是用68和116两个师团的兵力来打我们一个师的，血战了7天7夜，敌人除了在我阵地前留下遍地横尸之外未获任何战果。7月2日，横山只好鸣锣收兵。 自从日军攻城开始，日机即展开了密集炸射，小小的衡阳城未几就成了废墟了。 （第10军预10师司令部军医）汪恕涛：“每天晚上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轰炸就来烧啊，那么能跑的人，在外面能跑的，能可以走动的人，那么就可以走出来了，那不能走动的人统统就不能走了，就···就没有了，所以到以后，战到以后啊，所有的病人啊没有往野战医院送了，没有送病人了，伤的人没有了，为什么那么打仗没有伤的人呢？所有伤的人他就不要向后方跑了，自己也知道，我反正是死了，我死我也要跟日本人死在一起。” 在此期间，原先派驻城外的部队纷纷夺路退回城里，他们投身火窟共赴生死的袍泽之情使守城的部队斗志更加昂扬。 7月11日，日军又卷土重来，发起第二波攻击。守军的弹药本来只够10天的份，如今困守孤城已达半个月了，状况自然越来越恶化，因此，他们只有选择更近的距离用手榴弹和敌人拼搏。 （68师团）北川升：“敌人的数量很多，其中最可怕的是手榴弹，敌人的手榴弹是三个一捆地丢，我们日军只是偶尔丢一发，另一个更可怕的是火箭筒，这种武器在发射时不会超过100公尺，可是因为是近距离作战，只要能够投掷到50公尺就足够了。” 7月中，战况更形激烈，日军的攻击甚至已经不用云梯了，因为沿着峭壁的这一边尸体已堆积如山，他们只要踩在阵亡友军的身体上就可以逼近我方阵地。 臧肖侠：“那个时候我看只有那个堡垒啦，那我这个连长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人来补充，我只有跟这个堡垒共存亡了，我就拿一挺机枪就跳进去，跟那个···跟他一起打，他在那里在···在那里这个打，我一进去他说，他一面打一面说‘哎，连长，你来干什么，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地方啊，你要在你的连指挥所，你要指挥全连。’我说：‘好啦，全连都没有啦，只剩你这个堡垒了，我跟你一起共存亡。’我们那两个射孔，他打一个我打一个，我看那个堡垒，到堡垒里面才看到啊，堡垒前面那个敌人的尸首真是堆积如山，他已经挡住射孔啊，已经妨碍射线没有办法了，要把敌人那个尸首给他打碎、打烂了以后才能看到前边。” 40年后，生还的68师团残员组成了一个“战友会”，他们根据记忆，集资聘请名家把当年衡阳城南的战斗用油画画了下来，这幅画存实了当时血拼的情景，也让后人通过具象的画面去感受一场惊天泣鬼的战斗。 7月18日，衡阳攻城已进入第25天了，而日军仍无法突破我城南阵地，在沉重的伤亡压力之下，横山勇不得不再度下令中止第二波攻击。 （68师团）山内礹：“在衡阳攻击的地方第一个是出入口的高地、学校的校地、高处的烟囱，结果在到出入口的高地前就被击退，共持续了40几个小时，每天就不停地进攻，然后又被击退。” （68师团）北川升：“半夜的时候，因为没有可发射的子弹，就用拍手的方式，大家一起看手表，一到半夜1点时就几百人一起啪啪地拍击，敌人就更猛烈地回击。” 畑俊六为日军迟迟攻不下衡阳甚为光火，而长沙的横山勇更是一筹莫展，此时他不得不加派3个师团南下增援，以5个师团外带直属部队几达11万余众来对付1个军的中国部队，在中日战史上这还是空前未有的事。【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6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8月3日，衡阳守城第42天，日军增援部队58师团已兵临城北，40师团过了草河，13师团也开到了湘江以东。他们密集的炮火就像撒豆子一样猛轰衡阳，但仍无法摧毁守军将士的意志。有道是“一只麻雀被打了三枪，胆子都下壮了”，反正豁出去了，谁怕谁呀？！ 8月6日，57旅团向打线坪市民医院我军阵地发动攻击，预10师第8团迫炮连发出了最后的8发炮弹，日军旅团长志摩源吉于是时应声毙命。第10军官兵在弹尽援绝的逆境中苦守衡阳已经45天了。这一天日军第58师团从北门找到了一条路突入城内。 （第10军190师568团团附）禹琪：“8月8号的拂晓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有一部分突破我们第一线。” 当天夜里，方先觉用他唯一可对外通话的电台向重庆报告： “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 8月8日，衡阳城破，方先觉被俘，他本拟举枪自戕，但被身旁的几位师长抱住了，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至终老。 北川升：“我们这115大队共有1350人，第44天8月8日当天早上，我们的桥本大队长就要大家清查一下，还有多少人还活着，清查的结果当时只剩下67个人而已，” 根据日军战史记载，是役日军伤亡人数为1万9千余人，事实上当不止此数，而以衡阳城破时被俘国军官兵仍有1万3千3百余人计，阵亡者当不及5千人，这在中日战史上也是个空前的纪录。 抗战于衡阳之役后的一年胜利了。胜利后葛先才重返战场，把阵亡袍泽的忠骨一具具捡了起来，共得3千余具。他含泪清洗整理过这些骨骸之后，予以合葬于城南的张家山。 虽然方先觉先后在长沙、衡阳都给过日本第11军重创，显然他仍然是敌人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对手。当时日军把衡阳之役誉为另一次日俄战争中的“旅顺要塞之战”。 40年后，昔日老战友更联袂来台和他们钦佩的第10军旧属相聚，彼此煮茶寒暄。40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如绘，可惜此时方先觉已经谢世了，他们只好在方将军的墓前留下了一束鲜花，以表示永恒的崇敬与悼念。战争究竟是什么？这一束鲜花值得人们深思。 1997年，制作单位为了寻找当年葛先才安葬三千忠骨的遗址而来到了衡阳，然而，今天的张家山上景物早已全非，昔日硝烟弥漫的决死战场大约就在这座气象观测所的附近，经老年人的指认，这片青青草地可能便是葛先才的埋骨之处，由于没有任何碑记，我们无所辨认与查考，但这些仿佛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英勇事迹已长留青史，象碧绿的芳草永驻天地之间。 衡阳保卫战是后期抗战中一场重要而悲壮的战役，但在衡阳城中却鲜有故迹可寻，只有岳屏公园中的一座纪念碑，上面什么也没有，只刻了“抗战”两个字。 一寸河山一寸血（36） 一场战争，是由多条不同的战线编织而成的，象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等等，但其中有一条线却是看不见的，我们称之为“无形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作战的勇士们打的是情报战，由于他们身负的是各种“特”殊任“务”，只能在“地下工作”，所以至今有关他们的英勇事迹未被记载的远比记录下来的多，甚至在战时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条战线上拼过命，我们都无从查考，因为留下资料是这一“行”的大忌，所以无名的想必要比有资料的多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无名英雄”对抗战的贡献如同别的战线一样的出色，一样的可歌可泣。 第三十六集 无形战线 “无形战线”对“影像记录”工作而言，基本上就是个矛盾，既属“无形”又何来“影像”呢？所以我们仅能借当事人的回忆、访谈，把战时“地下工作”的状况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民国以后，“情报”活动多由民间的结社象“青帮”等组织来“执行”，直到民国17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党务调查科”，才算有了正式的组织，这个单位对外称“中央俱乐部”，这便是所谓“C·C·”（CENTRAL CLUB）的由来。当年CC的中坚份子陈立夫回忆这个组织的由来，他说： “清党以后啊，我们晓得共产党这个工作啊是很秘密工作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去调查他们这个···各方面调动情况这样子，名字是很普通啦，实际上嘛就是唯一对付，要调查···调查统计共产党的工作，我们把它击败。这个军队里面，军队里面有···戴笠啦，一个是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一个是戴笠的那个，它没有名字的，那后来啊，蒋公···蒋公要我···他说你啊，你把这两个单位···等于要我来管他们。那么后来这样子，那么把这个徐恩增啊，徐恩增是编成第一科，戴笠编成第二科，第三科有丁默邨啊，丁默邨是第三科是这样的，这一个···会报。” 由此可见，政府最初的情报正式组织是因中共而起的。党部的CC和军方的情报单位结合了当初帮派组织，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网，这大约是在民国18、19年间的事。由各个末端搜集到的情报透过网状的脉络向上级汇集，最终目的是要把搜集来的资讯加以研判，然后提供给最高当局，以为制定国家阶段性有利决策的参考。当时任职军委会特检处的刘璠便是负责情报筛选与研判的最后工作，他说： “所有的情报到那里来，要到侍从室的第六组，侍从室那一个组长就是掌管中统局、军统局的这个资料，然后去给老先生可以看到，一部分还要经过这个机要室，机要室一个毛庆祥呢。你要讲起架构呢，先从这个中枢纽讲起，讲到底下的枝叶的问题，底下的所谓枝叶啊，有各县政府的调查司啊，各军、各政府的这个调查单位啊，这个情报的参谋啊。” 1937·民国26年，抗战军兴，为了应付更为复杂的客观环境，军方又在战区设立“行动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可以说是我国最具规模的一个情报行动组织。当时在这个单位“松江训练班”担任组训工作的汪祖华回忆说： “这个苏浙行动委员会是戴笠主持的，戴笠那个时候就商请这个···杜月笙，就是上海的头子杜月笙，杜月笙、张啸林、贝祖贻、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吉章简他们这些人啊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经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的，委员会里面设个书记长，书记长就是戴笠。这个下面呢有一个别动队，别动队总司令是刘志陆，下面分5个支队，第1支队是何天风，第2支队是陆京士，第3支队司令就是朱学范，第4支队司令是张业，第5支队司令陶一珊。另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特务大队大队长叫赵理君。5个支队加一个特务大队合起来的人呢，是1万零8百人。” 由于战区日趋扩大，战争日趋激烈，情报的需求也随之节节升高了，以上海一地而言，就具有五条供应线在交错进行着。 （上海市党部区委）张问歧：“第一条线，党的，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系统，党部的也是地下工作，因为不能公开活动了嘛，都是秘密的嘛。第二个是团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党团两个。第三个就是军统局，就是现在的保密局···情报局的前身，那时我们叫军事委员会中央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那3个了啊，还有一个呢，调查局，现在的调查局以前叫什么，叫中统局——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这是属于党的，也是党的里面特务机关。还有呢就讲起来不大好听了，叫社会系统，帮会啊，那些···杜月笙哪。总的负责人是谁呢，叫蒋伯诚，他当时职务是什么职务，是军事委员会总参议，这是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呢是委员长的代表，就是我们老总统的代表。他管的地方多大？很大，东南7省，5个省2个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帮派势力在战时沦陷区的影响有多大了。 情报工作本来和国家的存在就是如影随形的，这种关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只是在战时更显得突出，所以抗战期间情报网路就遍布全国，连“老沦陷区”东北也不例外，当时在东北打游击、搞情报的梁肃戎回忆说： “那么有形的抗日的组织都已经被消灭了，中央在东北经营地下工作，那最早去我知道就是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现在的调查局。那个时候在我们东北领导的就是叫石坚。” （安徽站高河组组长）高向荣：“我们这个单位是属于安徽站，安徽站对外的名称是安徽稽查区，它上面的领导是军统局。” 情报工作没有固定的单位名称，连自己的姓字名谁也不一定，至于工作就更没有规范了，因为情报工作项目并没有什么范围可言，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什么都干，只要对敌人能造成致命打击的什么方式都来。以下从我们访问到的几位情报工作人员谈话中大致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内容。 （京沪特别站站长）杨修满：“我那时在京沪特别站当站长，主要任务是做沦陷区外围与日本人的情报以及做策反工作联络工作。” （三民主义青年团）傅忠仁：“其次就是这个宣传啦，全市我们贴标语、发传单。” （上海市党部干事）陈奋克：“主要的是把我们中央政府在抗战时的情形很准确地来告诉沦陷区的人，他们如何进步、如何努力，让我们沦陷区的老百姓啊他能够有一个信心，觉得我们对日本抗战是有希望的。” （三民主义青年团）李承宣：“我们有拿以前那个蒋委员长他写的《中国之命运》，我们把这本书在上海就自己印，印了以后上面那个封面啊是用印了汪精卫言论录啊什么的，再到处去寄、去发，都是自己花钱，上面没有经费的。” （上海市党部区委）张问歧：“做情报啦、报告上去啦，哪个地方有汉奸啦，哪个地方怎么样啦，要报就是这样嘛。” （安徽站高河组）高向荣：“比方说他在安徽运的粮食来，有多少吨啊，他都是用车子装的，可以计算他这一带有多少兵力，他运武器弹药来也可以计算他这里有多大的火力。假使在头一两天有加倍的运输，就证明他们有军事行动。” 这些还算是“文”的，但也有组织的“行动”方式，就有点像游击队，他们玩“硬”的，象“苏浙行动委员会”后来改为“忠义救国军”就是个例子，在京沪一带以袁亚承为名的阮清源就干得有声有色。事隔半个多世纪了，阮清源谈起这段往事就如同是昨天一样：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戴笠打了个电报给我，他说这个战争爆发了以后啊，未来这个局势要快明朗了，可是我们···我们表示我们力量，我们拿不上力量，他说我们这···这情形实在没有办法讲，要我在上海啊要轰轰烈烈做大事。我说好，现在过年啊，5个人，租界里边，英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区48个巡捕房，48个救火车，每一半夜有50个地方放火啊，同租界那天啊过年，到那天的时候，租界这里烧火了，噢···所有的工具在那打，那个马路上的救火车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跑来跑去，都乱了。炸这个津浦铁路顶厉害的，日本宪兵队被我炸死最多的就是这一次，日本人炸张作霖的那个方法我也会，我拿个闹钟摆到上面去，他这个铁路啊火车啊一格露台一个头上6个轮子，后头一个是4个轮子，它压一压叩隆轰一声一铛，又再压叩隆轰一声一铛，就在那一铛它一直冲下去，将他们···就炸了嘛，就这样子，我也会这一套啊。” 阮清源的这段故事听起来就似电影情节一样，不同的是电影只是表演，而真干却是要玩命的。 情报工作虽然花样百出，但是情报的传递却严守着单线联系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不会株连到整个组织、整个“网”的安全。在东北搞情报的张庆凯回忆说： “我们那个时候呢都是单线的领导，所谓单线双线我也跟纪小姐谈过，那么就是同志互相间没有横的联系，只有纵的关系，你捉到一个那么其他别人你还是捉不到。” （三民主义青年团）李承宣：“我们做事还是在地下，地下的关系就是大家都有化名，譬如说我下面有几个分队，那么每一个分队长都是用假名。” （上海市党部干事）陈奋克：“照片不能有啊，有了照片很糟糕的啊，拿到一张照片到处找人就把你抓去了。” 张庆凯：“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被捕的同志陆续很多啦，但是呢，他全盘的组织他没有办法能够整个扑灭。” 情报是深入敌阵、出生入死的工作，在日军和汪伪机构严密的防范之下，除非奇迹，否则便难免出岔，遭到敌军宪兵队的逮捕。 梁肃戎：“就把这枪就摆在这里了，他说你···你这个年纪轻轻的，你怎么罪···我认为你死不了，因为你是伪满训练出来的一个···一个检察官，我跟你讲123，第3你不讲我把你打死，你太太做寡妇，你儿子做孤儿，你老妈怎么样···，我下定决心了，没什么关系啦，所以这一关也是···也是突破了。” 不过，参与地下工作的志士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死，并不算什么，但一旦被捕，日本人却不让你死，因为他们的目的在逼出更多的同志，所以各种刑求方式尽出，以下访问都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的证言： （东北抗日青年挺身团）博问：“在日本宪兵队里他那刑罚啊主要有三种，头一个就是打，打啊，打是最轻的一种，第二个就是过电，把两个手用这个电线拉上，他那儿有一个摇的机器······” （上海市党部干事）陈奋克：“那么这时候人哪好像旋转，哗···这样旋转，旋转···，当时想，哎呀！这个好难过，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凭良心讲是不是想啊，是不是要讲一些吧，免得痛苦，噢···好，他就把你放下来了，等到放下来以后啊，又没有事了，已过去了，那么当然不讲，所以就是我认为啊，你信心坚定以后用什么刑是没有用的。” 博问：“第三个最重的是灌水，灌水是最残酷，他灌水的时候里面还放辣椒。” 陈奋克：“这个灌水很难过的，一个长凳，把你躺下去，手脚同时都绑起来，头朝天，拿一个毛巾捂起来，皮带弄到嘴里灌进去，给你灌灌灌，起初嘛闷着（憋着）不让他透气，不让他···闷（憋）不住了嘛，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大口喘气）。” 博问：“以后他从这个···上边往下一压的时候这个···胃装不下就喷出来了。” 张庆凯：“我受的最难的这个刑罚就是上大褂，所谓上大褂是什么呢，他那个时候上大褂就是把我两个手那么捆起来，这中间拿个绳子捆起来，捆起来以后把这个手啊铐在这儿（手铐在脚踝部），然后这儿就穿根竹杠吊起来。” （京沪特别站站长）杨修满：“日本人怎么样残酷的酷刑，狗咬啊、香烟往鼻子里烫啊、铁棍打啊、坐水牢啊，我都尝过。” 这些情节对后人而言，大概也只有在电影情节中才可以看到了。 在情报工作中，通讯是一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电信器材至为匮乏的条件下，我国情报员使用仅仅两瓦特功率的简陋收发报机，居然能使重庆与厦门有了联系，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空预警网，他们破解日军密码，早两个小时就知道“威尔斯亲王号”将被袭击的情报，但英国人不相信；他们向美国预报珍珠港将有情况的讯息，美国也不予置信，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国具有如此能力，结果都酿成了严重灾难。 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总统罗斯福得知这个消息比蒋委员长足足晚了4个小时。（提示：此句疑有误：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1945年5月7日，德国在法国里娒斯举行的一项仪式中，向各同盟国及苏联正式无条件投降，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由于罗斯福于任内逝世，副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4月12日就任美国总统。因此认为此句中的美国总统应为杜鲁门——贴者）这些都是情报工作者的优异表现。 （我国情报电讯先驱）魏大铭：“用干电池呢，做发报机的，一做了就是很成功了，没有哪个人相信啊，所以说干电池可以做发报机的，没有···没有人相信。“ （韶关无线电台台长）夏晓华：“汉口飞机场旁边的这个米店上面的秘密电台，日本飞机要轰炸重庆，一起飞。我们这个秘密电台就看到了，就报告重庆了。“ 魏大铭：“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有足够的时间啊，大家就钻到防空洞里去了。“ 有关秘密电台，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也想起了一段往事： “在抗战末期的时候啊，在日本呢也有一群人来策划推翻他的战时内阁，组织投降政府，这个工作是···在我们这方面，就那时候叫国际问题研究所啊，研究所的所长叫王朋森，这个呢是王朋森做的，他把前线工作站设在第三战区，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来掩护他，对外绝对守秘密，那么顾祝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那么我就把这个工作站啊放到我的家里，不到一个礼拜，就被那时候的军统局，就是我们那个情报机构啊，检查到，过了一个月才下手到我的家里，正在通报的时候被他抓到了，那顾祝同才把这个蒋委员长交给他的所有电文送给军统局，那时候我们的军统局情报机构不知道，没有透给他。“ 夏晓华：“敌后的通讯工作这是工具性的，电讯情报这是谋略性的，工具性的那全大陆，我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确实的数字我记不得了，大概有500多个电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南洋一带全部都有我们的秘密电台，这一部分秘密电台对太平洋作战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甚至于我记得为了尼米兹美国海军总司令，因为我们这个情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曾经打电报到重庆表示道谢，那么以后发展成中美合作所。”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SACO，正式成立于民国32年7月。在战争后期，中美合作的SACO确确实实为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反攻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杨修满：“实际负责人这边是戴笠，那边美国人嘛是战略情报局局长，这样子的，然后就决定供应5万人的服装、粮饷、枪支、弹药，5万人啊这个训练、装备，这5万人啊不是一般部队，起码是少尉、中尉、上尉，都是干部啦，然后在各战区配合一个支队，那时一共有17个训练班，所以这个中美合作所在抗战的时候啊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地做了一番事业。” （中美合作所）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是由200名海军人员组成，那时是1942年。那些最先到中国的200人，一部份分散到小城市，也有人被派到重庆、昆明，而且人员陆续增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增加到大约3000人。” （中美合作所）保罗·卡沙梅杰（Paul Casamajor）“我们训练中国陆军使用轻型武器及军事战术指导，据我了解，将近25万名官兵曾在我们的训练营接受训练。” （中美合作所）李文佛生（Lee Alverson）：“我们有多项任务，包括海岸情报监控、无线电情报搜集和干扰日军战斗，例如炸桥及对在沿海活动的日军进行突袭，并训练中国的游击队与日军作战。” （中美合作所）贺门·魏斯坎（Herman Weskamp）：“我们和部署在不同地方的陆军合作对敌军进行骚扰战术，有时尤其是在北方我们的对象是共产党。” （中美合作所）劳依·德费布立（Lloyd Felmly）：“训练营在战争结束后关闭，但正式训练在1945年春天就结束了。” 1997年，我们又重回到了重庆北碚，这个抗战后期中美合作的重要训练基地。训练营后来因为在国共内战期间被用作囚禁中共官兵的场所，所以今天已被改称为“集中营旧址”。中美所的范围很大，但迄今多已移作它用，只有阅兵台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遥想当年，这里曾熙熙攘攘出入过多少中美官兵，也曾孵育过多少希望的基地，今天，显然一切都已淡出、远去，只剩下一片苍茫的云雾了。 谈到中日战争时期无形战线的战历，后人大都会记起几个名字，像日本的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就被小说、电影神话成一个神出鬼没的特务高手，还有便是戴笠了。 戴笠，字雨农，原名春风。浙江江山人。黄埔六期毕业。民前15年生，卒于民国35年，享年50岁。 戴笠常被后人渲染而成为一个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事实上，他只是个对国家坚贞不移、机警过人的将领。 在无形战线上，大多数人生前都曾轰轰烈烈过，但身后却寂寂无名，不过，这些人在投身这条战线之初，他们本来就不在乎什么英雄。 一寸河山一寸血（37） 1943年，一位来自中国的杰出女性被邀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发表演讲。她的风姿与才华风靡了全场，当时被美国誉为“抗日英勇精神的化身”。52年后，这位高龄96岁的夫人重返旧地，她，就是前中国第一夫人蒋宋美龄。 第三十七集 蒋夫人·战时妇女 了解一个杰出女性的一生，我们应该从她的成长环境说起。 话说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封闭的社会，我们总以为自己已经够大了，但忽略了还有更大的世界正在逐渐地转变着，这个转变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带给中国人莫大的惊愕、致命的打击与无尽的灾祸长达一百余年。以现代词汇来说，当时我们先是资讯不足，跟着又沟通不良，以致构成了与一个“新世界”相容并进的障碍与一连串的挫折，直到清朝末叶，那些搞洋务的官僚才慢慢地感受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首先要解决的是沟通工具问题，于是便有了译学馆的成立，这已经是本世纪初的事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当时学“洋文”的这些学生，后来确实成为探索西方世界的一支文化尖兵，一座从古老中国过渡到“新世界”的桥梁。由于国际关系日益密切，会“洋文”、从事洋务的人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了，可惜的是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会“洋文”的人却少得有如凤毛麟角，而使东西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误解与隔阂的程度一时未能稍减。 在那个时代里，会洋文的中国人已然不多，至于学洋文的妇女则更少了，因为当时在中国社会中连女孩子上学都还是一桩新鲜事，但广东文昌县的宋家却出现个例外中的例外，原来他们家的三千金蔼龄、庆龄、和美龄竟能同时负笈新大陆，在乔治亚州卫斯理女子学院就读。 自从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之后，中国人想去美国念书可谓难若登天，宋氏三姐妹能够顺利成行显然和她们父亲宋耀如的传教士身份以及宋氏殷实的世家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不过此一“例外中的例外”，事实上还只是这三个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创造诸多“绝无仅有”奇迹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姐妹的婚姻： 大姐宋蔼龄于民国3年嫁给了山西富豪“义盛源”票号老板孔庆麟之孙孔祥熙，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所的孔子第75代裔孙，正是我国财政最为拮据困苦时期的“管家”。民国22年他接掌财政部时，国库仅余外汇3百万美元，12年后，当他离职交给宋子文的时候却有11亿美元之多。在这期间，他统一币制，废除苛捐，开征所得税，发行公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那么紧张的世局中，孔祥熙利用他家学的理财长才使整个国家经济稳定了8年之久（民国22——30年），从这个角度来看孔祥熙，他是对得起国家的。至于宋大小姐，在三姐妹之中对政治可能是最不感兴趣的一位，但她却拥有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二姐宋庆龄于民国4年在东京和年已50的中山先生结婚，当时才23岁。往后10年她成了国父忠实的信徒，也是朝夕相依的革命伴侣。宋二小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她半生沉溺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梦境之中，直到晚年这个梦才破碎了，在她当时致中共党中央的一份函件中曾这么写着： “共产党给职是很慷慨，给权就不是那么大方了，处处掣肘，生怕别人把权夺去，因此有职无权或少权是普遍的现象，让民主党派成政治花瓶就不奇怪了。” 她又说： “中央一再要提出解放的理想，怎么解放法？解放多少？还是要彻底解放，不留尾巴？因此问题的核心便是为什么有人要喊打倒共产党的话？要做打倒共产党的事。” 1981年，宋庆龄以“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常委”、“人代副委员长”和“妇联会主席”四项职位之身病逝于北京，但前此她已深深感受到这些“慷慨”尽是虚无的了。 么妹宋美龄生于1899年2月，1913年以14岁之龄赴麻省卫斯理学院就读，专攻英国文学与哲学，1917年毕业，并获得该校“都兰学者”最高荣誉。 在美求学的这一段期间，宋美龄奠定了她虔诚的宗教信念，同时又学会了六国语言，“广被的爱心”与“沟通的能力”对她这一生而言都属极其重要的收获。 民国6年，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上海。以她的家世、风姿、学识而言，当时可以从事的事业委实太多了，但她却选择了为租界童工劳动而服务的社会工作，由此我们当可以为她往后一直都很关心小朋友的表现找到性格上的源头。 宋美龄与蒋中正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地点是在上海中山先生与二姐庆龄的家中。当时，这位年轻的军官被三小姐的美丽与教养震慑住了，后来他回忆此一往事时写道：“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伴侣，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话虽这么说，但当时征战连连，戎马倥偬，除了函牍往返之外，也只好把惊鸿一瞥的爱慕藏在心头了。 “军官”与“美人”之间往返的函牍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有一封“情书”却被天津的《益世报》“挖”了出来，那已是1927年的事了，当时正是蒋总司令第一次下野的时候，这封信是这么写的： “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度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信公开后的40天，也就是1927·民国16年12月1日，蒋中正与宋美龄便在上海戈登路的大华饭店完成了历史性的世纪婚礼。 自从大华饭店开始，这对夫妻便一直过着形影不离、长相厮守的日子，随着时局的动荡与外来压力的骤增，他们的“军旅生活”更形漂泊无定了，这对夫人而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中正的飞行官夏功权（空军第一大队作战参谋）说出了蒋夫人不适军旅生活的原因： “她的这个过敏症很厉害，假如你这个床单什么的稍微有一点不适合的话，那么她的这个过敏，这个痒痒，很痛苦。” 民国25年10月，夫人在洛阳陪委员长渡过50大寿后，因为身体不适返回上海就医，这是他们结褵9载以来至为少有的小别，没想到12月竟然发生了震惊中外外的“西安事变”。当夫人于12日在上海听到此一消息的时候，连忙赶到南京，当时军政部声讨张学良的命令已经发出，“轰炸西安以为军纪”的呼声几为主流。夫人为了忧心蒋中正之安危，一“夫”当关舌战群雄，力主采取柔性手段，并自愿深入虎穴营救委员长，就是这个决定，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22日，夫人终于飞抵西安。她下了飞机，在匆忙中仍要求让她在见到丈夫之前梳洗一番······ 蒋中正在当天日记中曾经记述初见夫人的心情，他写道：“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 有关12日后的全部过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由此我们当可以看出在历史可能被改写的一刻，夫人的冷静、刚毅与勇敢的一面。 在战争的脚步渐渐逼近的时候，蒋夫人很想发挥自己的语言与勾通长才为她的丈夫、为国家更直接地去做一些事，当时她选择了空军。 （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宋美龄女士的邀请，希望他留在中国帮忙训练中国的空军，所以当时在杭州笕桥呢陈纳德将军也帮忙组建过···因为空军那个时候可以讲，真的，中国真是没有空军。” 但是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建立空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香梅：“欧洲的德国啦、俄国啦、意大利啦都想卖飞机给中国而已，并不想来帮忙中国，只有美国陈纳德将军是帮忙中国，不是来卖飞机的。” 正因为如此，从战前到战后，夫人都视陈纳德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 陈香梅：“陈纳德将军称她为‘My princess’说我的公主，她叫他们‘My boys’（指飞虎队员，她说都是我的孩子们。蒋公这么忙，每一天大概他的公事也很多，那夫人也照顾很多事情，可是夫人她也有她的这个情感的世界吧，我相信，是吧，有时候也要跟···不是光是跟丈夫聊天，也要跟朋友聊天，这朋友聊天，跟什么朋友呢？我相信她也就是这么几个，三五知己而已，陈纳德将军可以算她一个知己。” 蒋夫人于民国25年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从此便与我国空军的成长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从中国空军创建开始，以迄后来的飞虎队、14航空队、中美联队，甚至他们的遗族，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与关怀，由于这个“秘书长”不只是挂个名而已，所以早期的空军袍泽对于夫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空军第三大队）郭汝霖：“我们到成都去参加阅兵的时候，当我们这一队走到阅兵台前面，夫人就用手指着给老总统看，还跟他讲这一队就是空军学生。” （空军第一大队作战参谋）夏功权：“她非常爱惜空军，非常爱惜空军。” （空军第四大队）王荫华：“蒋夫人她是，好像是遗族学校的校长。遗族学校养了很多牛，奶牛，那时候是中国的最好的品种的奶牛，每天就是供给大批的牛奶鲜奶都送到那个总站去，总站就送了很多牛奶去啊，这个所有的飞行员去了以后，早晨他就是无限制地喝，有的人喝牛奶就不适应啊，结果···喝了大家好多都拉肚子啊。” 在资讯传播关山重重的时代里，地球的另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正如何惨遭着空前的迫害，此时，蒋夫人便成为4亿5千万苦难同胞唯一的代言人了。上海沦敌之后日本飞机便开始轮番轰炸，当时国府所在地南京，在硝烟四起、血肉横飞的首都，她面对外国媒体，于1937年12月间留下了这么一段沉痛而有力的呼吁： “今天早晨，南京遭到第28次的空袭，就在我讲话的当儿，炸弹爆炸的声响才正逐渐平息，死亡从天而降，数千具死尸横陈在我祖国的每一寸地表上，你们都曾看过照片，也听说过中国的被破坏以及日本大军紧跟在飞弹攻势之后的恐怖屠杀行为，日军的行动显然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和人权，对享有安定家园的你们，我想代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妇女传递一项讯息，那就是如果你们希望免除中国此刻蒙受的苦难，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亲人或同胞遭受屠杀，那就杯葛日本产品，直到他们离开我国的土地为止。” 陈香梅：“她在每一种场合里面讲话都非常得体，那很多人讲说夫人讲话用的字啊，有时候用的英文的字，大家还要去查字典，她自己写她自己的演讲稿。” 夫人的外文造诣与精准的传译能力，战时在许许多多的国际性的聚会中成为蒋委员长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袖在开罗举行历史性的会议。台湾的前途、韩国的独立、日本天皇的存废问题等攸关今日亚洲的重大议题便是在这一次会议中决定的。在一个星期的行程中，蒋夫人折冲尊俎的谈判能力更为老外所折服，丘吉尔事后对罗斯福说：“这个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中，蒋夫人以她的魅力与魄力鼓舞占全国同胞半数以上的妇女同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战行列不让须眉。 （重庆市民医院）苏顾毅：“那个时候蒋夫人做事真是有魄力，不管你任何机关里，科长以上的太太们都要分配好时间，一、三、五，二、四、六，或者你另外有工作就给你搁到晚上或是什么，都要到那妇女会去，踩缝纫机啦，不会踩缝纫机拿手缝，钉扣子什么的，还有跟那小女学生写信啊，写慰劳信，把做好的衣服里面都搁一封慰劳信。” 从民国27年夫人主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开始，事实上此一柔性的抗敌工作就一直在进行着，从表面上看也许对整个战争而言她们直接的帮助有限，但她们却传达了一份心意，而这份心意正是战时大家之所以能撑下去的动力。 战争，毁掉的不只是家园，那也是孩子们成长的环境，为了使在炮火下流离失所的儿童有个家，蒋夫人于1941年办了第一个遗族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刘咏尧回忆说： “我们蒋先生和他的夫人两个人有一天叫我去，就问我们这个学校的情形我就想说，我们现在我看我们学校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这个钱，没有钱，我讲了这个以后，第二天啊，我记得我就接到我们行政院孔先生的电话，我于是就到行政院去啦，到行政院孔先生一见到我的面以后就接我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先坐！’他说：‘我啊，我写几个字’，他怎么写呢，那就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即发刘咏尧先生5万银洋’，这是我可以跟小姐和几位先生可以讲，蒋先生向来他对这个教育是非常的重视。” 夫人这个工作一直到台湾都没有中断过。 在抗战八年之间，蒋夫人最为艰辛但收获也最大的一次任务是1943年的美国之行，此行夫人被誉为“中国派出的最佳亲善大使”，在她六个星期的旅行演说中，每一句话都紧紧地扣住了美国人民的心弦，美国记者形容夫人此行说：“她不是用暴风雨，是用妩媚征服美国的”。 当时，由于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东行的航路危机重重，所以此行是往西走的。1942年11月18日，夫人从重庆出发，取道伊索匹亚、加纳、巴西，27日抵达纽约，这里我们必须说明的是，夫人自小患有鼻窦炎，极为不适于航空旅行，因为上了飞机她必须平躺并吸着嗅盐才能强忍飞行的痛苦，但这一切她都受了。 她在纽约为在国内负的伤进行3个月的治疗后，于第二年2月份开始正式访问，全程共计46天。访问地点依序为：华府、纽约、麻省卫斯理母校、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站便是华府之行，因为2月18日她将在罗斯福总统接待之下到国会发表演说： “欢迎蒋介石夫人上台为我们演说。”（鼓掌） 宋美龄： “目前盛行的想法似乎认为击败日本只是次要的任务，希特勒才是当前首要的敌人，这种想法并没有事实的根据，也不符合联合国的整体利益，如果我们听任日军继续横行妄为，日本将永远是致命的威胁，更是民主政治的一大毒瘤。”（鼓掌） 显然，在她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外国人士在美国受到如此的礼遇，甚至以后也不会再有，而她却再三说明来到这里并不只是申请援助，而是要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与人民发言。 （历史学者）吴相湘：“当时美国国会的提案上讲，他说蒋宋美龄是中国抗战英勇精神的化身，我们应该要尊重中国的刻苦牺牲的这种精神，应该让他们同其他欧洲人一样的平等待遇进入我们的美国来。就在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美国成家立业、来去自由啊，就是由于这个排华例取消了。在取消这个排华例之前的时候，中国人到美国来被称为‘猪仔’，说‘卖猪仔’，是睡在这个船底下，看不见天日的。”【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7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当年，一个中国妇女竟能在洋人世界里造成如此的轰动，显然和当时的时空背景以及她个人的魅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此行的影响却紧紧地扣住了历史的脉动而使她成为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 1995年，美国国会为了肯定她的贡献，特别在战后五十周年再度邀请她光临国会发表演讲。半个世纪的岁月匆匆流逝，当年开罗会议时的赫赫巨头至今都纷纷谢世，而她自己的国家在这半个世纪之间也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看夫人缓缓走进国会会堂，听夫人操着略带南方口音的流利美语，令人不免掠过白驹过隙人事无常的感叹，也令人深深体会到一时与千秋的分野。如今，夫人已度过了她的百岁诞辰，以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当不难和我们一起跨进21世纪。 一个人的生命能跨越三个世纪固属不易，但她这一生对整个中国人的贡献才是永恒的光彩！ 一寸河山一寸血（38） 1944·民国33年，中日战争已经跨入第七个年头，这时候对双方而言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从军事层面来看，日军由于西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海上补给日益困难，加上盟军在中国西南建造的机场次第完成所构成的空中威胁，使他们寝食难安，由是孤注一掷，发动了名为“一号作战”的最后攻势。 这一仗从平汉路中段往南打到湘桂路的终点南宁，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虽然日军完成了“一号作战”任务，打通了中国南北铁路纵贯线，但所付出的代价则是相当沉重的。 在中国这一方面，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去迟滞敌人的攻势，而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因为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与美援战略物资都被史迪威“锁”在缅甸，这些只是眼可见的战况，事实上中国的潜在危机却远比看得见的局势来的严重。 第三十八集 山穷水尽 战争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是难以想象的，它对一个强盛富裕的国家已然如此，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难言喻了。历史学者黎东方分析说： “我们的海关都丢完了，沿海上海、天津、广州，这个海关没有了，我们的收入去掉了一大半。中国政府的收入没有所得税，后来到重庆才办所得税，也收不了多少钱，主要的靠海关，还要靠工厂。那么上海没有了，天津也没有了，那么象无锡、南通、宁波、广州、汕头都没有了，所以工厂呢也没有来抽税，所以中国的政府啊丢掉了一大半的收入，可是开销增加了十倍以上，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要从后方训练一千四百万壮丁，前方有三百万兵在那儿打，后方有差不多一千一百多万的壮丁轮流的陆陆续续的整个加起来抗战半年战掉了一千四百万，这一千四百万人到了除了当壮丁也要吃、要穿衣服，前方的三百万兵要放枪，一颗步枪子弹当时要5分美金，机关枪子弹更贵，炮弹更贵，还有汽油，再加上我们在沿海各省的教员、教授、教师、学生都到了后方去，后方我们教育部都要安顿这些教职员啊，安顿这些学生。学生念大学不收学费，还要管吃管住，每个教授到了后方给120块钱一个月，政府指定你到哪个地方去办学校或者是宣传。每个中学教员到了后方80块大洋一个月，所以这个花不少钱，再加上公务员，所以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开销增加了，收入减少了。” 简单地说，打仗，基本上就是在打钱，没有钱，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本就无以言战。过去我们曾经大略提过战争初期我国的经济窘况，现在就以民国27年来说吧，由于占国家岁入90%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因战争而锐减，当年国库总收入仅及岁出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你收一块钱却要花四块钱。在支出方面，因为打仗，所以战费即占了总支出的63%，对一个寅食卯粮的国家而言，我们拿什么去开发经济来养战呢？不幸的是这一年还只是此一恶性循环的开始而已，后来情形越来越糟，政府被迫饮鸩止渴，只好以印钞票以济眉急，终至酿成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从民国26年到33年这七年间货币发行量与物价上涨的情形： 民国26年法币总发行额为16亿元，民国27年增加了一倍，物价上涨 64%。 民国28年发行额为3·5倍（56亿元），物价未见大幅波动。 民国29年发行额增为5倍（80亿元），但物价却上扬了12倍。 民国30年法币发行额为开战之始的10倍（160亿），物价却上涨了27倍。 民国31年发行额为21倍（336亿元），物价高扬了77倍。 民国32年发行额为47倍（752亿元），物价飞涨到200倍。 显然，印钞票的速度一直跟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到了民国33年，印钞机印出180倍（2880亿元）的钞票来，但物价却狂飙到了2100倍之高，这种家谁当得下去？ 形成战时经济金融恶化的原因太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来自战争、来自敌人。日本深知只要把我国经济搞垮，这场仗的胜算就大了，因此他们分从物资掠夺、金融破坏和经济封锁三个方面一起下手，就像三把刀卡在我们的脖子上一样。 在土地一片片的沦失、交通网路一段段被切的困境中，外援显然便成为我们的希望所寄，抗战期间我们的盟友美国确实前前后后给了我们8亿多美元的“资助”，但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怎么还的呢？黎东方说： “美国给英国的租借法案物资，29个Billion（10亿）等于290亿，给苏联的是···9个Billion，90亿，给中华民国不到10亿，8亿6千万。还有一点不同，给英国的物资给苏联的物资美国人负责把东西送过来，至于怎么样来用这些物资，英国人自己当家，苏联人自己当家，给中国的物资不交给中华民国政府，也更不交给蒋介石，交给美国派来的那个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他把物资拿去他支配，他留下一大部分，留在印度，预备他自己打缅甸用，给中国的东西很少很少。” 钱在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显然无权过问人家怎么花，但如此悬殊的待遇，除了当时西方重欧轻亚的政策之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国际阴谋在暗中操纵着，这个阴谋来自于一个叫做“太平洋学会”的学术机构，当时，“太平洋学会”所提供的“资讯”对罗斯福总统的远东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可是这个以“学术”为名的组织却早为共产国际渗透了。1941年罗斯福给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便是由这个“学会”所推荐的，此君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么一来，显然架在我们脖子上的还不止日本人的三把刀了。 从这张图表上看来，开战头几年，我们苦虽苦，但最起码还没有到经济崩溃的地步，后来是怎么了呢？黎东方分析说： “日本人同英国讲，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了。英国人说好，你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在欧洲就可以专心来对付德国，所以英国就做了日本人的帮凶，把我们从云南通缅甸的路切断（1940年7月英日签署关闭滇缅路协定），因此我们唯一的可以进口我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那个时候租借法案还没有——割断了。国内呢，有许多必需品是从外国来的就涨，这一涨带动了整个的物价波动，这是第一次通货飞升。” 第二次物价波动是在1942年我们有了“盟友”之后的事，当时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以我国西南为基地进行对日本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构筑飞机场便成了义不容辞的任务了，为此中国老百姓就跟蚂蚁一样，赤手空拳拼了命努力赶筑，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分别在大后方修筑了36座可供B-25甚至B-29那么大的飞机可以降落的飞机场，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写下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光辉历史，但没想到这番努力也造成了雪上加霜的经济负担，曾经参加这项庞大而又艰辛的工程的林则彬回忆说： “美国人又要求要在四川成都附近修4个机场，广汉、彭山、新津···一共4个机场，那时候我就负责广汉机场，广汉机场一共是4千6百亩地，里边都是老百姓的乡村、稻田，后来就征收了，一个礼拜把钱统统发掉让他们统统搬走，就开工去做了。这个机场一共···跑道是2600公尺长。” 黎东方：“完全是手工，这全世界滑稽的，造大飞机场，那个大轰炸机能够下来的飞机场不是用机器造的。” 林则彬：“征那个6个县的民工啊7万6千人。” 黎东方：“他不拿钱来，说这个帐以后再算，请你们中国自己垫钱，我们中国政府就只好垫钱啊。” 林则彬：“这样的工作啊100天，我们还提早一个礼拜完成。” 黎东方：“这个农民来做工要发工钱，也发得很少啊，可是几十万人的工钱就很多了，每天发，这个老百姓没有看到过那么多钱啊，就到小街上吃馆子啦，吃面啦，阳春面啦，牛肉面啦，这个面馆都发了财呀，又想到对不起太太呀，买几尺花洋布给太太做一件新衣服啊，洋布也贵啦，这个是市场经济呀，这个小地方的物价涨了，带动了附近的大地方，就慢慢地带动了全国。” 当年，如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居然会克扣贫穷如我们这种苦难人的钱，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则确实如此，因为他们赖的还不止这一笔。 黎东方：“美国的阿兵哥在中国用美金啊，说是中国政府怕美金把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给搞乱，说我们来换法币给你好了，美国人说也请你们垫啊，以后还。后来等到我们抗战完，他这个钱没有还，后来跟他要索还的时候，说每一个时间的法币与美金的价格也不同，有官价有黑价，有黑市，那么我们的意思照那时的官价算，官价常常变，美国人不肯，说应该照黑市算，结果始终没有说好，一直到抗战完了，结果算下来，我们替他造飞机场的钱——垫，替他付薪水的钱——垫，还有很多其他小钱，都没有还，那么8亿6千万的租借物资的钱也还，还是欠我们的。这个美国的政府也觉得不好意思，说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好朋友不必算得那么清楚，我们承认是我们美国还欠你们中国的钱，我们在太平洋岛上还有很多东西，有些岛上有枪，有些岛上还有小船，你们去拿好了，我们就答应了，好了，就拿太平洋很多岛，几千个岛，都有东西，答应了。那么有没有拿回来？我们没有船去运啊，还有阿兵哥的衣服、皮鞋，那个阿兵哥的皮鞋太大了，对不对？那个衣服我们穿上象大衣一样，所以这些苦衷没有人知道。” 美国人当时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竟差到如此程度，形成原因也许不单纯，但就表面上而言，显然是把我们瞧扁了，但就中国政府而言，为了要这么点武器，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民族命脉，就不得不承受尽这种屈辱，就算有泪，也只能往肚子里淌，因为我们必须撑着，尤其在大家都快撑不下去的关键时刻。 （重庆居民）：“当时啊，物价又波动啊，唉呀，吃米···一个月工资拿来一斗米都买不到。” （西南联大学生）黎锦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要挑担子，把那个钱挑个担子去买，就到了那个地步。” 就在这么艰苦的关口，重庆还闹了一次金融风暴，这次风暴的幕后黑手还是美国人，黎东方说： “宋子文上台以后，他想从美国买黄金，金条啊，运到中国来，同时在重庆公开地卖这些黄金，那宋子文的错误呢，不等到这个金条运来再卖，先卖，他想早一点压这个通货，结果过了3个月，美国的金条不来，求他啊，好难喔，‘这金条我们是卖给你了，没有飞机装啊’，宋子文讲拿船也可以，‘那船很危险啊’，我们自己派飞机来好不好？‘不好不好’，我们拿你们美国的民航机好不好？‘不好不好，要用我们美国的军用机，有空再给你运’，就拖，后来拖的时候根本一点没来了，来了一点点后来没有了，这就问他，那个部长讲，说是‘不是你们讲好了要用2千万美金的黄金吗，不是都给完了’，宋子文说‘不是啊，给你写好来的，借···把这个···2亿美金啊，’他说‘没有吧，我记得是2千万’，他说我的部下来来来，那个次长，‘不是你同我讲的中国要2千万美金的黄金条啊？’他说‘是啊’，宋子文就把那个···拿出来说：‘摩根索先生，这是你亲笔写的，2亿。’摩根索脸红了，就大骂他的次长，那个次长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苏联的间谍。” 由此，后人当不难理解战争后期中国在经济战线上所受到的打击与挫败，远比真枪实弹的战场来得严重，但，战争会因胜利而结束，而经济创伤则成了无尽痛苦的延伸。根据统计，如果以民国33年的币值来算的话，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只能当民国26年的一块多钱，约战前的30分之1；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只合20分之1，虽然军人仍然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教授也不辞清苦的工作为国育材，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此，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也就是说，做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囤积居奇，因为不卖就赚了。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相系于每一个人的道德与伦理观念之上的，但人的生存最低条件一旦受到威胁，此一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所谓“俸不养廉”，毕竟人总要活下去嘛，但更可怕的是，假如道德的一层基石稳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崩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 打仗除了钱之外还要有人、有兵源。也许您还记得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办的就是户政，因为有了健全的户政制度，征兵、纳粮才会有个合理的依据，但我们没有。 蒋纬国：“我们中国这个户政始终没有上轨道，从前我们人民的人口啊是寄托在庙里边的，不管你是哪一省哪一县哪一乡哪一镇，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庙，你的名字会报到庙里边去寄存起来。” 没有户政便没有役政，我们的兵一向是“募”来的，后来“募”不到，干脆就抓，可谓杂乱无章，无奇不有。 李学儒：“当初都是这样子，他上面来一个命令，看你家里保里要好多兵，就来抓，白天抓不到就晚上来抓，就是这样子啊。抓到人用绳子给他绑起来送到团管区。” （28师副营长）孔令晟：“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流水的兵啊，兵啊又逃，逃了有必要给他去抓一点兵过来。” （“职业”壮丁）朱有华：“顶壮丁啊，就是顶新兵啊，那个保长他是要抓···要抽兵的嘛，去给他们顶名字，150块钱一个。” “卖壮丁”竟然成为新兴行业，真叫人匪夷所思······ 一个社会经过长期战争饥馑、流离颠沛，老实说，健康的人已经所剩无多了，到了战争后期抓来的兵是什么个样子呢？蒋纬国这个故事可以供您参考。 蒋纬国：“有一个新兵队啊，预备送到前方去以前经过重庆，就在一栋很大的空房子，经过那一栋空房子我们就偶然的发现里边有许多新兵在里边，于是我们就信步地走进到那个空房子去看一看，走到第二进就发现有很多兵，瘦得、病得简直是皮包骨头，躺在地上，我们再往里边走，就发现有一个尸体躺在地上，那脸上啊盖了一片瓦片，那么那一天晚上啊，吃晚饭的时候就跟父亲报告了。” （西南运输处党部书记长）汪祖华：“师管区、团管区那些人啊是克扣军饷啊，这个兵役署署长呢叫陈泽润。” （战地记者）卜少夫：“人家有钱送给他了，好了，他就放掉了，不让他当兵了，有这种贪污的事情啊，所以老先生很···很气啊，把他枪毙了，那个陈泽润就是兵役署署长。” “陈泽润事件”其实只是战时役政问题的冰山一角，象当时军队里“吃”空缺已是普遍现象。 卜少夫：“那一个师长啊吃2、3百人的饷啊那平常的事情。” （六战区挺进军特务连长）罗协和：“你的补给下来，你所有的粮拨下来，根本人都死了，你给哪一个啊，我请问你给哪一个？打都打死了，有好多跑都跑掉了。” 部队吃“空缺”虽然让各级部队长“肥”了自己，但却瘦了整个战斗体，如此，更严重的后果是影响了战术与战略层次的战力评估，而造成了错误的判断与“莫名其妙”的失败结果。 经济崩溃形成社会混乱、兵员缺乏、军队“虚胖”没有战斗力，这种现象看在中国友人陈纳德眼里，连他都觉得撑不下去了。 1944·民国33年冬，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寸河山一寸血（39） 第三十九集 最后的坚持 1944年初，日军拟定“一号作战”计划以后，4月便攻陷了陇海路上的重镇郑州。 5月1日，许昌易手。 25日，古都洛阳陷落。 至此，平汉路全线都沦入了敌手。 6月26日，日军拿下衢州，打通了浙赣铁路。此时横山的第11军在湖南纠集了大军，沿粤汉各据点大肆攻击，湘阴、益阳、株洲、宁乡、湘潭先后沦敌。 6月14日，浏阳不守。 18日，曾经三度报捷的长沙也丢了。 日军乘势南下，5天后就杀到了衡阳的外围。从6月26日到8月8日，方先觉的第10军虽然在弹尽援绝的逆境之中苦守47天，一时挡住了日军锐利的攻击锋芒，但毕竟还是敌不过绝对优势的敌军而败下阵来。 当日军拿下衡阳之后，为了拉开阵势加强攻势，特别于8月下旬增设了第六方面军，并从华北调来了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统帅第11军、第23军、第34军，以及常衡地区的直辖各部队进行作战。 9月，衡阳西南方湘桂路附近的零陵陷落，接着宝庆和常宁也纷纷失守。 10月初，冈村的作战司令部进驻衡山。 原驻东三省的第20军和日本本土的第47师团也于是时调到华中来，编入了第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当日军于11月初发动桂柳攻击时，动员的兵力已达11万余众。 11月10日，桂林与柳州相继失守。 下旬，日军第23军从广东杀了过来，陷梧州直往西窜。 24日，南宁不保。 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一股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 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虽然日军后来并没有运用这条交通线运过什么物资，反而因为拉长了正面而增加了防御上的负担，但我军在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和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呢，谁都没有把握。 更糟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人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我们当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在日军“一号作战”中，我军战力大减的原因很多但在国军极其“贫血”的状态之下，还被迫抽“血”，挹注北缅作战，应属最“伤”的关键所在。 也许您还记得1942·民国31年夏滇缅路的那一场战役，由于英军不能打，史迪威不会打而造成我国痛失一条对外运输管道和3个精锐军的往事。后来我们有一部份部队退回国境与日军凭怒江对峙，一部份则进入了印度并在蓝加成立了训练营，接受美式装备与训练。经过一年多整训，民国32年，“新1军”正式成立，分辖了新38师、新22师和新30师三个师。 新1军的火力可谓举国无双，单就一个师而言，就拥有： 新1军装备一览（以1个师计） 步枪 4500支 自动步枪 1080支 卡宾枪 540支 轻机枪 270挺 重机枪 72挺 6厘米臼炮 170门 8厘米臼炮 36门 山炮 12门 10公分半榴炮 12门 至于军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更为可观，计有： 战车营 7个 独立步兵团 1个 重迫炮团 1个 重炮团 3个 高射机枪营 1个 汽车兵团 1个 辎重兵团 1个 工兵团 2个 通讯营 1个 运输大队 2个 教导团 1个 如此“壮观”的编制，如此“豪华”的装备，可是国内那些“草鞋部队”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光景。 民国32年滇缅路沦失之后，在开罗会议中丘吉尔曾经答应派英国海军反攻仰光，配合中国陆军夺回缅甸，后来竟然反悔了，但史迪威“湔雪前耻”的意志坚定，非把这个任务扛起来不可。当时蒋委员长坚持这场仗必须在盟国通力合作之下方得进行，否则此一计划至少要延缓一年，但专横的史迪威在未征得统帅同意的情况之下就动用新1军，于民国32年10月24日东出鬼门关，从新平洋开始发动攻击。 史迪威以30师为后备队，由廖耀湘的新22师主攻，孙立人的新38师侧应，一路浩浩荡荡杀向胡康河谷。 12月，史迪威自己很想露一手，于是不声不响地带了一营人去打大洛，没想到小小的一个村庄，竟然打了一个月还拿不下来。廖耀湘深怕这位指挥官遭到什么不测，连忙派65团前去营救，65团花了7天时间攻下大洛，并救出史迪威。老史觉得乱没面子的，于是恼羞成怒，竟把65团团长傅仲良免职遣送回国。这件事引起了廖耀湘和孙立人的不满，双方便吵了起来，这一吵反倒好了。 （历史学者）黎东方：“这个时候史迪威已经同孙立人、廖耀湘闹翻了，不管了，说：‘以后我不管了，你们两个人自己打好了！’所以缅甸第二次胜利啊不是史迪威的功劳，是孙立人同廖耀湘两个人合作的好，孙立人是留美的，学军事的，廖耀湘是留法的，学军事，这两个人配合起来，借用一种，我给它一个名称‘西洋拳战术’，西洋拳两个拳头一个这样打，一个这样打，这样这样打（左勾拳、右勾拳、混合拳），这个（左拳）就是廖耀湘，这是（右拳）孙立人，他们两个人轮流的，如果廖耀湘从前边打，孙立人绕到后边打，然后再换孙立人打前边廖耀湘打后边，两个人配合的很精彩。” 甩掉史迪威的阴影，新22师和新38师一路打得很顺，3月，两军过了坚布山在沙杜渣会师，再南行直指孟拱河谷。 5月，我军在恶劣的气候中奋勇直前，杀得日军第18师团难以招架，于6月18日占领了加迈，但湖南的长沙也正是在这一天沦入了敌手。 早在史迪威发动反攻缅甸的同时，便深知单靠新1军是无法克竟全功的，于是便不断透过马歇尔呈请罗斯福向委员长施压，希望我国能派遣远征军入缅，委员长权衡全局，认为国内战场吃紧，在英军不准备支援之下，把仅有的筹码投注异域实在说不过去，因而未予同意。此期间罗斯福曾五次电促派军，并以“停止军援”为要挟，但我方不为所动。 4月1日，马歇尔私自下令停止供应远征军物资，中美关系频临破裂。 12日，何应钦出面斡旋，勉强说服委员长派军入缅。 15日，远征军从云南开拔向缅甸进军。三天后，也就是18日，在华北日军就发动了“一号作战”。 民国33年，我国掏尽所有入缅作战的部队，先有50师和14师，他们是空运入印的。这两个师后来使驻印国军扩充为新1军和新6军两个军。至于从陆路增援的部队，则包括霍揆彰的第20集团军和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连同直属部队计有6个军之多，这些队伍其实都是国家的命根子，可叹的是竟未能用在最该用的战场上。 远征军于4月中旬强渡怒江，分向腾冲、松山日军56师团驻地发动猛烈攻击，这支尚未结训的队伍，虽然战场经验不足，但刻苦耐劳、敢拼敢杀的精神却令人感动。 （教导总队）沈志远：“就是上，就是年轻嘛，要上就上，这怎么打仗都不知道，都不懂，那时候，因为怎么打枪都不懂，在巴莫受了一个礼拜训，就把我弄上去了。” （2军9师）李学贵：“不会，哪会打仗，枪怎么打呢，枪就把它支着支着脑袋低着，他怕打到脑袋，把枪举起来把头低很低，我们那个班长看到就是两耳光子‘你在打什么仗啊!’” （53军）张和林：“死伤严重哦，刚接到四川的新兵，等到···接到明天上山都打死光了哦。” （独立工兵营）邱国卿：“攻他也是节节退啦，他们发我们的部队那个卡宾枪、冲锋枪这样给我们的部队，那个是很好的装备。” 中国远征军过怒江之后，遇到敌军顽强抵抗，这一仗打了4个多月，日军184联队长藏重康美阵亡， 9月8日，我军光复腾冲。 （54军炮兵营）刘金城：“那是有名的嘛，打云南腾冲，三个军打他一个师团啊。” （54军198师）常大全：“一个都没有出来，连老百姓都没有出来，那个城里头房子什么都没有啦，树枝，好大的树枝，那些都是一人高啊，都是那个机枪扫断了的啊，房子都剩一人高的一个墙，上面没有了。” （重炮10团）王悟生：“他那个炮啊打了差不多一万多公尺，我们那个炮打13325啊，那个大炮，周围那些树，沿着松山那个堡上那高顶上那个山头上的树啊，通通打光了，打得只剩下光梗子。打3个多月才把那个松山攻开，唉呀，第8军的当兵的啊死的一个都没有了，连伙夫都拉去打仗，没有人打仗，第8军他军长他喊口号啊，他讲我···松山我不打开啊我不离开。” （第8军103师副团长）陈一匡：“82师先去攻的，攻了一个月以后，都啊都没办法攻，攻不上去，因为那个···松山顶峰啊很陡。那么以后就经研究结果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用坑道，从松山顶下挖坑道，装这个TNT炸药来爆破，那么日本人就是···全部被歼灭，全部牺牲了，那么剩下只有···只有14个···那个军妓，这个（照片）里头几个军妓嘛，多数是朝鲜的，有小一部分是台湾的。” 滇西、缅北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一连串光荣的胜利，但此一“光荣”是在我国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华的人力去堆砌起来的，我们看不出此一“光荣”在此时此刻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何在，不过它却足可以在盟国之间“证明”史迪威是一个“会”打仗的将军，一个光复缅甸的“英雄”，而史迪威也沾沾自喜以此进逼重庆，企图夺取中国战区军事指挥权。 民国33年7月初，马歇尔上呈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为史迪威的“鸿图”铺路，他写道： “我等认为目前已到必须将中国军力及资源信托一人，使其发挥效率对日作战之时，环顾中国政府及其军队中，尚无一人能总领全军，以应付日军的威胁，仅有史迪威能统帅中国军队与日人对垒的唯一人物。” 他并建议晋升史迪威为上将以增强其威望。美国总统罗斯福竟然同意了。 罗斯福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改变和全球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1942年，美国需要中国战区牵制日军来形成一个缓冲期，但到了1943年，美国第二代长程航舰出炉，再度掌控了海权，足可封锁日本，加上B-29空中堡垒问世，有没有中国基地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因此自从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过后，中国战场价值更显著的没落了。 民国33年9月，罗斯福派代表赫尔利到重庆来，为史迪威接掌中国战区指挥权一事进行“协调”。 9月7日，双方进行磋商，其中对史迪威权限之确定彼此仍有出入。赫尔利9月21日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 “恐怕在近代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被她的盟邦要求做这样重大的决定，蒋主席宁愿延搁他的决定，不足为奇！” 此时，正是日军成立第六方面军，冈村聚众沿湘桂路大举南犯，前线战况万分危殆的同时，而在滇北方面的远征军则打下了腾冲。两个战场，一边是一败涂地，一边是捷报频传，史迪威以此证明他的指挥能力与重庆的无能，更以此为筹码，急电马歇尔请罗斯福向重庆施压。罗斯福的“最后通牒”于9月18日到了重庆，这份电文的重点为： “阁下应立即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需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的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罗斯福把话已经说完了，“你不听我的，我就什么都不给了！”【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8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回想抗战以来，我们千辛万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撑到现在只落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禁令人唏嘘，蒋主席此时此地则面临到了国家生存与民族尊严之间的痛苦抉择， 9月24日，蒋主席约见赫尔利，表明了他的基本态度： 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 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 三、两国合作必需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不容含有丝毫强制，或出以强迫之手段。 显然，他委婉地向当时盟国老大说“不”。 赫尔利听过这番话，终夜不能成寐，天不亮就给罗斯福发出了电文，这段电文中有一段话堪称中肯，他说： “史迪威一再表示无意和蒋介石合作，史迪威的基本错误思想是要压制一个人，此人领导一个革命中的国家，一支衣食不足，几乎没有组织的军队，和一个优势的敌人作了七年的抗战。我认为你若在此一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掉······即使所有天使都发誓赞成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 一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10月25日，华府正式决定调回史迪威并由魏德迈接替。 这个时候，国内四处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湘桂道上更是一片混乱，通往西南内地的人群有如潮涌一般。抗战初期全国大迁徙的行列是充满了希望的，而此时只是在惊恐中逃命罢了，大家走一步算一步，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 （97军196师）张福昌：“那个火车车皮啊离那个洞大概10公分到15公分的样子，你看那个人哪都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反正是手能扒住一点，都上到那个火车上边，结果到那个火车窟···洞口那里，人统统刮下来了。” 11月桂柳沦陷后，日军向西直窜，未几，过河池、南丹，12月初冲到了独山，此去贵阳只剩下100多公里路了。 （第29军军长）孙元良：“1944年12月2号日本军陷独山，贵阳危急了，贵阳乃是战时首都重庆的大门啊，所以这个重庆方面也很震动了，那大家就是预备要在···从这个陪都啊再迁都啊，到这个西昌去啊这样子，所以人心很摇动，我那时候是第29军的军长啊，第29军从河南打仗以后啊，开到四川来，还没有休息的时间呢，一直就赶到过江啊，到这个贵州就赶到独山去了，这个敌人的军队在独山啊，他完全好像就是一句话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没有军队来抵抗他了，所以这个29军那时候我只带了先头部队900多人啊，在独山一碰见了，对敌人好像···哎，也有中国军队啊，他原来是一直长驱直入嘛，如入无人之境一样的了，忽然遇见我们这9百多人，在那拼死打了一仗啊在独山把它挡住了，那么没有几天呢我们就收复了那个独山，贵州省的独山县。” 1997年，制作小组重访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最后的一条战线。我们从贵阳逆行，车南向往广西走，目的地是桂林。车行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黔桂线上的一个大站都匀，都匀紧邻独山，便是日军侵华的终点站，由此，可以感受到孙将军所说“去贵阳仅仅一百公里”的空间压力。 在独山，我们找到了孙将军当年孤军力抵强敌的古战场。白云悠悠，五十多年的岁月就在聚聚散散之间飘逝。起伏的山峦蔓草丛生，但了无硝烟气息，独有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在黄昏里矗立着。过路人当不会知道这里正是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扭转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迎向21世纪的001号里程碑。 火车进入广西，山川景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古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广西的景观都颇有特色，只是我们无心欣赏，因为这条路就是孙将军所说当年日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的那条最后战线。 在桂林，我们凭吊七星岩下当年守城的131师将士墓园。在日军“一号作战”的尾端，131师有八百多将士宁死不屈，被敌人烧死在岩洞之中。这一则故事虽然不如淞沪那一役的八百壮士有名气，但其壮烈却无二致。无论如何，记忆都会褪色，只有那么一个不知名的孩子还深深怀念着他的父亲。（在八百壮士的墓碑旁的一棵松树上，挂有一幅米左右的白布，上面写着“抛弃妻子一心报国，八百壮士豪气冲天。青史永留英名——献给敬爱的父亲及八百壮士”） 中国人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重庆的大门口堵住了日军的最后攻势。 一寸河山一寸血（40） 1944·民国33年，10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主席说： “我们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作战的实力······” 从此，“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便在敌前敌后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到了民国34年，知识青年从军的人数已超过12万人，后来编成了9个师。我们可以从陈布雷给他侄儿的一封信中看出当时大家响应此一运动的心情，他写道： “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 在近代史上，中国青年从未让他们的国家失望过，但是在当时，“面对希望”与“拥抱胜利”其间却还有一段极为艰辛的路要走。 第四十集 天亮前后 1944年，10月25日，华府正式召回史迪威。31日魏德迈在重庆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而结束了两年七个多月中美之间因史迪威而起的低靡与紧张的关系，而这两年多正是中国抗日进入“后期作战”的关键时刻。 魏德迈到任后很快的便和国民政府建立了正常与和谐的关系，在事后公开的“魏德迈报告”中提到了他当时在重庆的个人感受，他说： “我发现国民政府的刚毅与坚忍的抗战精神是惊人的，这与史迪威以及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中国不愿作战的报导大异其趣。 “法国人在德军发动攻击后六个星期就覆亡了，而中国，时至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此去日本发动战争已经七个年头了······ “中国的悲剧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在没有外援的状况之下，艰苦阻击日军，而投入了太大的牺牲，但这一点美国人并不了解。到珍珠港事变，美国人注意到中国的局势时，当时中国已筋疲力尽，无法像头几年那样坚强地作战了······。” 魏德迈更深一层观察到，蒋主席一直都在四个战场上作战： 一、和正面的敌人日本作战。 二、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苏联作战。 三、和以军阀及若干半独立省份文武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作战。 四、和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作战。 魏德迈认为，中国的唯一“朋友”美国，大多数人并不重视蒋主席所面临的难题，他们只是想着要中国在这一次战争中担负起积极的责任，而不顾这个国家在战后的命运将如何。 从一个外国人眼里来看当时中国的处境，魏德迈这番话可谓平实中肯，但事实上我们的情况要比魏德迈之所见更为恶劣，后人很难想象一个落后、贫穷、分裂的国家在历经7年彻底破坏、死亡、饥饿和恐惧的煎熬以后，一般老百姓的心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农村，有些地区除了向国民政府纳粮外，还要面临中共、敌伪、土匪的强征暴敛，一旦天旱，更是苦不堪言欲哭无泪了。在城镇，由于通货膨胀，钞票如同废纸，老百姓不知道该信任什么才好。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中共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八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话说1943年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随即到了伊朗和斯大林进行“德黑兰会议”。11月2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初次会晤，开头第一句话便说：“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在国际上，苏联不断扯国民政府的腿本不足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怂恿中共在国内战场扩大对国军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但更狠毒的则是渗透西方世界，进而左右美国政府高层的对华政策方向，象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国民党并不积极抗日，他们争取外援的目的在于对付中共”的宣传影响，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华物资我们无法充分利用，2亿美元的黄金采购案被耍了乌龙，以致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国政府中这一股左倾的隐形力量，并利用史迪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嗾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援物资去装备中共部队。天亮之前，政府处境之困厄是难以言喻的。 民国32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重庆。是年双十节蒋中正继任主席，从此他双肩挑起了军政大权，挑起军事失利的责任，也承担了全民疾苦的叹息。 民国33年春，当日军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时，连中国之友陈纳德都忧心忡忡地感受到“中国快撑不下去了！”的沉重压力。 （民国）33年底桂柳沦陷，日骑窜入了贵州，魏德迈建议委员长，国府应有再度迁都的打算，但蒋中正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其性格之坚韧、态度之坚决，令魏德迈为之动容。 11月底，汤恩伯率部千里急行军星夜驰援贵州。这一位当年在淞沪之役中坚守闸北寸土未失的孙元良一马当先，杀进八寨夺回独山，阻挡住了抗日八年以来敌人最为深入的一次攻击。事后蒋中正说：“自三合、独山及都匀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机，西南各省人心动摇······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幸余信心坚定，将士用命，卒将各地相继克复，使进入黔境之敌全部击退，而战局亦赖以转危为安，此则殊足引为自慰者也。” 在日军“一号作战”长驱直入的声势之下，魏德迈深深感受到蒋中正在中国战场上所承受的重重压力，民国33年底，他在英国极力反对之下，从缅甸强行调回两个精装师以拱卫西南，这两个师一为第14师，于12月5日从驼峰空运返国，第22师也于年底回到了昆明。这两个师的回防固然对空虚的西南防务有所帮助，但更重要的是稳定了民心与士气，这对当时岌岌可危的西南局势提供了相当鼓舞的作用。 不过，在缅北的远征军并没有因为抽调兵力回国而受到影响，战志昂扬的新38师于12月15日攻下了八莫，接着往南推进，元月15日光复南崁，元月27日，新1军完全占领芒市和云南来的远征军第9师、36是、88师会师。 3月底，我军攻下腊戌，滇缅路北段完全打通了。 从民国32年10月我军发动攻势以来，在完全不熟悉的恶劣环境中转战了17个月，收复缅北失土2万4千余平方公里，击溃日军最强悍的森林战斗劲旅第18师团和56师团，换上新装备的新军战士回忆当时的作战情形说： （远征军36师）李振立：“我们的炮打日本，那整个一个城啊那打得很厉害，那个炮啊听不见砰砰隆响了，就是嗡···，我们有几百门炮围住那一个城打。” （新1军30师）张厚洪：“远征军在那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啦，在那边外国人看到中国兵啊，‘（竖起大拇指）顶好顶好’。” 由此，足可证明国军不是不能打，只是没得打，中国军队倘若能配备最起码的重火器，便可以和任何强敌相抗衡，遗憾的是抗战7年多来我们一直无缘和这些利器结合，以致丧失了无数可贵的生命。 在远征缅北国军纷纷内调的同时，魏德迈一方面也派出第14航空队从西北空运部队增援滇、黔、川各省的防务，一时间大西南的局面稳定了。国军在喘过一口气的空隙中掌握时间加强编整训练，准备全面反击。 1945·民国34年元月，中印公路通车，美援物资总算可以以比较大的运输量运到昆明了，苍白贫瘠长久失血的中国至此总算取得了起码的给养，虽然这已是战争末期的事，但迟来的援助仍然带给中国绝处逢生的契机。 抗战后期，来华协助作战的美国军人已达6万3千余人，其中大多数为空军以及其地勤人员。我国在此期间投入了50余万民工兴建机场，使美国空军有了可用武之地。虽然大量美军进驻和日夜赶修飞机场的支出带给我们经济上的诸多困扰，但盟军终于民国33年夺回了沦失已久的制空权，这对日军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一项逆转。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各地机场以长程重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高达17500余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日本方面做过统计，单就东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23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轮到倍偿空袭的残害与惊慌的痛苦了。 为了摧毁美军的空军基地，日军只好发动了“豫西鄂北”和“湘西”的两次会战。 “豫西鄂北”之战始于民国34年3月，日军的目的是要摧毁我空军老河口机场。老河口虽然一度陷敌，但五战区守军将士用命，于4月5日大举反攻，逼得5个师团的日军且战且退，攻势完全瓦解。 民国34年4月，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后，就一直想要实现他的四川攻略计划，他选择从湖南入川的路线，走这一条路首先要攻占并将消灭我国空军芷江基地，冈村以六个师团的兵力于4月9日开始发动攻击，但一切都比他想象中来得困难，在前后两个月的战斗过程中，冈村不但毫无所获，而且伤痕累累，铩羽而归。这一战事实上为日军在华的攻击作战划下了句点。 在这两次战役中，国军得能坚守城池屹立不败，主要因素之一是空军的再生与制空权的掌握。 （空军第5大队）项世端：“我们空军第5大队就去支援陆军作战。” （74军17师）林伟年：“用对空布板，就使用白的布板标示我们第一线位置，就是我们的飞机不要误炸，我们在这里，前面就是敌人。” 项世端：“那时我们把飞行员派到前线去带着这个通信装备，来指挥我们空军的飞机来打，那个打得真是每一个炸弹都有效，所以把日本打得···打退了。” （94军55师）杨书田：“湘西会战这一次正式的是个胜仗。” 从德黑兰会议开始，斯大林就一直以“苏联出兵远东向日本施压”作为跟美、英谈判的筹码。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柏林指日可下。美、英为了尽速了结对日战争，曾数度促请老俄实现诺言，但斯大林还是一味吊胃口，直到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开会，斯大林才亮出底牌，要求英、美支持外蒙独立，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以及南满铁路所享有的一切权益，苏联的野心至此暴露无遗，但罗斯福与丘吉尔为了寻求战争快速结束，竟然答应斯大林的要求，背地出卖了他们的盟友中华民国。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杜鲁门上台。 7月，美、英、苏三国又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会议。 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地试爆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陆军部随即将这个消息向波茨坦的杜鲁门报告，但杜鲁门仍倾向促使苏联出兵。 7月26日，由杜鲁门、丘吉尔、蒋介石联合署名发表对外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宣言”，其主要内容大意如下： 一、日本黩武之威权永久铲除。 二、盟军占领日本直至新秩序成立。 三、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决定之其它小岛之内。 四、日本军队无条件解除武装。 五、严惩战犯。 六、战后仍允许维持经济工业之生产。 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也一帆风顺势如破竹。这年2月美军攻陷马尼拉，登陆硫磺岛。6月杀到了冲绳。此时，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不得不缩小防区了。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广西撤守向武汉地区集中，当国军发现日军阵脚松动的同时，便逐步展开全面反攻的计划。蒋主席命何应钦指挥第二及第三方面军从广西发动攻势。这一路在宜山、柳州、桂林都有激烈的战斗，日军显然已呈强弩之末，广西东北端的全县于8月9日为我军第26军收复。 前此三天，也就是1945年8月6日早晨8点15分，美国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这颗被名为“小男孩”的炸弹，威力约当2万吨TNT。事后统计，广岛在这次灾难中死伤为20万1千余人。 9日，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了长崎。就在这一天，斯大林终于适时轧上了一脚，正式对日宣战了。斯大林这一手事实上对整个战局并无影响，只是为不久后日本的投降到底是“屈原”（屈服于原子弹）还是“苏武”（苏联动武）凭添一点小小的混淆而已。 东京，8月9日中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地下室召开，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会议决定，宣布投降，虽然陆相阿南惟几和一些激进派军人仍然坚决主战，但8月14日夜里10点钟，裕仁还是在“终战诏书”上用了印。 虽然在战争中日本人民同样受尽了痛苦煎熬，但他们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亲耳听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广播时，仍然忍不住热泪满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桥上。 同一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重庆向国内外全体中国人发表了胜利广播（原音）： 全国军民同胞们：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 今天，我们胜利了！ 经历一场辛苦战争的洗礼，终于到达了它最后的胜利! 8月15日这一天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终生难忘惊愕不已的一天。 （94军55师）杨书田：“起初我们不相信，晚上，说是日本投降了，说是哪里有这回事情，瞎造谣。“ 梅任叔：“放鞭炮，只听到放鞭炮，啪啪一同在放鞭炮，我就睡不着觉了嘛，就醒来，就坐在院子里听，说今天为什么放鞭炮？是什么节庆啊？他们过路的人在外边走，那个竹篱笆外边有条路走着，他说啊，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啦！哎呀！我听到这个高兴哪！” 胡秋原：“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在高兴的时候，那个人人在街上唱歌、跳舞，那个叫啊···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不认识就把你拉到街上，就一起跳。” 梅任叔：“哎呀！这一高兴啊，我17天失眠。” 刘延明：“半夜啊就到重庆街上去走，到那儿一看啊，这一家卖什么东西不要钱，你拿什么随便，那一家吃什么不要钱，所有的都不要钱，为什么？日本投降了！” 蒋委员长于8月15日致电南京的冈村宁次，指示五项投降原则。冈村派今井武夫于17日前往浙江玉山乞降，不巧的是当天玉山下雨，飞机无法降落，因此又改到了湖南的芷江，全程参与受降事物的冷欣助理马树礼回忆说： “在8月17号的时候，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总司令冈村宁次，他是接管指挥部的，冈村宁次派了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派今井乘了一架飞机，后面拖了块白布···白布条子到我们的芷江，湖南芷江，那时我们空军有个基地。飞到芷江的时候，向我们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来请降。” 今井武夫于8月23日离开芷江，冷欣等则浩浩荡荡于27日飞抵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筹划受降事宜。 马树礼：“冷欣中将带领了27个军官、一排宪兵、一排卫队排，还有电台、吉普车，乘了7架美国飞机从芷江机场到南京去。从芷江到南京4个钟点，都是在敌人占领区的上空。我在南京下飞机的时候，那天下午天气特别热，今井武夫带了十多人列队在机场欢迎，我们因为带了一个吉普车，因为冷欣预备下飞机的时候他要坐吉普车啊，那时每人一辆吉普车嘛，不好一下飞机就坐日本人的车子啊，还带电台啊···发电的啊，发电报的种种设备。我记得在飞机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啊，长得很清秀穿一套蓝的西装，很清秀，坐着汽车跑进来了，进来之后啊，他这里站一站那里站一站，日本人也不替他介绍，他在那儿很···无聊的样子，站了之后觉得很无趣的样子，一会儿吧坐飞机走了，那我就问旁边的日本人‘这是什么人啊？’他说是南京市长。所以你想想做汉奸的人啊那种窘态啊。我们一行除了冷欣一个人坐了他自己的吉普车之外，还有10部小车供给军官用，有10部卡车给士兵用，装到南京华侨招待所。在那边第一餐晚饭还是日本人烧给我们吃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和这个惟命是从的回应，使我深深感觉到日本人那种能屈能伸的性格。” 一寸河山一寸血（41） 1945年9月2日星期天，日本东京湾内麇集了包括9艘航空母舰在内的美英大小舰只达380艘之多，诚有舳舻千里之气概，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看在眼里，不禁兴起“50年前甲午一役果能一胜，我国海军今日不悉何似”的感慨。 在密苏里舰上签完受降书后，徐永昌和他的随员转往东京，当时目睹日本警察守岗如常，老百姓循规蹈矩、沉默肃静的景象，他对同行人员说：“吾人切不可有痛饮黄龙之想，因为一个战败国能有如此表现，其中兴是计日可待的！”这是在风光的受降日子里一个中国高级将领内心的感受。显然，徐永昌说对了，事实上日本从这一天开始，在美国的支援之下便开始了战后重建的工作，而赢得胜利的中国却又落入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渊薮。 第四十一集 激情过后 在胜利狂欢的激情过后，中国政府要面对的是比战时更为严酷的现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路是坎坷与漫长的。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形。 1945·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我们的国土所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支离破碎的局面，此时日本在华的总兵力仍有128万人左右他们分别驻屯于华北、华中、京沪、广东、台湾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加上日侨77万余人，韩俘、韩侨6万多人，台胞4万4千余人，总共210余万人。遣送这些人出境是战后的一次繁重的工作，但从1945年11月从塘沽送走第一批日俘开始，到1946年8月10个月之间，这些人都在盟军妥善照顾之下遣返原住地。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战败者是宽厚与仁慈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首先，我想讲的，乃是战争结束当时，一般都把被遣返的人称俘虏，但是，在中国，严格的讲，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俘虏······他们都维持着原状，未曾受过任何俘虏的待遇。” 由此可以证实，在当时我们对这些战败者的照顾远比千里跋涉胜利还乡的军民们要好得多。 战后，各交战国对于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祸曾经做了部份数据调查。 以伤亡而言，根据统计，从民国26年7月7日开始，我国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伤亡将士的总数为340万余人，老百姓则为860余万人，但这些数据并不可靠，因为当时中国兵籍户籍的制度未兴，想取得一份比较接近的数目十分困难，但根据日本的统计，包括西太平洋诸岛、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各参与国伤亡军民总数约为5千6百余万人，其中日本人占260万，以此推算，有人认为我国伤亡人数超过3千万人并不夸张。 至于有形财物方面，根据日方的估计，他们的损失若以1945年汇率来算，约合190余亿美元，而我方则为559亿美元之谱。 但这些数据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因为战争对一个国家的损失而言是不能只用数字来衡量的，但无论如何，当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日本人坐着洋船乘风而去的时候，它意味的是“仗已经打完了！”但经过一场飞来横祸的中国老百姓这个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收拾行囊重返破碎家园。在短暂的胜利激情之后，去面对另一个茫然。 当然，所谓“国际正义”与“公理”在此时此刻便会浮现，战后的许多国际法庭中都将首要战犯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虽然如搞细菌战恶贯满盈的石井战后仍然逍遥法外，但1948年东京法庭还是判处七名甲级战犯绞刑，其中包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侵华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从东北开始就一直是侵华“急先锋”，后来官拜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开战不久领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来怂恿屠城的松井石根等，在本节目经常露面的畑俊六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还有506名乙级战犯被判死刑。 近卫文磨服毒自杀。 也许您还记得长沙二、三次会战中被薛岳整得灰头土脸的阿南惟几，后来他升任陆相，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广岛时，还力主“本土决战”，但大势所趋，时不我与，只好切腹自杀了。 至于南京大屠杀的祸首谷寿夫，后来被引渡来华就地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还有日军攻陷南京之前从淞沪一带一路杀过来的野田和向井，当年他们以杀人为乐，今天也要轮到自己经历面对被迫结束生命的恐惧体验了。 但是这些人就算被枪毙10次，对那么多枉死的冤魂又有何补呢？ 逃过大审判的元凶除了石井等人之外，还有裕仁。根据事后文件显示，日军大本营的每一步侵略计划与行动都是经过天皇认可与首肯的，因此对整个战争的责任他自不能推得一干二净，但这位标榜武道精神的“大和神君”在战后却整整苟活了44个年头。在那漫长的偷生岁月中，我们不知道他对260万子民丧生战场和对善良淳朴的邻邦所造成的滔天大祸是否有过些许愧疚。 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罗斯福曾经为废除日本皇室一事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显然，西方当时有意战后把裕仁废了，但蒋委员长说：“这次对日战争的祸首，为他们几个军阀······至于日本国体问题应留在战后，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这是当时四强对裕仁之去留所做的最初决定，也是后来裕仁逃过一劫的最后依据。 有关日本对华赔偿问题，战后几十年来一直成为学术界与当政者之间的争论话题，事实上，蒋中正对赔偿一事从未松口，他并同意战后日本以实物作为赔偿的一部份。 1945年8月15日，蒋委员长的“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中，对战后日本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原音）： “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强迫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 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忠恕为怀的传统文化精神。 后来，不知怎么的，有人竟将“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改成“不念旧恶”及“以德报怨”，从此，“以德报怨”竟成了我国战后对日的“基本态度”。既然以德报怨，那就表示什么都可以不计较了，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论语》有关“以德报怨”的记载在“宪问篇”35章，原文为：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意思是说：有人问孔子说，你认为“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那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我认为我们要以‘正直’的态度去对待和我们有仇怨的人，而以恩德去报答对我们有恩德的人。” 由此可见，所谓“以德报怨”事实上违反了我们中国人中庸行事的基本原则，也偏离了待人处世的正道，因此，任意将“与人为善”改成“以德报怨”等于陷一个国家元首于不义了，更何况当时蒋中正确实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呢。 （历史学者）吴天威：“一般人啊有个错误观念，说蒋委员长讲‘以德报怨’，这个事情完全是没有根据，蒋委员长只在抗战胜利8·15的时候他的宣言说，我们要‘与人为善’，我们不是要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不是，但是日本要根据波茨坦会议负责赔偿，而且委员长对这个赔偿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加重，因为委员长和中国整个政府当时希望用这个赔偿的物资来振兴我们中国的工业，这完全是合理的嘛。” （历史学者）游芳悯：“民国28年蒋委员长已经下手令了，成立一个有关于抗战期间，甚至由东北被占领算起中国所受到的公私的损失，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么抗战胜利之后，这个调查委员会就变成向日本索赔的委员会，当时由行政院的副院长兼任主任委员，那么许多内阁的阁员就是各部的部长都是里面的成员，可见我们并不是不要日本赔偿。” 吴天威：“而且特别请大家注意的，赔偿已经开始，从1948年（口误）1月一直到1949年9月，从日本运回中国22条船，招商局派去22条船，运回中国3万多吨物资，当然这个数目很小啦，是不是，还有中国要求的是620亿美元啦，这个数目当然已经···620亿美元已经很小，因为中国调查还没有完整，不是从9·18算起，也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东三省和共产党占领的区域，所以这个赔偿啊已经开始，后来因为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个···变动，这个···内战的关系，因为国际间美苏的对立，冷战的开始，这样的话赔偿才停了。” 游芳悯：“1951年开这个‘旧金山和约’那时候的苏联气焰非常嚣张，那么所以呢，美国为着要防止苏俄同时要利用日本过去的工业的潜力，所以他要全力扶持日本，因此在‘旧金山和约’里面美国这边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要求，‘旧金山和约’我们中国并没有参加，因此到1952年，我们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给日本签订和约的时候，那我们也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甚至到1972年，田中角荣这个日本首相到大陆去访问，他和周恩来总理联合发表声明的时候，中国也···大陆也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个可以说当时对日的赔偿要求的放弃完全是在美国这方面，他因为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集团而为对付苏俄而引起来的，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基本原因。” （历史学者）黎东方：“蒋介石也冤枉的，他派的代表在日本跟日本人拍桌子大闹要赔偿，是美国人后来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叫蒋介石不许要日本赔偿，因为我们需要把日本重新建设起来抵抗苏联，你中国需要钱将来我们美国给你。美国给了没有啊？后来是一直到了韩战以后美国才来有···美援，那些美援不是送给我们的喔，借的喔，照加利钱还的，总而言之我们政府交到了美国政府总算领教了不少。”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大战中另一个轴心国家德国战后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 （历史学家）游芳悯：“现在德国人战后付给犹太人大概据估计要超过600亿美金，就是残余的这些遗属，或者是德国过去登记有案的这些犹太人的家庭被残害的，到目前为止还要领德国政府每一个月发给他的津贴大概是950块美金，那么每一个犹太家庭的每个人，大概人数有17万之多，所以这个钱呢预计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大概要超过将近1000亿美金，所以德国人他晓得自己有错误，应该付出这些战争的代价，而日本人呢，他不但是不承认他侵略的罪行，反而一再篡改这个历史。” （历史学者）吴天威：“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啊，我们有责任，我们也应该要求恢复那个赔偿嘛，今天谈到慰安妇了，中国慰安妇起码几十万，我举一例说吧，日本在河北在冀中一带有几千个碉堡，就是打共产党的军队的叫八路军的，几千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有慰安妇，你想想，那么这么个在中国的物资的掠夺，这个大家更不应该忘记了，至于我们世界都瞩目的所谓‘北京人’（头盖骨），日本现在也不承认，是日本人抢夺钱财也不承认，其他中国的东西拿去不知多少了，这个···古董，比如说西周的铜器，蒋夫人1991年7月份，她不是在这个故宫博物院讲演吗，希望这个列强特别是日本偷去的中国的古物要归还啊。俄国宣布了凡是战时他掠夺的德国的或者荷兰的、比利时任何国家的物资、文物归还。今天所有世界上的犹太人坚持要求凡是犹太人被各国抢去的财产或者破坏的财产一定要归还，一定要赔偿，否则的话犹太人认为，所谓‘火劫’啦，HOLOCAUST还没有完结。我们中国人哪，我们中国政府要有责任，要追取这个归还的···所谓日本人掠夺的物资、日本人掠夺的文物，特别是文物，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财产，我们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啊就随便丧失了，我们必须根据国际公法，任何法律他必须要归还的嘛，所以中日战争真正讲起来，是从法律上讲啊，从技术上讲啊，并没有完结，并没有结束，同时我们这一代我们一定给这一段历史搞清楚，一定给日本掠夺走中国人多少物资、多少财产、杀多少中国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账目，他日本能不能还得起那是两回事情，我们不能没有账目。青年人呀要牢记着日本欠我们多少财产，我们应该有一个数目的。” 刚才提过，战时我们在财物方面的损失毛估为550亿美元，至于人员伤亡，若以当年国际人寿保险市场最低的赔率来算，两者合计起来至少也超过了千亿美元，因此有人算过，假如中国坚持要日本人赔，那么当时日本全国就算倾其岁入所有，100年也赔不完，这么一来，他们可真的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但是，又有谁还记得这码往事呢？今天，他们篡改教科书、否认侵略事实，他们有钱买得下洛克菲勒广场，却不愿意偿还台籍军夫那么一点点小钱，除了摇头叹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台籍军夫）陈江火：“讲日本战败，结果我们不投降，我们跑入山林，跑入山林以草为食，吃了好几个月，结果都生病了，我现在生气的是日本人不归还我们的储金，不是要赔偿呀。” （台籍军夫）陈金堂：“战争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不敢啦，不能想那些嘛，家里的事情都不想啊，什么老婆啊，什么孩子啊，妈妈爸爸啦，都不想啦。” （台籍军夫）陈俊卿：“有时候我们怨日本，就是说你战败，你战败了我们也不跟你讨回，今天你国家成功了，你们日本有‘恩给法’，你这个‘恩给法’日本早就计划好了，不敢发表，等到7年后‘中日和约’签订，日本才发表这个‘恩给法’，这‘恩给法’在‘中日和约’签订后两天就发表了，哪有计划得这么快的。”【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第 19 页 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从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华这个民族是蛮可爱的，是可引以为荣的。民国27年，我们在极其艰困的处境之下仍不失其幽默感，印制了一张叫做“世界和平消遣图”的海报发行全球，图中的人像分别为八国联军时代瓜分我国的各列强领袖，整个画面说明我们不念旧恶，请他们到家里来打个卫生麻将的情形，这幅海报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性格。 一千多年来，中国人深受儒家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视一个“人”的尊严，所以传统中国人是不轻易向别人借钱的，万不得已借了，也必定会还，所谓言而有信。在战时，我们确实是在十万火急之下才向盟国伸手的，但这些钱不但每一分毫都还清了，而且还给过了头。 有人认为中国人是靠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赢得全局胜利的，我们不否认西太平洋战事逆转对日本形成的压力和原子弹的致命一击，提前结束了对日战争，但是1945·民国34年春，事实上我们第一梯次30个师的新军已经训练完毕，只要美国公公道道把“租借法案”该给我们的物资及早拨给我们，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仍然有望收复失土，只是日本在往后战役中的伤亡可能要比丧生在原子弹之下的人数高出数倍，照这么说，大和民族应该感激促使战争提前结束的原子弹才是，因为这一切本来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 抗战八年，中国人因为贫穷，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但我们却未曾沦落到人穷志短、穷斯滥矣的地步。民国33年，也就是战局最为恶劣的期间，蒋委员长不惜和罗斯福翻脸，坚持撤换走史迪威，便是为维护整个民族尊严，不计个人成败的显著例子。 有人说中日之战“日本惨败，中国惨胜！”其实不然，中国的胜利应是光荣的，因为从表象上看，中国之“惨”打战争一开始便已存在了，而最后我们赢得的是尊严，这正是当代人可以留传给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珍贵资产。 为了取得此一胜利，中国人和他的强敌在八年中进行了22次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以及象“卢沟桥”那种规模的战斗达38931次，这不只是个数字，而是真刀真枪要命的厮杀。在这些战役中，后人很难想象先人那种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情怀，甚至连他们的故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了。今天留下来的大概只剩下几柱碑记在荒僻的野地里孤独的矗立着，好奇的观光客就算很仔细念完铭文，恐怕也无法想象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事迹。 一寸河山一寸血（42） 中国对日抗战是本世纪重大的历史战争，这场仗不仅是中华这个民族抵御外侮的空前恶战，也是决定民族存亡绝续的生存之争，可惜在战争期间，由于国家贫穷、物资短缺，并没有留下多少影像资料，胜利后战乱未已，连仅有的记录都散迭无存，以致存证战时真像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有如凤毛麟角。 1994年，一个由前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刘侃如先生发起的民间组织，在马树礼先生、蒋纬国先生、夏功权先生支持之下，并承妇联会之襄助，开始积极筹划此一系列抗日影像战史的艰巨工作，从1994到95年这短短的一年期间，制作小组先后在台湾、大陆各省、美国、日本等地访问了近800位亲历战事的“历史见证人”，更远赴俄都莫斯科、东京、香港、北京、华盛顿搜集资料影片达8万余尺，照片3万余帧，参考我国、中国大陆及日本文字资料数百万言，编辑成电视形态播出的影集《一寸河山一寸血》四十集，于1995年9月9日，也就是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于台湾的中华电视公司播出。 我们深知这一套影像纪录片对整个历史而言是相当窳陋的，但即使如此，它已是唯一比较完整的保存了，至少这里也纪录了我们“把历史还给历史，让真相长白千秋”的客观与诚意。 1997年，制作小组重整行囊，踏上了抗日古战场之旅的行程，在两个多月密集的旅程中，我们沿着当年战火燃烧的路线，从北到南，足迹遍及了17个行省，造访当年硝烟漫天、神哭鬼号的主要战场旧址20余处。此行我们面对的虽然仅是人事已非的旧时山河，但由于曾经发生惊天泣鬼的战斗，而使一山一水、一城一窟都成了历史的场景，在它们之前，我们似无怨恨，也没有泪水，剩下的只是缭绕的思绪和一份深沉的悼念。 第四十二集 永恒的悼念 从北京西去宛平，花不到半个小时卢沟桥便赫然出现于眼前，1937年7月7日，中日双方开始在这里进行的战斗规模是很有限的，但由此而展开的一场国际性杀戮却长达八年之久，它攸关着三千多万生灵伤亡和难以计数的家园破碎。人类愚蠢的行为从一座象征人类文明与文化创造的古老桥梁开始是一种讽刺，也多一番警惕。 当年宛平县政府旧址现在已改成抗日纪念馆，馆里有一幅触目惊心的大壁画，描述着当年国军浴血奋战的情景，但更存真的战斗遗迹却留在城北一段被保留下来的城墙之上，城墙上的枪眼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厮杀的惨烈。 时间果真能够用来抚平人们心头的创痛，就看这斗大弹坑里的小黄花吧，它仿佛在春风中摇曳着，为天地间生命的韧性讴歌。 1937年8月，平津纷纷陷落。国军抵挡日军西进的第一场硬战，发生在居庸关下的北平东北方的南口。从地理环境来看，南口是平津小平原上靠西的第一道隘口，位于太行山脉北部的陡坡上，由于是西进山西的必经之道，因此便成为古来征战的要冲，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远远看到山坡上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正是汤恩伯的部队当年和日军白刃肉搏的战场。 南口是京张路上的一个小镇，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宅院，据说，这里正是当年汤恩伯的指挥所。在这里，国军以简陋的武器和敌人苦缠了20余日才逐渐向山西方面撤退。这个时候，蒋中正下令在上海另辟战场，山西显然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力拼强敌了。 当时，日军以南北两路进取太原，北路下忻口，南路日军于10月下旬过井陉直逼娘子关，企图与忻口南下的部队会师太原。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相传唐朝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驻屯于此，所以又称娘子关。娘子关是山西矿产东运的孔道，正（郑）太铁路便是由此入晋的，而古时代却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隘口，形势十分险要。 民国26年太原会战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这里，起初打得不错，后来由于忻口吃紧，黄绍竑调兵驰援而为日军所乘，于10月下旬失守。 太原，阎锡山的大本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池。由忻口南下，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间，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太原城墙的建筑尤其牢固，绝非一般野炮所能洞穿的，因此，虽然忻口、娘子关尽失，太原仍有固守的条件，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傅作义无心恋战。太原只打了一天就撤守了，迄今还留有倾圮的城墙供后人凭吊。 上海，在战前便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大陆开放后，也是变化最大的城市之一。今天在上海市，我们几乎完全找不到当年战争留下的遗迹。黄浦江畔大楼林立、行人熙攘，大概只有古老的外白渡桥还可以提供一些当时日机轰炸，老百姓拼了命蜂拥过桥抢进租界的联想。 也许，您还记得1937年8月13日下午，打响淞沪之役第一枪的八字桥吧，八字桥其实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怎么看都不起眼，但由于60多年前8·13那个下午，中日双方巡逻兵在这里发生冲突，继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而使这条小小的八字桥有幸名存青史。 浦东，在不断开发之下已经了无往日的迹象，高耸参天的电视塔，看不到当年百万大军鏖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场，事实上，更多人已经忘记今日的繁荣是建立在当初那一片瓦砾之上。 从上海到南京，今天搭火车只要花两个半小时，沿途正是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也是日军烧杀掳掠一路西杀南京的路线。 在此行之间，我们对南京城的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南京自1927年开始便是国府所在地。南京虽然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但由于时局纷乱，连个办公的处所都还没盖起来，上班只是暂借清季留下的两江总督衙门的旧址。这个明清建筑群，原本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盖给他爱将汉王的府邸。到了太平天国，这里成了洪秀全的天王府。对国民政府来讲，只是暂住，所以刚一开始连门面都十分简陋，后来在建筑物外加了一面门楣，刻了“国民政府”四个字，就这样凑合了10年。没想到，到了1937年连这四个字也保不住了。 胜利后，国家行宪，这里便成了总统府，蒋中正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就是在老汉王府的一个大厅中举行的。未几，大陆变色，国府又匆匆播迁到了台湾。 回想三十八年间，中国国民党创建了中华民国，在四分五裂的土地上东征北伐，更熬过了漫长的八年对日抗战，为这个民族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但自己却连个“家”都没有，想想不禁教人唏嘘、慨叹的。 南京，在中日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该是1937到1938年大屠杀事件，尽管日本当局至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但从纪念馆出来的日本年轻一代仍不免由衷的为他们上一代所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另一个不同的场景，这个场景在“明城”。南京“明城”将被列为世界性的保护文物，而它受损最为严重的一次便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在日军枪击炮轰之下1/4古城墙于当时毁于战火。1996年，南京当局发动大规模的“找城砖修城墙”的活动行列中竟然出现了许多日本人，是不安？是教训？如此场景令人深思。 在初期抗战中，“台儿庄之役”是振奋人心的一场重要胜利，虽然这场仗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台儿庄之役在中日战史上所留下的悲壮纪录，仍教后人为之澎湃激动不已。今天从运河南岸向北望去，台儿庄已非昔日模样，寨墙、碉楼都不见了，只剩下南门外运河旁的便桥桥墩还残存着。 台儿庄车站是这一役的著名地标，现在由于改道而弃置，但为了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局依照原样重建保留了下来。车站里空无一物，倒是邻近的地下坑道还是原来的样子。 城南的关帝庙据说就是当年池峰城的作战指挥所，战后一直保留迄今，可惜保留而未加整理，因此显得破落凌乱，但至少这里的一床一几都是真迹。60多年前池峰城和他的幕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以血肉之躯苦苦地守住了这一座小寨子，指挥所内部墙上的弹痕可以证实当时期待援军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难熬。 1938年，徐州突围后，数十万国军部队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穷追猛打之下，在华北宽广的平原上向西撤退，正是千钧一发之际蒋中正下令溃堤却敌。黄河本来是孕育华族文化的温床，但她的壮阔狂野也是历代祖先奋斗、征服的对象，我们从奔腾叫啸的黄水中学会了坚忍，也学会了包容，今天民族有难，她又象母亲一样展开双臂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 黄河决堤造成了一千多公里的地障，也为退守武汉的国军争取了三个月的宝贵时间。黄河的堤防历经几千年的修补十分牢固，车子行经其上就象开在六线道的马路一般。当年的爆破是从一个点向左右延伸的，所以今天在花园口已找不到新8师施工的历史痕迹，当地居民说大概就在这一带吧。 顺着当年的平汉路南行，我们来到湖北。这里原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是抗战期间战事最为频仍的地区，也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殉国的战场。此时湍湍南去的汉江流水依旧，只是夕阳下襄阳的身影却已是一幢幢高耸的现代建筑。 襄阳，这座身经百战的历史名城连个名字都已在岁月中渐渐淹没，新社区连接了汉江两岸的襄阳与樊城，取了个新的名字叫襄樊市，唯一留存的一点历史痕迹大概只剩下这一段段古老的城墙吧。 中国人几千年来在城墙的建筑上花了不少功夫，这一点可以用来说明她是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曾几何时，城墙在人类科技文明的精进中慢慢失去了它的价值，如今只能伴着荒草供有心人凭吊了， 十里长山在襄阳南去一百多里地。靠近宜城北边的一带山区，这里便是1940·民国29年5月间，张自忠率领33集团军74师将士们和日军恶战五昼夜的战场。 在十里长山一座不知名山头的山脚下，留有一座同难官兵冢，算是当年在这个战场上捐躯的官兵们最后归宿之处。 从山脚下遥望山顶，可以看到一座碑，据说那里就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处。由于没有路，要爬上那座山头并不容易，所以这几十年来上去的人不多，幸好如此，而使这座山顶保有了它自己的庄严与肃穆。 张自忠的纪念碑是民国30年建的，正是南瓜店之役的后一年，显然后来国军又光复了这一块土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改变人间面貌，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就象这一座碑一样。 沿粤汉路南下，我们重返这一座当年薛岳连战连捷的抗日名城——长沙。从北面南望去，湍湍湘水的右边就是长沙城，赫赫有名的岳麓山座落在城西，环绕于山南的建筑现在叫湖南师大，而远处的电视塔正是岳麓山巅。 山上的景象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人事早已全非了，象这座古老的建筑，据说就是当年的薛岳指挥部，而现在却改作疗养院了。 拾级而上，可以看到一座73军阵亡将士碑。73军是彭位仁的部队，属王陵基30集团军的劲旅。这个部队前后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伤亡惨重。阵亡的将士有一部分骨灰收藏在一座叫忠义观的灵骨塔中，在幽暗的塔里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单位名称，而那些骨灰罐子却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捣毁而荡然无存，所以这空荡荡、阴森森的忠义观被临近湖南师大的学生们称鬼门关。 今天，岳麓山已是长沙近郊的一处新兴游乐区，不过游客们的聚点在山顶的电视塔，那山后丛树杂草间被埋葬了的故事却依然相伴着万古寂寞与冷清。 长沙，终于在日本名为“一号作战”的最后一搏中沦入敌手，但是在它南方两百多里地的孤城衡阳却苦守了48天。这次为了寻找当年葛先才安葬三千忠骨的遗址而来到了衡阳，然而今天的张家山上景物早已全非，昔日硝烟弥漫的决死战场大约就在这座气象观测所的附近。经老年人的指认，这一片青青草地可能便是葛先才的埋骨之处，由于没有任何碑记，我们无所辨认与查考，但这些仿佛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他们的英勇事迹已长留青史，象碧绿的芳草永驻天地之间！ 张家山、肖家山、枫树山其实只是衡阳城南的一带丘陵地，也是衡阳保卫战中战斗最为惨烈的地方，当年白天霖炮击日军师团长佐久间的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近来附近的老建筑多纷纷拆除，只留下一座古老的土地庙，应该是国军预10师和日军68师团老兵们还可以辨认的地方。再往西走，原先厮杀惨烈的汽车西站原址还在，只是早已废置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市中心的老中央银行被围在一层层参差不齐的建筑物内层，这里就是当时方先觉的指挥所。在这一幢建筑物里，方先觉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以他的意志死守衡阳，苦撑了48天。 战事后期，中国战场扭转战局的契机来自制空权的掌握，而掌握中国战场制空权的基本条件不只是美国的长程轰炸机，我们当不会忘记还有中国万千老百姓人工打造出来的机场。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以及14航空队当年使用过但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 在一个久雨新霁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二十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而今那万马奔腾似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气干云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的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 虽然这些圆砣砣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砣砣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纪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它们无缘陈列于战事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 （画面：鸟瞰中山陵） 1946年，国府还都。当时的蒋主席率文武百官谒陵，其阵容何其壮盛，而今天，只有陵园的碑亭里还竖立着一块由当年行政院长谭延恺所书的石碑，上面留下“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简简单单几个字，如今，成了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一块历史碑记。 然而我们仍要强调，对日抗战确实是我华胄亘古以来最庞大、最惨烈、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民族战争，尔今尔后，无论中国人将要走向何方，都不影响此一关键之战的贡献与价值。我们当不忍心去扭曲已成事实的历史，更应让所有在此一役中流血流汗、忧心劳力的每一个人都应得到他应得的尊敬和永恒的怀念。【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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